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经历（一）
　　
　　
　　 教坛大半生
　　 王荣伟
　　
　　 1961年9月，我由原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原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教书。从此，我在这半城半乡的齐齐哈尔市，工作并养老，至今已经56年了。我此生做过三个职业：种地一年，做计划统计员半年，教书33年。教授大学写作课程，可以说是我终生从事的职业。
　　 老实说，当教师并非我的理想职业，在我读大学前，是有着强烈的作家梦的。我在中专学习期间，刻苦地进行业余创作，取得一定成果，发表了20多篇小说，出版了3本小说集。我从计划统计员的工作岗位上离职考大学，并从四川财经学院退学再考，都是这个作家梦的驱使。
　　 我的作家梦，很快就被粉碎了――1957年的大运动，表明了写作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刘绍棠、王蒙、从维熙、邓友梅这些我引以为榜样的青年作家，都被一网打尽成了右派。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不能铤而走险。幸喜从事文学教育事业，也是能够在文学世界里陶醉的职业。于是，我安下心来，去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
　　 尽管我在教书的同时，又几次提笔创作，但是我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学方面。三十三年间，在校内我教过的有统招班34个，函授班14个，培训班4个；再说校外的班次，有干部培训班3个，师资培训班7个，文学作者培训班4个，自学辅导班6个，创作报告会20多次，等等。
　　 我的教学有个特点，追求独创，不愿模仿随众。我在三十多年的教学中，一直自编教学大纲和教材，虽然身无任何职衔，却无形中起着教研组长的作用。
　　 1961—1966年间，我们的教学是《文选与习作》，了；路数是讲范文，写仿作。我从表达方式出发，按记叙文、议论文、抒情文、说明文，规定了训练重点；同时编了《记叙文的写作》、《议论文的写作》、《抒情文的写作》、《说明文的写作》等教材。这些教材，很好地落实了写作的基本训练。
　　 1971年――1977年间，因文革停了5年的教学，以地方办的培训班的形式复课了。接着，1972――1876年，同全国形势一样，招了5届工农兵学员。鉴于当时的极左的政治气氛，过去的教学路数已经不再适用。我觉得，必须要突出政治的同时，落实基本训练。于是，按《大批判稿的写作》、《小评论的写作》、《新闻通讯的写作》、《调查报告的写作》、《总结的写作》，编写了大纲与教材。这样，顺乎形势，又落实了基本能力的训练。
　　 1977――1994年间，是我教学工作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的好形势，使我们各科的教学，都有了宽松的有利环境。此时，我编写了新的教学大纲，又编写了新的教材。在近20年的教学经验基础上，建立了写作教学的独特体系；进行了题为《写作能力要素定量化与训练方式程序化》的教学研究，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我针对写作课牵涉面广，教学内容难以少而精，因而无效劳动多的积弊，对学生的写作能力进行定量研究，确定了写作训练的具体内容为“摄取材料能力”等10余项能力；同时，在各项中又落实了100余个训练点。体现这一成果的教材《基础写作教程》，在系内使用了10余届，并为后续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项研究，获得了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校内上课的同时，我在校外的授课也很繁多：在铁路电大、市职工大学、市科委自学辅导班、富拉尔基电大、富拉尔基干部培训班，都是较长时间的系统授课；此外，还给市文联、市报社、部队、中学等学员做过辅导；还有，在系里校外办学过程中，到海拉尔、扎赉诺尔、新林、泰来等地讲过学。
　　 尽管在改革开放前的20来年间，我的辛苦的、优异的劳作，没有得到应得的肯定与嘉奖，但我仍然不改初心，任劳任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我的业绩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认可与奖励，我曾两次获得黑龙江省优秀教师称号，获得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获得曾宪梓教育奖，以及市、校两级奖励20多项。我曾担任三届市人大代表，并在齐齐哈尔市十届人大期间，担任常委，任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我于1994年3月退休，回首从教经历，感到自己是忠诚教育事业的优秀的人民教师，教坛大半生为黑龙江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应做的贡献。
　　
　　
　　
　　
　　 顶头上司，非比寻常
　　 王荣伟
　　 一个人，总要在一定的位置上工作，自然得有人领导你。不必往大里说，党、国、省、市的领导不知道你是老几；顶头上司，才是每天用眼睛盯着你的人。无数先辈用他们混着血泪的经验警告你，千万别教他把你列入黑名单。有一位基层领导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管别人饭票的人！”看看，他们即使管不了你的生死，却也管得了你咋样活着。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一个单位里，那些有才能、品性耿直的人，大都与基层头头处不好关系，因而也就遭到压制、排挤甚至残害。相反，倒是那些无能之辈与势利小人，因为溜须拍马、送礼行贿，而得到重用与提拔。
　　 我在初中、中专阶段，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青年。那时的我，常常管不住自己，行事缺少三思的环节。初中时，学校伙食很糟，每月每人6元钱的份额，被人从中贪占。我一时冲动，提笔给报社投稿批评这种状况。结果，查出了贪污犯，伙食得以改善。同学们欢呼雀跃，我自洋洋得意。没想到此举得罪了学校训育主任邢某，在中考时他在我的报考单上偷偷写了7个字：“品质坏不宜深造”。发榜时，我这个年级会考第一名的人，却落榜了。我并不着急，到市教育局申述，终得昭雪。但因开学近月，不能入高中学习，正赶上长春工业计划经济学校缺额，我便入了中专。这是我第一次因祸得福，中专伙食、书籍、文具国家全包，解脱了我家无力负担这些费用的危机。
　　 在中专，我又不守本分，于1954年开始写作小说。同年6月，《东北文学》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换地》；8月，又发表了一篇《快刀刘》。接着，《黑龙江文艺》、《吉林文艺》、《吉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集《换地》。做为一个学财经的学生，却要写小说，当时的领导－－统计科秘书宋某，大为震怒。罪名是专业思想不稳固，造成全校学生思想波动。一次上自习时，我在写小说，他把我的稿子没收了。我很生气，背地里说了一句：“这简直是泰罗制度！”泰罗制度，是西方管理工人的制度。这句话被人汇报上去了，宋某上纲上线，以“诬蔑新社会”的罪名，对我搞大批判，并记入档案。1956年，国家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会议，经沈阳作家协会推荐，大会决定我参加该会议，并选了我的一篇小说《菊花青骡子》入选。临到最后赴京开会之际，学校以“思想落后，影响恶劣”的罪名把我拿下。这是我第二次因祸得福，那个全国青年会议的参加者，如刘绍棠、王蒙等人，1957年几乎都当了右派，我算是躲过一劫。
　　 1957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录入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就进行反右补课。经过两次磨难的我，这回算是长了心眼，千小心，万小心，把握发言表态的分寸。不过，我在中专受过批判，档案里有材料，很可能“算老账”。幸运的是，我班党小组长陈先滋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十分稳重成熟。当时，我们年级6个班，指标是每班抓一个右派，结果抓了5个，唯独我们2班没抓。看来，我因为遇到了正派的顶头上司，免去了一场灾难。
　　 在那之后的30多年，我在齐齐哈尔师专、齐齐哈尔师院、齐齐哈尔大学教书。由于自己有着几十年的写作经验，所以在写作课教学中，较为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但是，由于左的政策的偏差，加上我对顶头上司不会逢迎讨好，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真所谓“前十七年空劳作”。感谢改革开放，使我得以施展才能，并且获得了应有的评价与奖励。我的业绩是由外及内得以体现的，我以创作的实际成果，在市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又以大量的社会活动，如在文联、报社举办的辅导班上几十次的讲课，对青年作者作品的几十篇评论，参与市内刊物《青年文学家》的编务，得到社会的较高评价。我曾被选为齐齐哈尔市第八、第九、第十届人大代表，第十届人大常委；黑龙江省写作学会理事，齐齐哈尔作家协会副主席。这种大形势，制约影响我的顶头上司，使他的钳制约束已经难以肆意运作，所以在单位内我又连续获得黑龙江省优秀教师、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奖项。
　　 1994年我应期退休了，从此进入了没有顶头上司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阶段。我要自己做自己的顶头上司，我要公正地对待自己，我要客观地评价自己，我要适度地奖惩自己。是啊，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
　　 23015,07,25
　　
　　
　　
　　
　　
　　 我生命途程中得到的评语
　　 王荣伟
　　 我生活过去的80多年，始终没离开学校：沈阳68中，长春工业计划经济学校，哈尔滨师范学院，是学习阶段；齐齐哈尔师专－齐齐哈尔师范学院－齐齐哈尔大学，是工作和退休的阶段。
　　 回忆起来，我自己觉得学习时是努力上进的，工作时是尽职尽责而且有所创建的。由于我的工作处于改革开放前后各17年的期间里，因为政治路线、政策的变化，我所得到的评价与待遇也随之有了根本的变化。请看：
　　 改革开放前：
　　 *能够认识到个人出身带来的不良影响，努力改造自己。
　　 *能够努力克服只专不红的错误倾向，但对政治学习仍不够主动积极。
　　 *政治上不够开展，不能主动靠近组织，极少向组织交心。
　　 *（内部评语）像他这样的人，只能使用，不能信任。
　　 *（文革整群众时）下一步，王xx等三人上墙。
　　 改革开放后：
　　 *王荣伟同志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被评为全省优秀教师，特颁发荣誉证书。
　　 *王荣伟同志的《写作训练内容定量化与训练过程序列化教学试验》成果获1993年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987年12月12日齐齐哈尔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王荣伟为齐齐哈尔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委员。
　　 *（市文联写实）王荣伟老师在70－80年代期间，为我市文学青年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他曾作文学辅导报告40余次，受众5000多人次；辅导评论地方青年作者习作50余人，论析作品百余篇。
　　 *(工作量统计）王荣伟老师，在近十几年间，先后在校内外的20余次培训班任课，累计授课2000余课时，受到好评。
　　 今非昔比，换了人间。
　　 2015，12，15
　　
　　
　　
　　 我生活经历中的“第一次”
　　 王荣伟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受社会条件（历史、民族、地域、政治、经济、道德、风俗等等）制约；也受个体条件（家庭、亲属、教育、智力、癖好）等等影响。人，生来平等，个体的成长发展，理应得到社会的同等相待；然而，大千世界纷乱繁复，造成了芸芸众生的不同遭遇。
　　 我人到老年，常常静坐回忆，发现生活经历的种种遭遇，虽然琐细微小，却也能显示出历史、社会的脉络与特点。下面，回忆本人经历中的某些“第一次”，也许能够有一斑窥豹的效果。
　　 我的第一次涨工资。我1961年当上了大学老师，定级工资56元。尽管我一直是勤勤恳恳教书，但工资却稳稳不动。直到我工作18年后的1979年，才第一次涨工资，增加了6元钱。这期间，我家添了4名孩子，6张嘴吃饭。
　　 我的第一次评职称。大学教师，是评定职称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规定是5年可升一级。我们这拨，赶上了工资职称不动的18年。1979年，开始评定职称，根本不考虑18年间教师的工作与进修的实际状况，一律从头开始，给我们这些已经达到教授水平的人，评了个讲师。
　　 我的第一次买穿戴。我自幼家贫，衣服、鞋子全是母亲手工制作。刚解放时，流行干部服，母亲用手针，仿作机器针脚。家做布鞋，也仿做工厂作法，手工装穿鞋带的“五眼”。我读初中，乃至中专，都是一身家作手工衣物。直到1954年6月，我写小说有了稿费，才在成衣店做了一套制服，买了一双球鞋。
　　 我的第一次住楼房。1961年工作以后，随即安家立户，住房成了大难题。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家三次搬迁，平房不过20平米。1984年11月，我住进了新楼房，二室一厨，60多平米。当时，我50岁，教龄23年。
　　 我的第一次有存折。说来惭愧，自从当上了家长，一直过着紧紧巴巴的穷日子。特别是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光临寒舍，使我喘气不匀。互助会是我家的救星，月月离不开。那时，笔记本上记的是债务，不知存折啥个模样。我家有存折是在我退休之后，此时岁月卸去了我抚养子女的重担，月有余钱，存起来生息。
　　 我的第一次受奖励。我教书33年，可以毫无愧色地自我评价，是个出色的好教师。我的教学，一直是自己编写教学大纲，力图体现写作技能的扎实训练。我的教学，总是以自己的写作实际，揭示写作过程的心理运程，从而调动学生们的思维活动。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20来年里，我三次为教研组起草教学大纲，我编写了本科目的大部分教材，我曾两次担负两个班的教学和作文批改，我却得不到一句表扬。是改革开放匡正了是非，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多次受奖。
　　 我的第一次担任领导职务。我因为出身不好，加之不喜逢迎，在工作的33年里，在本单位，连个小组长都没当上。基层领导，始终把我打入另册。不料，墙里开花墙外香，我在校外，却是名声不小，兼职颇多。我担任过三届市人大代表，一届市人大常委；我担任过两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我担任过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我担任过黑龙江省写作学会理事；担任过市广告学会副会长，等等。
　　 以上杂忆杂叙，感慨万千。个人如同蝼蚁，微不足道，仅以滴水反射大阳而已。
　　 2017，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