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四个多月没有写文章了。起初是因为猝不及防的家庭变故，随后是因为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
　　 去年11月中旬到武汉大学培训，每天课程都排得很紧，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我又坐在第一排，不要说缺课，就连迟到，都会觉得不安。80多岁的婆婆随小姑子在武汉生活，住在百步亭社区，为了多陪陪老人，我一个星期跑了三趟，每一次单程都要倒四趟地铁，花三个来小时。我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完全是出于孝顺，还出于怜恤老人对灾难一无所知。
　　 剩下不多的课余时间，无论是午间还是晩上，我都排得满满的。有时与一道参加培训的同事，有时只身一人，在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周边，有时从武昌到汉口，不停地行走。我想在行走的惊喜和疲惫中，体会华中重镇的份量、感知江城的辽远、了解码头文化的悲怆雄浑，更想以此破除“人生如梦”的惶惑，驱走内心的阴霾。
　　 那时，我就想好了，要写一篇关于武汉的文字，为珞珈仙狐、黄鹤鹦鹉、琴台流韵、江滩夜景、编钟神剑唱一曲赞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繁华的街市，都令我陶醉。又置身充满朝气的校园，一切似乎又都有了可爱的模样。
　　 这些年，经组织安排，我先后到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培训，每一次我都无比欣喜。在我看来：培训确实是最大的福利。清华的荷塘，北大的未名湖，交大的盛宣怀塑像都留下了我慎终追远的情怀。武汉大学也不例外，对她，我曾经有过无限的向往。
　　 “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武汉大学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但对一所大学而言，最具竞争力的是学科优势和人文优势。或许是因为年岁的缘故，我越来越相信物竞天择，历久弥新的东西才是最具生命力的好东西。所以，对武汉大学的最初印象，是那“国立武汉大学”的老门楼。那天晚上，我和几位同事相邀夜游武汉大学，一开始就执着地寻找那座标志性建筑。校园内的道路蜿蜒曲折，在昏暗的灯光下骑行，很难分清楚东南西北。一路上我们问了很多人，即便按照导航，也有走错的时候。好在有两位男同事方位感强，终于在骑过一段昏暗后豁然开朗。但见开阔明亮的广场中，赫然伫立着一座独特的门楼。我急忙支好共享单车，来不及拿起车框里的背包，满心欢喜地在门前门后看了个够。
　　 老门楼几经兴衰，屡毁屡建，早已超越实际用途，而极具象征意义。正面门楣上书：“国立武汉大学”，六个正楷大字遒劲端庄，有沧海横流，不改英雄本色的镇定与稳重。有人说按照现在的阅读习惯，“学大汉，武立国”也颇有气势。但我觉得不管世事怎样流变，文化怎样演进，忠于历史，因循事实，才是推陈出新的根本。背面门楣上书：“文法理工农医”，六个篆书大字浑厚拙朴，满是穿越时空一路走来的颠沛沧桑。
　　 站在门楼前，我想起了武汉大学的前世今生，想起了那在我的想象中，可能曾经拖着长辫子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想起了武汉大学那栋工学院的老楼，那栋建成后三个月就被日军强占为医院的老楼。墙上残存的黑色墨迹依稀可辨，它记载了屈辱，也见证了民族复兴强国的历史。
　　 我还想起了武汉大学校园内的那些塑像。
　　 我与王世杰老校长的塑像不期而遇。在即将离开武汉大学的那天，我下决心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于是，宋卿体育馆、樱园老斋舍、樱顶老图书馆、半山庐等老建筑串连起我的行程，让我徜徉其中，与许多先贤圣哲会晤。
　　 王世杰是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是他提出要把武汉大学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综合性一流大学。那天，老图书馆在准备一场周末活动，我无缘入内参观，只好悻悻然四周观望。先是在图书馆正门前凭栏眺望，秋色中的武大校园格外静谧，偶尔从老斋舍高踏步传来脚步声，也十分轻微。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屏声静气是对学问的尊重，也是对百年来为营建这样一所学校先贤的礼敬！王世杰老校长的半身塑像安然矗立在老图书馆的左侧，他以睿智的目光洞悉一切，又以温和的面容接纳一切，与他四目相对，他那历经风雨后的镇定，让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醍醐灌顶，通达快慰。
　　 李达的雕像，是我刻意去寻找的。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一大、二大会议代表，后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谲云诡，退出了共产主义阵营。他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学者。作为湖南老乡，他以《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以及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赢得了毛主席的赏识。在党的召唤下，他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李达出任建国后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励精图治13年，却在风雨如磐的动荡岁月惨死于同胞的禁锢与鞭笞。
　　 李达校长的雕像，在梅园小树林，因此梅园小树林也被称为“李达园”。校园大，树木多，林荫道蜿蜒曲折，即便有导航，要找到一个确定的位置也不容易。李达雕像掩映在树丛中，我打他身边经过也没有发现。我向一个老师模样的女士打听，她冷冷地给我指了一个方向，循她指的方向前行，却是南辕北辙。再按导航指示，返身下坡，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男生经过。我凑上前去，轻声问道：“同学，你知道李达雕像在哪吗？”他顺手一指说：“那儿有座雕像，不知是不是李达的。”我急忙跑过去，果然是李达雕像。李达校长半身塑像简洁硬挺，底座上只有姓名和生卒年月。李达校长面容清癯，深邃的眼神，坚定的面容让我肃然起敬！我站在雕像正前方，恭恭敬敬地向这位老人鞠了三个躬。山坡上的樟树直上青云，像撑开的绿色巨伞，似乎和老人一起庇护生灵，为我们遮风挡雨。
　　 走出梅园小树林，我有一些不安。我不能接受在这样一所象牙塔里，人文缺失。李达可是他们的老校长，在任13年呕心沥血，目之所及还有许多属于他当年的建树，可他本身却被很多人遗忘了。武汉大学老门楼背面门楣上：“文法理工农医”赫然在目，人文一直都是她最闪光的招牌，校长本应是一所学校人文架构的基石。在我看来武汉大学的老师学生不知道李达，就像北京大学的不知道胡适，清华大学的不知道梅贻琦一样，夷匪所思。
　　 闻一多先生曾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斗士。他的塑像，坐落在狮子山顶、文学院楼旁，是为纪念他逝世40周年修建的。他的塑像有些不同，轮廓分明的头像下面是巨大的基座，基座上是由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写的“闻一多”及签名落款。但见愤怒的诗人双眉紧蹙，目光如炬，即使在斑斓的树阴里，忧心如焚的赤子之情，依然清晰可见。闻一多对后辈的影响，缘于他深厚的学问，缘于他嫉恶如仇的品性，更缘于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呐喊。他确实不怕死，最终倒在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血泊中。在武汉大学校园里，他的印迹随处可见。譬如，珞珈山，曾为落驾山、落袈山、罗家山，最终是闻一多先生为它定名，使它有了更多文学的意味，武汉大学一路走来的荜路蓝缕，在诗人浪漫的才情中举重若轻。
　　 武汉大学紧张的学习生活，让我暂时淡忘了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幸。每一天都在感受：武大之美，在自然；武大之盛，在人文。武大留在我记忆中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盛数不胜数，每一处都可以洋洋数言。之所以选择这样几座塑像投注我的深情，是想告诫自己：岁月静好，是一种理想，每一处安静温暖，都有过动荡和冷寂，承受和担当是与生俱来的使命。王世杰、李达、闻一多，他们的肉身早已死去，而学术品格、大爱情怀、献身精神却沉淀下来，成为武汉大学人文之盛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武汉大学外，江城还有一些地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们曾强劲地触动我的内心，让我在诗意的浪漫中得到了慰藉。如湖北博物馆琳琅的展品，尤其是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剑。如东湖的开阔与平静，如汉口租界和江滩霓虹，都丰富了我关于武汉的记忆，使她在我的头脑中变得具体形象起来。
　　 涉及历史，写战国编钟或是越王剑我都有些力不从心。正当我翻阅书籍、收看讲座准备开笔的时候，新冠肺炎如雷贯耳，武汉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这场灾难阻挡了我们春节团聚的脚步，原本武汉的亲人、上饶的亲人都要去广州去过年的。面对汹涌的疫情我们不得不改变计划，中止行程。这样，虽然没有了旅途感染的担忧，却有了亲人们置身疫情中心的牵挂。
　　 那些天，我发了疯地网罗各种信息，心总是被各种言说搞得七上八下。“人不传人”“可控可防”曾让我稍许安定，但泛滥的疫情触目惊心。钟南山，一位逆行的国士，一位在非典疫情中敢于直言的英雄，他又一次实话实说，自此，“驰援武汉”刻不容缓。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调度和指挥下，医护队伍、医用防护物资、生活必须品，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进入武汉，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拔地而起，与时间赛跑，武汉正经历着一场全民战争。
　　 疫情趋稳，我心神稍定，但还是干不了什么正事。鬼使神差，我竟然又一次读起老舍的作品来。对《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里曾经不太在意的句子，突然有了深刻的体悟。老舍笔下虽然只写了普通人的悲欢，其实在灾难面前，不同的圈子，都有一样的悲欢。
　　 在灾难面前，善与恶都无处遁形。灾难仿佛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来不及或无心伪装和修饰最本真的样子。
　　 这么多天来，作家方方都是一种闪光的存在。她的《武汉日记》里的善和恶，都是最本真的样子，她颇有底气的“我老了，但我的批评从来不会老”，像投枪和匕首，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口罩并不缺货，缺的只是怎么才能到市民手上”，直击要害，扯开黑幕，揭露丑行；“元月10号到20号，那些频繁开会的人们，各自小心吧。病毒是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的”，满怀愤恨，却没有丝毫幸灾乐祸；“‘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又道出了多少人的委屈和悲伤?
　　 无独有偶，另一位为武汉疫情无心过年的学者易中天。易中天与方方，两人都不是在武汉出生，但又都是在武汉长大的。巧合的是，两人都在1978年这一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不过方方读本科，年长8岁的易中天读研。如今，疫情突发，两位老人，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城外。
　　 城内的方方用作家的良知和温度，提供给读者了解武汉的一个窗口；城外的易中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和骨气。《武汉铆住》，一个“铆”，是他与武汉一起发力，坚持到底的决心。
　　 至性者，乃有真情，于大灾之前悲天悯人，于危难时刻能挺身而出，是方方和易中天文人气节，是他们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继承和发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文积淀总与苦难、血泪、生死相伴生。个人德行、城市品位、社会规范都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唯其如此，钟南山院士说，武汉人是英雄。确实，武汉人是英雄。从楚国问鼎中原，到战国七雄；从屈原流放到东坡垦荒；从武昌起义到二七罢工，哪一段历史都有爱恨情仇、血雨腥风。武汉，荆楚大地从来都经受住了考验。
　　 在灾难面前，英雄的名字一长串：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朱海秀……他们都是中华文化陶冶出来的精英。“向死而生”，是一种担当；“与子同袍，岂曰无衣”，是一种情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无可逃避也不会逃避的责任。这样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涵养，从来都是人类抵御天灾和人祸的强大力量。
　　 灾难中一次次脱胎换骨的武汉，在这场疫情中也一定会浴火重生！她的体格一定会更加强壮，人文之盛终将超越疫情和灾难，给武汉更多护佑。因此，我相信，武汉，一定别来无恙，下次再见，一定又是健康可爱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