高高原本叫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没人去探究;反正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叫着，其他的人也就都这么叫了。
　　 我寄养在舅公家的时候，高高才四十来岁，也算是当壮之年——在舅公的砖厂上做着杂活:推车、塑砖、上砖、下车，什么都做，也都做得不错，能抵几个人的活;所以他也是舅公家里的长工，唯一吃住都跟着舅公的。舅公家的砖厂不大，一块儿能置几百块砖的泥地，左边近路的一旁草草搭了几间棚房——供日头晒的时候人歇着喝口凉茶——看上去很是简陋。砖厂上一年到头都只是三个人把持着:舅公、高高、还有另一个做长工的;但舅公年轻时好炸鱼，把两只手给炸断了半截，所以说起来砖厂上能做工的也就只有两个人。这剩下的两人除开高高，另一个可比他瘦小了不少。我后来琢磨过，高高之所以叫高高，也许正是因为他生得很高大;凡有人和他一道走着，甭管高矮，都只是比他矮着半个头，或是还不及肩的差别;所以每当我提着茶壶去砖厂给他们送茶的时候，隔得老远，第一眼先瞥见的一定是他。可以这么说，砖厂上的活不一定离不开谁，但没了高高绝对是运作不起来了;但即使是这样，高高和舅奶的矛盾可是很深。做力气活儿的，吃得多，饿得快，即使晚饭吃得再多，到点儿了，该熬不住的还是熬不住，总得弄点儿吃食;可弄脏了碗筷，愿意去洗的就没几个了，高高就是这样。舅奶每早起来看见灶台上的碗筷，就免不得磕碗砸筷的，黑脸给眼色了。一天两天还好，时间一长就索性谁也看不惯谁，谁也甭理谁;后来，干脆的，晚饭也不吃，一下了工就不见了高高，但准知道他在哪儿，他好上了赌钱——白果塘赌钱的也就那几家，不是在这家的牌桌上见他泰然地叼着根烟坐着，便是在那家长条凳上见他弓着腰，从人围中探进半截身子，溜着一双熬红了的眼踅摸着押注。本来吃住都在舅公家里，给他的工钱算不得高，多年来都没能置房添子的。好了赌以后，又输多赢少，更是穷宭了，走在道上远远望见一人十有八九都是自己的债主，得绕着道走。灰溜溜的，他下了工以后又只得跟着回到了舅公家，吃晚饭的时候，舅奶一直黑着脸，等他放下碗筷阴阳怪调地说:“还晓得饿嘛——”从那以后，高高很少去赌了，但有时也还站在长条凳上看看别人押注，过过干瘾。早上灶台上也见不到隔夜的碗筷了，也不知道他是吃了洗了，还是忍住没吃。
　　 高高长的不丑，隆鼻大眼的，长年的体力劳动使他的脸棱角分明，再加上身材也高大，到哪儿都是入得了眼的;但四十来岁了，还在人家家里做着长工，没个女人愿意跟他，老光棍一条。人越是拥有的东西少，就越是珍视自己所拥有的。高高一穷二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自己的形体外貌了。头发常弄得油光水滑的，皮衣皮鞋也穿的绝对是好货，不像个一般的乡下人整日地头里晒，蓬头垢面的，鞋上甭管干的湿的，总附着泥。但即使这样，老光棍还是老光棍，他这样的与众不同不过是老光棍思春——没个正形。这可不只是别人说，后来我要离开舅公家了的时候，他的没正形还被舅奶抓住了根据。
　　 上完三年级，我奶奶来接我离开舅公家，在舅公家里打算待上几天再走。奶奶是个勤快人，趁着日头好，要把舅公家里的被单都洗洗晒晒。舅奶劝不过，只好给我奶奶搭把手。高高的被单，奶奶顺便也想撤下洗了，舅奶不让，说他邋遢得很，自己都不进他房间的，外面都能闻见臭味。但拗不过奶奶，只好和奶奶去撤被单，我好奇跟着她们——高高的房间算不上有多邋遢，只是和一般做力气活的人的房间一样，有些汗味儿。被单有些发黑，还没撤呢，舅奶看见被单正中央的一大块黑得发亮的斑迹。她扯了扯奶奶的手，叫她看，奶奶打量了一会儿讶异地说:“他怎么带人来家里做那事儿。”舅奶撇了撇嘴:“他一个老光棍，谁看得上他，肯定是自己弄的。”两人顿时都很是恶心，好像那块斑迹是天底下最污秽的东西。当时的我只听得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最后床单没撤下来洗了晒了，我和奶奶离开舅公家的前一天，高高倒是搬到了砖厂上，住在了棚房里。后来我在小镇的集市上遇见过舅公和高高一次，舅公没多大变化，只是头发多了些银茬子，高高却是有些老了，一张脸全是褶子。再后来，去过舅公的砖厂几次，都没有见着高高，不知道他是走了，还是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