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居家的日子里，又把几次都没有完成的有关“幸福”的随笔文章拿了出来。想想疫区人民遭受的痛苦是那么的实在，感同身受；想想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快乐的生活和美满的日子是那么地脆弱，甚至经受不住几粒小小病毒的偷袭；再想想幸福的生活又是那么的缥缈、虚幻、茫然。唉……，还是把它写完，希望能对读者有点启示吧。
　　 曾经有电视记者在大街上做幸福感调查，举着话筒追问各色人等“你幸福吗？”因而也获得了多种有意思的神回复。
　　 “你幸福吗？”“我姓曾”。这是农民工对着镜头的调侃；
　　 “你幸福吗？”“我姓福，名叫尔康，你也可以叫我额驸”。这是网友的黑色幽默；
　　 “你幸福吗？”“你说你问我一卖菜的幸福不幸福有意思吗？”这是女摊贩的直接回怼；
　　 “你幸福吗？”“我幸不幸福，干你鸟事？”这是学者易中天的气急败坏。
　　 为什么很多人一被问到幸不幸福就不出好气呢？也许是因为人们都觉得幸福这个词太矫情了吧。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出自本能地追求幸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也都以为获得幸福是有希望的事，只要我们勤奋努力就能过上富足和舒心的日子，那样的日子就是幸福。我们想象中的幸福日子也比较简单，都是希望达到某个阶段性的目标：比如，觉得有了多少财产就可以满足了；住上多大的房子就享受了；买辆什么豪车就拉风了；追求到什么人就甜蜜了等等。可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达到了这样的目标，却发现并没有体会到我们期望的那种幸福感觉，或者幸福的感觉很短暂的一晃就过去了，而我们追求的那种幸福的生活状态似乎跟我们之间还是原来那个距离。
　　 按理说，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获得幸福的几率应该越来越大，感受到幸福的人也应该越来越多。但是相反，许多人却觉得现在的幸福感甚至没有物质贫乏时期，大家一起过穷日子，贫富相差不大的时候多了。
　　 很多人也都有同感，觉得幸福这个东西很怪，似乎距离不远，却怎么玩命追求也难以到手。它有时像彩虹，远看很漂亮，好不容易钻进去了，却啥也摸不着；有时像阿凡提小毛驴前面悬吊着的胡萝卜，毛驴和胡萝卜总保持着等距，毛驴走的快，胡萝卜也走的快，差一步就是总也吃不到嘴，只是在引逗着小毛驴努力的奔波追逐；有时又像冰棍，酷暑难耐时吃上一根，确实很冰凉惬意，感觉很满足，但是它转瞬即化，有时没有等你品尝出滋味就溜进肚子里去了。
　　 那人们心底企盼的幸福到底有没有、能不能得到呢？
　　 不仅是我们有这一问，其实在很久以前的古人也在试图探索和归纳这个问题。
　　 最有代表性的是《尚书▪洪范》里把人们能够幸福的“硬核”条件总结归纳为五项内容：所谓“寿、富、康宁、攸好德和考终命。”汉朝桓谭在《新论》里又添加了“贵”和“子孙众多”两个条件。
　　 设想一下，如果这些条件真的具足了，不仅在别人的眼里肯定是个幸福的人，而且我们自己也会觉得生活能够如此圆满，“夫复何求？”这就是世人眼里看到和心里盼望的幸福。
　　 这个归纳咋一看很有道理，试想一下：你不仅钱财盈余的足够你几辈子使劲花，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还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在外面还众望所归人脉广大，回到家子孙满堂含饴绕膝；还活的比别人都长，最后还是灯油耗尽、芯捻燃光的自然熄灭式的寿终正寝含笑九泉。这些美事无论落在谁的身上，估计此人也会因为太高兴而患上失眠症，因为夜里会不时地笑抽笑醒。
　　 可是古人中的智者就不这么看。《庄子▪外篇》里封人对尧说：“寿、富、多男子（儿），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尧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智慧深邃地看穿了事情的另一面：因为男丁承担的责任义务（比如打猎御敌）的危险系数大，招灾惹祸也多，弄不好就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儿子多了担惊受怕的时候就多；财富多了麻烦事就多，因为要防火防盗防贬值防败家子，所以要操心看守；活得太长没有了工作能力，再丧失了自理能力，有福报的受人怜悯，没福报的被人嫌弃，就失去人生尊严，就会感受屈辱。
　　 而孔圣人在《论语▪宪问》里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在物质匮乏时代，你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而且只会消耗别人创造的，形同偷盗，怎么会招人待见那。
　　 古代圣人用智慧对这样的幸福观进行了否定，我们现代人如果稍作分析，也会发觉如此的幸福标准难以成立。
　　 为什么呢？因为上述那些条件都是相对的，是比较出来的，这种标准不是恒定不变的，所以是不实的，虚假的；另一方面，别说要具足所有条件，难度极大，在漫长的人生中即便是某个时间节点凑足所有条件也是难上加难，甚至每个条件都很难靠人为因素努力获得，基本上都是“求之而不得”。
　　 先说“寿”，活多大岁数才算长寿呢？在普遍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阶段，活到“古来稀”的年纪可以算达到“寿”的标准了。但是如今到了平均寿命７６－７岁了，而且还是“平均”的寿命，８０多岁很普遍，９０多岁也常见的时候了，这个长寿的标准肯定也要水涨船高到９０多甚至百岁了。而长命百岁除了是“惠而不费”的口头祝福以外，是依靠养生和锻炼等等因素就可以自己把握争取到的吗？
　　 “富”则更是无常到了难以掌控的地步。侯耀华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么，有多少财富，比别人多多少财富才算“富”，才可以有把握保障自我和儿孙永久的高质量生活，可以让心真的踏实下来呢？所以，没有财富时追求财富历尽千辛万苦，有了财富希望保值增值更是战战兢兢。而稍有疏忽，就像长生疫苗，昨天还在网上炫富，今天就轰然倒塌。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例子俯拾皆是。经济危机时自杀的都是曾经的富人，破产清算的也都是曾经的资本家。所以古人才又反过来劝导我们要“少欲知足”，要“知足常乐”要“安贫乐道”。因为“求财”不易，“守财”更难。所以，尧帝所说的财富多了是麻烦事，而不是幸福的直接原因是很有道理的。
　　 “康宁”的身心状态也是很难获得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是人们总结出来的普遍现象，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健康和病痛的不断转换过程。而越老病痛越多更是一般规律，器官逐渐老化直至损坏是不可逆转的。科学锻炼和养生可以有限地提高健康水平，仅此而已；心态安宁更是难得的福报，多少高官、富人、名流、明星罹患抑郁症，很多伟人更是一生都饱受失眠和焦虑的折磨，那些都是比较“富”和“贵”的人。
　　 “攸好德”也很不容易。德行尽管可以通过自我修养提升，但是，不“为富不仁”，而做到“富而能仁”的确实不多，因为“无商不奸”的聚敛财富的心理活动和播撒仁爱的道德取向是相悖的心理抉择和运行趋势，一个是往里“胡搂”一个是向外“奉献”，那是一对天生的在本性中就难以调和的矛盾。
　　 “考寿终”则更不是自己能够做主，自己能够说了算的事情了。《论语》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连怎么活都整不明白，怎么死就更知不道了。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几千年来人类对自我命运、人生际遇不能自主把控的最无奈的总结表述了。
　　 特别是由比较得来的相对的“福”，是建立在自私的心态上，因为自己比其他人活的长，比其他人富贵，比其他人健康等等，所以获得沾沾自喜式的满足。也就是俗话说的，“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不幸福甚至是痛苦之上。”这种自私狭隘的心态是不健康的，起码达不到“攸好德”的标准，怎么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其实，幸福生活真的有些重要条件不可或缺，比如，必须是生在太平盛世，不能遇到瘟疫、地震、海啸、冰雹等天灾；也不能有战争、盗匪、窃贼等人祸。所谓“宁做盛世犬，不为乱世人”是人们对兵燹战祸和自然灾害可以让人瞬间丧失一切财富地位，甚至健康生命，所带来无尽苦难的悲惨感受。
　　 分析上述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出来古人对幸福的基本判断依据，大都是来自于外部硬件条件是否具备。这也是用客观评价标准来判断幸福与否的认知阶段。
　　 到近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发展了，人们才发觉发现，原来幸福不在外面，不仅仅是那些长寿啊、财富啊、健康啊等等外在条件，幸福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感觉，是一种心理活动。由此，“幸福感”这个词汇就出现了，这也是对幸福的认识从客观外在条件进入主观内心世界的阶段性标志。也使得人们对幸福的探索，更接近真相，也更细致准确。
　　 因而，幸福的定义也由此产生了。所谓幸福，是指一个人由于达到或具备了某些物质条件和身心特质，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产生的怡悦感觉，并希望长期保持这种前提条件和内在情绪的现状。
　　 作家毕淑敏曾经写到，西方某个国家做过一个“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问卷调查。按照得票的多少排列，第一名是给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治好并目送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在海滩上筑起沙堡，并满足地微笑着的孩子；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划上句号的作家。
　　 毕淑敏在看到这个答案以后，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这四种幸福都曾经在她的身上经历过。她给孩子洗过澡；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其出院的时候；没在海边但在工地上也玩过沙子；她经常写作，所以也给自己作品划上过句号。
　　 她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曾经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却从未感到过幸福。她想，不是世界错了，是自己错了。自己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它的追求，有着重大的误区。
　　 后来她写了一篇被收入中学课文的散文名篇叫做《提醒幸福》。告诉人们，很多幸福感，不经提醒，我们发现不了、感觉不到，或者是熟视无睹。所以，要获得幸福感，不但要降低标准，还要提高感觉灵敏度。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了：古人说的“五福临门”式的幸福生活状态基本是没有的，而瞬间的、偶然的，满足的、愉悦的幸福感，是可以有的。
　　 为什么说它是瞬间的，偶然的呢？因为，它难以常态化和不可复制性。哪个妈妈也不可能为了自己保持幸福感而一天到晚把婴儿洗湿了擦干了地折腾着玩儿，这是不能常态化；哪个医生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治愈病人，也许还会治死病人甚至惹上“医闹”的倒霉事呢，这是不可复制性。
　　 获得幸福感的路径是这样的。前提是具备了某些外部条件或身心特质，――然后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产生了怡悦感觉。这三个环节是闭合的不可或缺。
　　 但因为幸福感是心理活动，而人的心理因素又是千差万别，没有确定性，所以同样的条件能否同样产生满足感也不一定。同样挣了一个亿，有的人会感到非常满足，可有的人不仅不感觉满足，也许还会增大贪得无厌的欲望，很多就是挣了一个亿又想挣五个亿的，直接就把资金链崩断了。
　　 我们的父母老师和学校书本都没有告诉我们，其实，幸福的“幸”字是幸运的意思，是本来得不到，只有出乎意料地踩狗屎走好运才能碰巧得到的意思。所谓“非分而得谓之幸。”而在更早期的古文中“幸福”二字连用，本意是祈盼得福的动宾结构词组。
　　 既然“五福临门”式的幸福生活状态基本不可能有，而瞬间的、偶然的幸福感又可怜的不能常态化、不可复制。那人类寻求幸福的目光会瞅向哪里呢？
　　 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哲学和宗教应运而生了。
　　 哲学解决的是获得幸福的思想认识方法，宗教着重的是实际操作实践。
　　 我们都知道哲学是方法论和世界观，古代哲学也是这样，“形而上者谓之道”。就哲学自身来讲，方法论研究的是手段和过程，世界观则是目的和结论。方法论是指应用智慧来发现世界规律、勘破人生真相，从而得到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确的认识结论，来指导人类“趋利避害”获得幸福。比如《易经》等是以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为主要内容，而《道德经》《论语》等则是以结论性的认识结果为主。孔子夸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在物质条件极差的境遇中，内心依然感觉满足和愉悦，这种“仁者无忧”就是哲学的作用，左丘明在《国语》中说：“夫德，福之基也。”《易经》中的“厚德载物”说的其实就是“厚德载福。”就是由透彻地了解了世界和感悟了人生，内心世界充满智慧，跨越了物质享受和世间琐事，内心无私忘我、慈爱祥和而带来的幸福感。这也印证了古人对哲学价值的最高推崇，那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而宗教更是直接把追求现世和来世的幸福作为直接目的。而且在对生命过程总体认知和把握的基础上，用实际操作来引领人类，树立对世界和人生的正确知见，并且通过规范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使人们达到获得幸福的目的。
　　 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对追求幸福的基本认识和操作内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认为：痛苦源于作恶，幸福来自于行善；痛苦源于索取，幸福来自于奉献；痛苦源于悭吝，幸福来自于施舍；痛苦源于自私，幸福来自于利他。也都认为有前生和后世；有地狱和天堂；有临终审判和转生转世。所以，戒断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念恶行，弘扬那些奉献利众的善念善行，才是获得幸福的真谛。
　　 著名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典故，出自于《孟子》。
　　 孟子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
　　 宣王答：“不若与人。”
　　 孟子又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宣王回答：“不若与众。”
　　 众乐，是说明幸福具有共享特性，不是自己偷着乐乐就能感觉到的，需要靠分享而获得，不仅是分享带来快乐的事物本身，更是分享传递奉献利他的理念，“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许多人做慈善的积极性很高，可以说是上瘾，有的大富豪甚至裸捐。因为他们体会到了，那种把爱心无私奉献出去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的感觉，是一种极大满足，这种满足会带来深度的内心怡悦和身体舒泰。道家讲的“善心生阳”，就是指无私地行持善行，内心会清净自然，阳气生发身意暖融，经脉会柔软通畅，精神气色也会展现内心光明。《大学》中说的“德润身”就是这个道理。“助人为乐”的乐，说的不是受助者因为得到财物而快乐，而是捐助者因为付出财物和爱心而获得的内心快乐。这是在赚钱时那种攫取的心理状态下体会不到的，那是贪心不足的心态，只会带来紧张收缩和阴暗，而不是这样的轻松敞开和阳光。
　　 就像韩红说的，“奶奶死了，没有人爱我了，那么好吧，就让我去爱别人吧。”从此，我们再看到的韩红是奔波的、疲惫的、病痛的，甚至是被人抹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她的内心是慈悲的，是升华到大爱的，因而也一定是幸福的！
　　 佛教称呼我们这个世界为娑婆世界，“娑婆”就是堪忍的意思，幸福很少很少，而痛苦却很多很多，是一种“堪堪可以忍受”的状况。为什么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求取幸福的方法错了，寻找幸福的方向也错了！
　　 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个世间，又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去，生死之间的过程充满了酸甜苦辣咸，在五味中仅有的这一点点甜，就是那个偶然的、瞬间的幸福感，而这个咸指的可不是盐，而是流出来的或者咽下去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