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家，尤其是春夏时节，我特喜欢一脚里一脚外地骑坐在老屋的水泥门槛上。暖暖的阳光洒在我的脸上，从渠道徐来的清风好似无数小手轻抚着我，我懒洋洋地看着门口的流水和沟里沟外的走鸡游鸭，那种舒坦自在，我很难找出贴切的词语来描述。家里同辈晚辈见我回家也来得比往日勤快些。哥哥侄儿没大没小地抢挤着门槛，有一句没一句地开着玩笑，那条门槛被我们蹭得跟打了蜡似的。母亲则坐在门旁一把鹅黄色的小竹椅上静静地看着书。
　　 打我记事起，母亲闲来就爱看书。母亲是个裁缝，每天都很晚回家。奶奶早已经安顿一家老小吃完晚饭，我则站在门槛上，借着村口的路灯，眺望着母亲回家的路。母亲回来都会在她的工具盒里放点零食，有时是一个水果，有时是几粒糖，有时是主家给的糕点。晚饭后就像一个恪尽职守的哨兵坚守着门槛，生怕其他人吃了母亲带回的那点宝贝。一看到母亲的身影，我立即跑过去，母亲则忙不迭地把零食给我。跨进门槛，母亲便忙碌起带回来的活计，母亲忙完了，就在昏黄的灯光看书。我有时半夜醒来，母亲依然在看书，白天母亲为一家的生计奔波忙碌，就这段时光是真真切切属于母亲自己的。看看书，打打岔，艰难生活带来的痛苦会削弱不少。后来，母亲年事高了，她的手艺也落伍了，除了偶尔给过世的人做点寿衣，再也没有请人做衣服了。闲居在家，书本是她晚年重要的陪伴。
　　 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袖着手憨憨地看着我，在门槛周踱着，时不时地憨笑几下，有时也会和我挤坐在门槛上，父亲年轻时高大英俊，岁月和病魔把原先伟岸的身躯浓缩了许多，他佝偻着腰，和我坐在一起，还没有我高，看着父亲失神的眼光，扶着父亲瘦弱的臂膀，我不由的回想起父亲壮年时的干练，那一切仿佛就在昨天。父亲有病不会说，我平日里是个话痨，跟父亲挤坐在门槛上，我却不知道说什么，两人就在门槛上默默地坐着。那时父亲已叫不上我的名字，或许他的脑海里还残留着对我的一点模糊印象，不然他不会老摸我肩章上的星星，我不在部队时从不穿军装，母亲说：“你爸头脑好时，特别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他还没看过你穿中校服装的样子，你就穿着给他看看。”打那以后，我在他面前都穿着军装。我在家时，大哥家喊，小哥家请，一大家子常聚在一起，好不热闹。哥嫂全在农村，他们得来的每分钱都浸泡着汗水，他们平日咋开销我不清楚，但我相信肯定不会像回家时那样铺张。那时，父亲虽然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我看得出，我回家的日子里，父亲总是很开心的。
　　 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牙齿啃嘴唇的家庭锁事家家都免不了，碍于我回家，星星不点的事，大伙都藏着掖着。母亲总跟我说，你的哥哥都很勤劳，嫂子都非常孝顺。母亲不愿跟他人说些家长里短的事，偶尔跟邻居闲聊总往儿女脸上贴金，生活中的不如意都藏在心里，母亲的隐忍，既是母亲的宽容，也是母亲的智慧。
　　 我谈不上孝顺，长年在外，没尽到什么孝心，心里总觉得亏欠父母很多，自打离家谋生后，我就从来没跟父母顶过嘴。我是个典型的非好即坏的直线思维的主，若谁和父母置气，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父母这边。谁若对父母不好，我是眼里不藏，嘴上不饶。其实，哥嫂对父母蛮孝顺的，我在外地，除了逢年过节给父母寄点钱，平日没给父母倒过茶，端过饭，父母有个头疼脑热，都是哥嫂们忙前忙后。可我就像一个打手电夜行的人，只照到它物，看不到自己，每每想着自己对哥嫂的苛求，真是愧疚得慌。
　　 母亲经历过富贵，据说外公家兴盛时有一百多条枪。母亲也经历了很多清贫的日子，抗战时，父母携外公逃难，到杭州时，一家人饿得眼冒金花，双腿发软，是一个好心的尼姑，给了一把萝卜救了一家老小的性命。在过山车般命运的变迁中，母亲把金钱看得很淡。母亲是个裁缝，邻村一小老太请母亲翻新棉袄，殊不知老头把一家的积蓄都藏在棉袄的夹层里，母亲佯装不知，原封不动地把钱又缝回原处，把那家人着实感动不轻。父亲不善表达，有事都郁在心里，年轻时的风光无限，中年后的流离颠沛，生活的风风雨雨早早地剥夺了了他的健康，父亲刚过六十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病后的父亲不太爱走动，母亲到镇上买菜，父亲便痴痴地坐在门槛上，等着母亲回来，见不到母亲，他茫然的世界便是一片漆黑。
　　 将近十年，父亲生活不能自理，母亲无怨无悔地照顾着他。虽然父亲痴痴傻傻的，但由于母亲的悉心照顾，父亲到死都穿得干干净净，活得体体面面。
　　 父亲原是个老师，很早就加入党组织，母亲出身乡宦之家，家里有钱有势，婚后，父亲就淡出政治，安于教书，和母亲油盐酱醋地过起了日子。父亲的波折多半缘于母亲。文革挨斗时，只要在台上说出一句后悔娶母亲的话就可免于批斗，父亲无论台上还是台下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后悔的话。父母虽然一生大多的时间都在清贫和磨难中度过。他们居住过很多地方，无论在哪，父母都尽量用自己的臂膀把生活的风雨挡在门槛的外面，在门槛里艰难地经营着自己的温馨。
　　 母亲大户人家出身，小时受过蛮好的教育，穿着打扮跟一般的农村妇女不太一样。在我记忆里，母亲总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哪怕衣服上的补丁缝得周周正正的。家里的那条门槛，我从未见她坐过一回。哥哥下地回来，把脏的衣服往门旁一扔，泡杯茶，坐在门槛上歇脚。若有侄女坐门槛，她会摸着孙女头，笑咪咪地说：女孩子家，骑坐门槛不好，女孩子得有女孩子的样。
　　 我十八岁离家，十九岁那年家里告诉我被分家另过了。得知分家，我心里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可一到放假，我依旧屁颠屁颠往家里跑，和奶奶父母乃在一个屋檐下住，理直气壮地在一个锅里吃，从来没有分了家的感觉。后来自己也成了家，探亲时总会抽出时间到老家转转。一到家，呆在家里哪都不想去。吃饭时，捧着青花白底的大瓷碗，碗里堆满菜，坐在门槛上狼吞虎咽地吃着，吃饭时的那种畅快，在其它地方我从未有过。
　　 我这大半生，不管在西南、西北、东海，还是苏北，父母居住的那座老屋永远是我最思念的地方。月因故乡明，地因父母亲。故乡的田塍，故乡的溪流，故乡的乌桕树，故乡的竹林，尤其老屋的那条门槛，都会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因为是父母，一切才显得如此的亲切。父母的那座老屋就是我心中最可靠的根据地。困了，倒头便在父母的床尾睡；饿了，便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填肚。在外的憋屈可一股脑往父母那倒，没有半点拘束，无需半点设防。对我来说，这个世上最温暖的地方莫过于老屋门槛支撑着的那方窄窄的空间。
　　 现在我每次回家，哥嫂比先前更加热情，可在家住上没几天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父母离世后，我才懂得游子这个词的无奈和沉重。父母是维系一大家子最结实的两根绳索，父母去世了，大伙的心也散了不少，兄弟处得来就走近点，处不来就离散点。父母走后，想家的时候，我心头有时就会莫名泛起一种人到渡口船已走的感觉。
　　 哥哥们在村里盖起了高高大大的楼房，先后搬出了那座老屋，往昔热热闹闹的老屋已显得冷冷清清了。前年回家，老屋的大门也上锁了，门槛上蒙着厚厚的尘土，看着那条孤独的门槛，我不由地想起了我以前回家，各人抢坐门槛的情景。在哥哥门槛前那坐高大楼房的遮掩下，这条门槛虽然显得有些落寞，但在我心里，那条普通的门槛却透着一种难以道明的从容和自信，它是门槛前崛起高楼的基石。
　　 今天我喝了点酒，半醉半醒地倚在床上，仿佛就坐在老家那条油光锃亮的门槛上，呼呼的空调声里好似隐隐地夹杂着弱弱的“咕嘟咕嘟”声，那声音像极了母亲在老屋煤炉上为我炖肉的翻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