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更是一个对周围事物感知能力严重不足的人。每天有滋有味地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外面的世界变化如何，外面的人过得怎样，我一概不知道。
　　 年前，女儿在电话中告诉我，武汉发生了重大的疫情。我没在意，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哪怕是女儿告诉我，她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口罩都落了空，我还是没想过要去买口罩留着备用。我照样该干嘛就干嘛，买年货与把家里的卫生搞好才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遇上一个不开窍的妈妈，我不知道女儿的内心是不是崩溃的？
　　 如果不是孩子要求她爸爸买口罩，我才不会去药店。在我心里，女儿所有的事情都是天大的事情。
　　 我和爱人去了三家药店：一家药店口罩断货，一家药店买到了二十个一次性口罩，一家药店限购，每人只准买五个一次性口罩。
　　 难道真的像孩子说的，疫情很严重？我心里一阵发虚，三十个一次性口罩是不是少了点？要不要再去别的药店看看？
　　 爱人的态度比之前的我更乐观：“足够了！说不定武汉的疫情很快就控制了，这三十个口罩压根就派不上用场。”
　　 我打电话请示了一下女儿，“没事，妈妈，等我回来再说吧。”孩子的话让我稍微安了点心。
　　 元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半，我们在娄底高铁站接到了全副武装从长沙回来的女儿。N95的口罩从早上七点出门上班开始戴到了现在，全程没有摘下来。哪怕是坐上了私家车，女儿都一直戴着。
　　 “要过年了，长沙这几天的高铁站与地铁站，客流量暴增。我本想一个人待在长沙过年算了，怕在回来的路上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一不小心把病毒给带回了家，那就不好了。”
　　 “那不行，出租屋里什么都没有，喝西北风呀？”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为何物的我一副百毒不侵的模样：“你看娘一身正气压倒所有的邪气！以前你得腮性炎长水痘，都是娘陪着你，抱着你睡的，不也没事？”
　　 女儿告诉我：“现在出门戴口罩的，都是那些大人口中爱吃垃圾食品，经常吃外卖，昼夜颠倒，不爱惜身体的年轻人。”
　　 “也是，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中年人，没几人会刷微博，自然消息不灵通，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把三十个一次性口罩拿给女儿，她要我们留着自己用。她说她已经买到了口罩，只是有点贵。想试图说服女儿收下口罩的我：“狼来了，也不会来咱们大娄底。咱们涟钢这种要钢有钢，要铁有铁的大型钢铁厂，它也敢来？它真以为咱们高炉的钢水铁水都是摆看的？随便一炉钢水铁水分分钟就能把它给烧死。再说了，2003年的非典不也没传过来？”
　　 “妈妈，你知道么？现在全国各地不戴口罩的，没把新型冠状病毒的严重性放在心里的，都是你们这种经常给儿女们发如何保养身体的中年人。”
　　 我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手中的口罩，发现爱人单独买的那二十个一次性口罩是过期了的。
　　 “也罢，反正过了期，那就放在家里让它们落灰尘吧。”望着女儿那无语的表情，我见好就收。
　　 我用余光偷瞄了一下女儿脸上口罩的勒痕，还好，在家的这几天可以不用戴口罩，年轻人，恢复能力强。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回农村陪婆婆过年的计划，我立马取消。一意孤行的爱人不想落个不孝的名声，决定第二天一大早，独自回农村。我要爱人过完元宵节再回来，安安心心地待在农村陪婆婆，用行动尽孝。
　　 女儿贴心地给她爸爸准备了一个N95的口罩，两个一次性医用口罩。要她爸爸回去的路上戴一个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回来的路上戴另一个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N95口罩始终戴在外面。一定不能用手触碰N95口罩的外部，记得勤洗手。
　　 我生怕爱人遗落了哪个重要的环节，又把女儿的话给重复了一遍。我们最初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都来源于我的女儿。虽然对这种病毒的凶险程度我不是很了解，但我选择相信我的女儿，凡事小心一点没坏处。
　　 第二天上午十点，武汉封城了。狼，真的来了。
　　 这一天，我和女儿全副武装出门买口罩。我们在涟钢医院附近的药店买了六十个一次性口罩，四个9501口罩。
　　 全国各地迅速启动了一级响应，微信群里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像雪花一样，铺天盖地的飘了下来。我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似的，不分昼夜地看着。
　　 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场景，都出现了。医生护士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勒到窒息的N95口罩，护目镜，手套。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为了抢救更多的病人，他们舍身忘死地与死神赛跑。
　　 我作为一名有着二十八年党龄的老党员，疫情期间，能不出门，我坚决不出门；能不聚餐，我坚决不聚餐。企盼团圆的我，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无情”地拒绝了近在咫尺的父母、亲人们。不给国家添麻烦，不给白衣天使增负担，是我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元月二十七日，我们开私家车把女儿送到高铁站。她调皮地望着我：“妈妈，传说中的‘B’还没出来，你和爸爸一定要乖乖地待在家里，共同把月子给坐好，不能当那遭人嫌弃的‘2B’哦。”
　　 “我的宝宝也是！除了上班，哪也别去。安心待在家里‘养胎’，千万不能动了胎气。”
　　 涟钢所有的区域，大部分住的都是本厂的职工与家属。在物业与社区的共同坚守，广大职工与家属的配合下，所有小区零感染。雨花区是长沙的‘重灾区’之一，女儿居住的小区又榜上有名。她作为一名普通的一线员工，在人流堆积的密闭环境中工作。说实话，我是担心的。当然，与那些奋战在疫情一线的白衣战士们相比，她们算不得什么。
　　 从那天开始，互相调侃“坐月子”、“养胎”、成了我们母女俩通电话时的日常。
　　 接下来的日子，我做梦都没想过，自己也会有用上口罩的这一天。我与老公都没上班，哪来的口罩？如果不是女儿把这几十个一次性口罩都留给了我，我们只怕连生存都很难：没口罩进不了超市买不了菜，甚至进出不了小区的大门。
　　 我庆幸自己生了一个如此优秀有远见的女儿，也为同是父母女儿的自己感到内疚。好在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去年上半年，大哥脸部过敏，买了几十个医用口罩没用完。疫情期间，正好派上了用场。
　　 微信里传着一张“猪看着屠夫屠宰同伴”的图片，配着文字：“知道得太多不快乐”。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像极了那只趴在栏杆上的“猪”，每天眼睁睁地看着屠夫任意宰杀着自己的同胞，难受却无能为力。
　　 寒冷的深夜里，女孩无助地跟在装着妈妈遗体的车子后面，凄惨地哭喊着妈妈。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只有女孩凄冷的身影。从此，人世间，女孩再也没妈妈。
　　 人到中年的护士长撕心裂肺地哭喊着院长爱人，穿着厚重隔离服的手，几次试图想抓住装着爱人的车子不愿撒手，都落了空。从此，在她身边，再也无夫君的身影。
　　 我越看越难受，为武汉的同胞们难受。越看越担忧，为逆行的白衣天使们担忧。
　　 我知道，知道得太多会不快乐。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总会不受控制地按时“批阅奏折”。
　　 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心里早已把白衣天使当成了神。其实，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凡身肉体。唯一不同的是，在疫情面前，他们是敢于冲锋在前的白衣战士。是他们用自己的凡身肉体为我们挡住了死神，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他们也会受伤，也会有病痛。
　　 二零一八年的冬天，一颗小小的肾结石把我母亲给痛得死去活来。从头至尾，母亲所受的痛，都是我戴着“有色眼镜”造成的。我拒绝了医生的建议，没让母亲马上住院消炎。两天之后，痛得受不了的母亲在父亲的陪同下，住院消炎，此时母亲的肾脏已经肿胀了。幸亏没有酿成大祸，否则我这一生，后悔都来不及。
　　 入院消完炎之后的那些天，邻床的小刘不理解，我为何要阻止公费医疗的母亲微创手术。
　　 我固执地以为，只要多喝水，多跳跳，结石就会自己掉下来。我忘了，看上去年轻的母亲，早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了。
　　 我的每一个“龌龊”的想法，都被母亲的主治医生看破。有着高学历的朱医生，修养极高，从不说破。他会用一口标准的涟钢话关爱地望着我的母亲：“奶奶，您多喝点水，看它能不能自己掉下来。能掉下来更好，万一不能掉下来，请您相信我，您的朱医生有办法让它出来。”
　　 医者仁心，看得出，母亲很依赖他：“奶奶，您这不是在跳结石，只是全身在抖动。您心脏不好，血压也高，跳的时候得悠着点。”
　　 他的洞察力很强，和心理医生有得一比：“奶奶，您明天早上再去做一次B超，看看结石是不是掉下来了。如果没有，要过年了，我们约个时间，把它早点给做掉，欢欢喜喜过大年。”
　　 他的说服力相当强，当大学老师绰绰有余：“奶奶，您放心，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手术。我会按年龄、按身体的状况来动手术。您不要紧张，我把您安排在第一个做。”
　　 他很有亲和力，说的每句话让人听了很暖心：“奶奶，手术非常成功，再打两天消炎针就可以出院了。回家多喝水，尽量不出门，每天只需要在家里稍微走动走动就行了，半个月后来医院取管子。”
　　 他就是那个在我母亲心里，像神一样存在的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泌尿科主治医生朱云，是他温暖了我们整个冬季。
　　 还有泌尿科的姑娘们，我都忘了她们长啥样了。只知道她们个个长得很漂亮，做事细心耐得烦。我记得，母亲动完手术出来时，是漂亮的护士们帮忙抬上病床的。细腻的她们早看出、我比母亲矮了大半个头。
　　 过了有大半年的样子，朱医生的朋友圈里，有几张他下楼时不小心摔伤，腿上打满了石膏的照片。我母亲听了之后，心疼不已。
　　 我唯一的房东香香，一个邵阳的内科医生。我看到她朋友圈里，桌子上一大堆的药。她连续几天全天都坐诊，忙得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得了重感冒。
　　 一向乐于助人，善良的白衣天使丢丢。我看到她朋友圈里，穿着宽大的病服，说是动了一个小手术。
　　 他们真的是人，而不是神。只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是白衣天使。而在疫情期间，他们却是白衣战士。
　　 随着疫情的不断好转，我的心情也跟着好转起来。我们的国，是强大的国。我们的同胞，是最有凝聚力的同胞。身为华夏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与全国的同胞们一样，期待疫情早点结束。
　　 我会在疫情结束的第一时间赶到长沙，把我的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