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程树德，是我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之一。他一生主要从事国际法、宪法、中国法制史研究，外公勤奋著书，留有著述400余万字，外公是我国第一代法学家，他的人品与爱国情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他以博大的父爱，超越时代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使膝下的子女在不同领域成为优秀的人材，这无疑与外公亲手缔造和传承的家风是密不可分的。
　　 我是程树德的亲外孙女，我母亲程美玲（参军后改名叶茵）是外公第九个孩子，我没见过外公，但时刻被外公所树立的家风影响着我的人生之路。从小我从外婆与母亲口中零散地知道了外公，我对外公充满了敬佩之情。
　　 我外公经历了晚清统治、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日伪占据时期，可谓生逢乱世。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工作经历丰富了我外公的人生，外公爱国之心却始终不改，他希望把自己学知用在贫穷落后的国土上，希望我国建全法制，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
　　 外公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时，每月有300块大洋的薪水，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家境已十分富足。家庭常年雇用着厨师、保姆和黄包车车夫，一大家子人相处得其乐融融。可这一切在1937年7月7日都变了，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侵华，平、津相继沦陷。此时，我的外公已转入清华大学任教，随着清华、北大等高校陆续南迁国统区，外公失去了教职，闲赋在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日军驻北平最高长官闻悉我外公是由清政府公派日本留学的“洋翰林”，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威望，就想拉拢我外公出山，为其统治政权当汉奸傀儡。于是，当年的侵略者请来熟人和校友当说客，亲自登门并不惜重金聘请我外公出任伪北平市市长职务。当时的外公已经失去了公职，患病急需治疗，却没有经济来源，家庭10个子女更需要抚养，迫切需要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然而，外公是爱国学者，正人君子。面对侵略者给予的高官厚禄诱惑，始终不为所动。坦荡回话日本倭寇和前来的说客，并且以中风行动不便、头脑不清醒为由，凛然拒绝聘请，宁死不当汉奸亡国奴。外公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在他后来的《论语集释》中可见一斑：“夫文化者國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傾向，教育者立國之根本，凡愛其國者，未有不愛其國之文化。思想之鵠，教育之程，皆以是爲準。反之，而毀滅其文化，移易其思想，變更其教育，則必不利於其國者也。……”
　　 外公晚年患有血管硬化症，在身体每况愈下的处境中，仍坚持笔耕不辍，自己写字困难，就躺在床上口述，让大女儿儿子执笔写作。“论语集释”共四十卷总共140万字。此书为研究论语学者提供自汉至清译注资料，用各家学说阐明孔子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供后人作探讨依据，也是一部研究孔子教育思想重要参考书。这是我外公离世前的最后一部顽强之作。之所以说是顽强之作，正如他自序中所言：“余身患舌强痿瘅之疾，足不能行，口不能言七年于兹矣，而精力之强，不減平昔。”风烛残年不惜汗蒸指皲之劳自己口述，由亲戚笔录，历时九年完成“论语集释”。外公为此书作序即公元一九三九年己卯之秋，倭寇大举入侵，神州陆沉，“糜沸云扰、万方荡析”。文化故都北平沦陷，若干汉奸觍颜事寇、为虎作伥，积极推行奴化教育，宣扬“大东亚共荣”，妄图“毁灭其文化，移易其思想，变更其教育”以不利于吾国。当斯时也，国步艰难，中华文化命悬一线，而他的《中国的思想问题》，矛头正直指日寇。
　　 1944年1月1日这天，当人们举家团圆欢庆元旦的时刻，因生活所迫，外公忍痛将老宅院卖掉。外公终因贫病交加，冻死在了搬迁的路上。外公卒于北京，时年67岁，痛苦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外公人生虽然短暂，但他留下了丰富的史籍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外公的正直、善良、刚正不阿，不委强暴，对事业不懈的追求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人都说家风是一盏灯，照亮后人前进的路，家风是一条路，伴随着后人走向光明，而我家，家风是一面镜子，能时刻发现自己与外公的不足。
　　 1919年1月18日，“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青年学生起到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我的大姨妈程俊英积极投身了这场“五四”运动，并接受了先进思想，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决心毕业后投入到教育事业，让更多的人觉醒和明白真理。
　　 1922年，大姨妈程俊英从女师大毕业后，留校任校刊编辑，兼市立女一中教国文课，从此开始了教师生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大夏大学教务长吴泽霖聘请大姨妈程俊英到该校中文系任教。可日本人侵略者把战火点然了大半个中国，大夏大学被迫迁往贵阳，大姨妈程俊英手持聘书却无法前往任教。由此，全家失去生活来源，因入不敷出而陷入了困境，大阿姨程俊英被迫将唯一的住所“望海居”和视为生命的藏书《四部备要》、《图书集成》卖掉来维持生活。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来，外公程树德任教的北大、清华也陆续南迁。因此，外公也失去了教职。外公三番五次地将找上门来的汉奸说客一一拒之门外，体现了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受外公影响大姨妈程俊英哪怕再苦再穷、忍饥挨饿，也不去出买自己的灵魂。
　　   1973年，“文革”期间，系工宣队动员程俊英退休，72岁的大姨妈难过地离开了一生热爱的教育事业。“学者遇事不能应，总是此心受病处。”无奈中的大姨妈从此过起隐退生活，不遗余力地开始整理自己几十年潜心研究的古典文学手稿。离开了心爱的讲台，大阿姨心中五味杂陈满腹经论却无用武之地，又是怎样一种心情感受？1964年大姨妈的丈夫张耀翔突患中风不幸去世，双重打击没有击垮她，大姨妈一心报效祖国，向往加入共产党这颗心一直没有泯灭。1978年高考恢复，程俊英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华东师大古籍研究室决定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年近80岁的大姨妈被聘去带研究生，大姨妈程俊英激动不已，向来人连连说：“为‘四化，尽点滴力量者，如斯而已。信哉斯言。”虽然进入耄耋老年，但程俊英那颗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绝不亚于年轻人，她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年青人。她不顾年老体弱，认真编写、注释《论语》、《诗经》等著作，在古籍研究工作上作出了显著贡献。在科研、教学实践中，她积极指导青年教师，带出了两届研究生。程俊英出色成绩被国家认可，1979年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82年被评为华东师大先进工作者。83岁高龄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1985年2月1日，程俊英实现了人生最大的追求与愿望，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1933年9月，我母亲出生在京城程树德门下，书香门弟，大家闺秀，母亲却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呵护与享受，11岁时外公去世，背着小九子的乳名跟随外婆流亡上海，外婆靠投亲友变卖首饰供我母亲读书。全国解放前夜1949年，年轻的母亲在学校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和地下党，担心牵连累到外婆改名为叶茵，在地下党员班主任的带领下，同班的4个同学投奔了革命。
　　   1950年11月8日，我母亲跟随60师文工团由南国边陲转进东北，跨过鸭绿江大桥，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加入了第二次战役。我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从温暖如春的南疆开拔到寒冷的异国，身上的军装都很单薄，山沟里的寒风如刀子一般凛冽，吹得透心凉直打寒颤。母亲和战友姐妹们结伴到溪水边，用石头砸开封冻的冰凌，双手泡在零下40度的冰凌茬子里清洗纱布，上肢被冻的发麻僵硬，感觉都不是自己的肉体了。一个书香门第的娇小姐，从小哪受过这样的罪啊！我母亲咬牙坚持着，想想战场上的战士们趴在冰天雪地里流血牺牲，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最让母亲和文工团员们感动的是，下来的伤员无论伤情轻重，几乎都听不到痛苦的呻吟声，他们始终以革命的乐观主义面对伤残和死亡威胁，积极配合治疗。我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不顾少女的羞涩，以阶级友爱精神尽心尽责地护理着每一位伤员，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认真清洗伤口，翻身喂饭，端屎倒尿，让那些肢体残缺的伤员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在抗美援朝战役中由于文工团齐心协力，积极抢救伤员，特别是在敌人偷袭时候保护了伤员的安全，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师党委给全团荣记了集体三等功。朝鲜战场就是磨练人，战争教会了我母亲吃苦。在我母亲眼里，有了战争的经历，就不觉得什么是苦，什么是难。朝鲜战场把我母亲锻练成为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母亲的精神教育我在部队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也像母亲一样护理着我们英勇作战的将士们，参战这年是我当兵第十个年头，当兵这十年来什么苦没吃过、没经历过，野营拉练脚上磨起了血泡也没能阻挡住我们的脚步，深夜紧急集合夜行军山高路陡没有难倒我们，野外露营天当被地当床照样睡的香甜......再苦再累也难不到我，我绝不会喊一声累叫一声苦！
　　   最让我震撼的是对越自卫还击战在战地医院上换药班。记得我给一个左腿受伤的战士换药，打开纱布那一刹那，我心头一紧，眼眶不由自主充满着泪水，这是怎样一只脚啊？完全是一个血肉模糊的肉坨子，他的脚被越军地雷炸飞了。如果当时能把炸飞的肢体捡回来，还有回天之力接上去，也许有走路的可能。可在当时战场上，怎么可能去找那只脚？我含泪细心地用生理盐水消毒棉球，一点点擦洗伤员血淋淋的伤口。当我用镊子除去坏死组织时，看到伤员脸上肌肉不停抽动着，我感觉我的心，也在跟着伤员脸上肌肉抖动着。我对伤员说：“你痛就叫一下，或者我叫军医给你开一支麻醉针？”伤员摇摇头，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忘不了的话“比起牺牲在战场的战友，我活着在这里，我就是幸福的。”我每天都被勇士们的精神所感动，我所受的累所吃的苦，比起这些为国而战受伤战友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伤员的精神激励着我，我只有一个心愿，“一定不能让受伤战友的生命在我们手上终结！”再苦再累也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感谢母亲给了我生命也传递给了我一种精神，一种为祖国而战勇于献身的精神。我们都是外公的最亲近的人，我们共同特点就是传承了外公的精神与爱国情怀。
　　 我一直在想，好的家风似一盏明灯，照亮你的人生之路。如今社会一些不良习气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是良好开端，如果正能量得以传递，优良家风得以打造，那么咱们社会的风气将会更加纯洁，国家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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