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桌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在县城火炕都没有了。俗话说，皮之不在，毛之焉附。炕桌和火炕就是这样的关系。
　　 早年我们这座东北的县城可是家家有火炕的。那些年东北有漫长的冬季，冬季里经常是北风呼啸，大雪封门，气温在零下三十几度，没了火炕真不知道怎样生存。火炕，在东北，既可以取暖，又可以做饭，可谓一举多得。
　　 一想到火炕我的脊背上就会泛起一股暖意，那股暖意会顺着脊柱一点点漫到头顶，如醉如痴，因为躺在火炕上的滋味儿太美妙了。无论你白天干了多重的体力活儿，只要在火炕上睡上一宿，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会满血复活，疲惫消失得无影无踪。用本地话说：忒解乏了！
　　 还有，如果你是肚子疼，或胃不舒服，趴在火炕上烙一烙，很快就会感觉到热气在肚子里乱窜，而则无比的熨帖。
　　 因为家家有火炕，又因为习惯于在火炕上吃饭，所以几乎家家必备炕桌。炕桌很矮，大约也就一尺多高，成年人可以把腿伸到炕桌下面。当然讲究点的东北人必须要学会盘腿。如今盘腿已上升为瑜伽的难度，想当年东北的老辈人盘起腿来易如反掌。
　　 炕桌一般是长方形的，长不过一米左右，宽不过一尺半。刚好容得下六七口人家——那是当时每家人口的底线。如果再有多余的人口，没办法，只能有几位站着吃的。
　　 当然也有个别家庭父亲或者年龄大的是要吃小灶的，可以单独吃，即多放一张桌子，又当别论。
　　 俺爸虽然在家里乃至社会层面上都属于位高权重的那一个，但是他却始终不忘自己的劳动人民出身，从来不吃独食，始终和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着同样的饭菜。有一句很文学的话叫“一个锅里搅马勺”。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我们最渴望也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放桌子！
　　 每当爸妈喊出“放桌子”时，我和妹妹就会争先恐后去外屋搬炕桌。因为只要喊出放桌子，就意味着马上开饭，味蕾就会加速分泌，肚子里像有个青蛙一样“咕咕”的叫个不停。
　　 此时的饭桌，再不是一个呆头呆脑的木质家具，而是一只长着四条腿的能带来口齿生津的精灵，一个承载太多欢乐和幸福的天使。无论桌面上能摆放出什么样的饭食，它都会甘美如饴，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能量补充。
　　 那时候特别期待家里有点急难险重的活儿，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会有机缘品尝到平日里得不到的美食。
　　 那个时候家里的重活儿很多。比如去煤场给自己家拉煤再一篮子一篮子的倒腾到院子里，去拉引柴（冬天烧炉子引火的劈柴），去粮店买一个月的口粮，还比如立冬前买成车的秋白菜等。当然，干这些活儿的时候爸是绝对的主力。
　　 当时比较头疼的买煤。一般每季度买一次煤。为了节省几个雇车的钱，都是爸借车自己去拉。其实北关的煤场距离我们家不足一里地，但是却有一个下坡两个上坡。我十几岁就跟着爸买煤了。但因为身板瘦弱，基本上帮不了爸多大的忙。爸在前面拉车，我在后面推。下坡的时候我要当车闸用，死死的拽住车的后栏板。上坡的时候又要拿出吃奶劲儿的往前推。在老城墙的那个豁口，有时要折腾几次才能把沉重的煤车推上去，甚至还要求路过的人帮忙。而到了家里，连口气都不能喘，爸带着我再急忙把煤倒腾到院子里，免得占了胡同口，影响邻居们出行。
　　 干完这些活儿后，爸已经累得浑身热汗横流，头上像蒸锅一样冒着大团大团的热气。
　　 就在我和爸干活儿的时候，我就会听到屋里子妈在外屋地炒菜的声音。铲刀和铁锅相互撞击的“叮当”声响，是那个年代最美妙的乐章，胜过当时所有好听的歌曲。加上平日里难得闻到的葱花大料味儿直冲鼻息，忽然感到能吃到一顿可口的饭菜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
　　 其实等来到炕桌上，等来的不过是几道家常菜：青椒炒鸡蛋，酸菜炖粉条，素炒土豆丝，再有一个西红柿蛋花汤。
　　 但这已经足够奢侈。因为寻常日子里，我们基本吃的是苞米面饼子、高粱米粥或者小米粥，佐餐的只有腻歪歪的咸菜疙瘩！
　　 当然爸并不在意吃什么，而是在意炕桌上蓦然多出来的一壶烧酒。
　　 那是一个漏斗形的玻璃酒壶，确切地说那是一只烧杯，放在一个盛满热水的搪瓷茶缸里，烧杯口冒出的热腾腾而醇香的酒气，不用说嗜酒如命的爸，就连我这样的孩子都在氤氲的酒气中微醺了。于是爸的眉宇间就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意，那是苦难年代最开心的一刻。
　　 就像爸始终乐于和我们同桌吃饭一样，酒也是要和我分享的。他会给年少的我也倒上一盅，像对待一个成年人一样，拿起自己的酒盅和我一碰，说：来，干一个，解解乏！然后“滋溜”一声一饮而尽。
　　 我也学着爸的样子，端起酒盅“滋溜”一声一饮而尽，热辣辣的感觉从喉咙一直滚到胃里，继而，一种无比熨帖的感觉涌遍全身。
　　 此生关于酒的最初印象以及对酒的无限热爱应该从那时起就滥觞了。
　　 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炕桌，总是会油然想起炕桌上那只玻璃烧杯。炕桌和烧杯像是连体的，不可分割的，因为炕桌上只有摆上那只盛满烧酒的烧杯，炕桌才会变得无比温馨，心中泛起一股热到近乎流泪般的情愫。
　　
　　 （2020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