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月春风最芳华，零星雨色映流霞。
　　 人人都说春光最美，春风最暖，而我却有异于常人。每到春天，我的心中都要下一场忧伤的雨，长一次萋萋的草，思念纷扬不断，愁绪苍碧连天。
　　 父亲离去已整整七年，他的身影在我的梦里也荤绕了七年。尤其是到了春天，他的声音就像催春的布谷鸟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时常回荡。
　　 二月春风最断肠。我记忆中最凄凉断魂的春天，是2002年的农历二月。父亲从上年夏天开始患病后，他强忍剧烈的病痛，微笑着走过秋天，又奇迹般地走过漫长的冬季，然后选择在春暖花开的日子，从容离去，年仅八十一岁。
　　 八十一岁，应该不算短命。我之所以用“年仅”二字，是指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那种对父亲的深深不舍和依恋。在我看来，父亲好像还是十八岁。在他的人生四季中，似乎只有春天，他所有的故事都与春天有关，他是春天的儿子。
　　 父亲走得消瘦，令人心碎。他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嘴角挂着一缕永恒的微笑。看着他酣睡入梦的样子，我想父亲是不是像早年家中那头与他情影不离的青牛一样，拉犁拉累了，就合拢淡淡的睫毛，卧在田角的野花丛中先打个盹。只要给他的嘴上添一把带露的青草，或者飞过一只布谷鸟在他耳边啼叫几声，他就会从秋收的幽梦中醒来。然后又青箬笠，绿蓑衣，铁木犁，牵着青牛走进斜风细雨不须归。然而，这已是痴人妄想，春秋大梦了。我知道，他这辈子已走过太多太多的路，这次走得不再徘徊。他走进了春天的深处，走向了旷野的尽头。
　　 旷野的尽头，就是天尽头。天尽头很遥远，天尽头有香丘。那里的风景更加美丽，爷爷奶奶，还有他心爱的人儿——我的母亲，正在碧云天下的小桥流水畔等着他。
　　 父亲此去，永不回头了。
　　
　　 二
　　 父亲有过流蜜的童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爷爷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教书先生，奶奶属小家碧玉，虽不知书，却很达理。父亲的童年，按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在蜜罐里度过的。
　　 父亲是长子，他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苦命的弟弟。在众姑叔中，要数二姑跟他最贴心。其实，其他姑叔跟他也很贴心，此说乃相比较而言。二姑曾对我说，小时候，父亲长得非常俊朗，且爱好戏曲，演戏时，他经常男扮女装演花旦，那扮相，真的是娇美动人，人见人爱。而且，父亲熟读诗书，断文识字，是人中翘楚。村里的人都叫他“江南”。起初我不理解，叫他江南是何意？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江南才子的意思，只不过是把才子那两个字省略了。
　　 然而，我的家族苦难深重。父亲十七岁那年，爷爷与天主堂的洋传教士打篮球不慎受伤，不幸吐血而逝。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就挑起了抚养全家六口人的重担。爷爷去世那年，大姑十五，二姑十二，小姑七岁，小叔才刚满三岁。雪上加霜的是，次年奶奶因伤心过度，积郁成疾，也撒手西去。年仅十八岁的父亲既当爹又当娘，用瘦弱的肩膀硬撑着风雨飘摇的家。从此，父亲彻底告别了他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幻梦。爷爷走的那一天，正值二月春风浩荡。奶奶去世的那一夜，房前池塘边的花儿开得正艳。处在花样年华的父亲，似乎再也与姹紫嫣红的季节无缘。
　　 那时候，父亲一年四季，都忙得像一只旋转不停的陀螺，终日在田野上劳作奔波。
　　 一天，父亲忘了带蓑衣，春雷响起，大雨滂沱。二姑送蓑衣给父亲。她看到空旷的田野上，只有父亲孤寂一人在水田里，冒着漫天的雨帘，弓着腰，舞着锄头在翻田。人家的田地早就犁过两遍了，波光粼粼的。只有我家的土地上杂草丛生，因为请不起牛工，父亲只好把自己当成一头牛，用锄头去挖。父亲每掘一锄头，就要弯下腰去，把头埋在杂草丛中，连草带泥地拎起一块土，不停地把泥土抖落在地，把草根扔到田角。暴雨在狂泻，雷声在狂炸，父亲的汗水在狂流。二姑说，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她就止不住地哭。她哭着扔了蓑衣，跑进田里帮父亲抖草。父亲看见她就笑，把蓑衣披到她的身上，两姐妹一起沉默寡言地干。二姑的手嫩，被草割破流出了血，父亲遂把她的手指拿到唇边，“呼呀呼”地吹上几口，撕下自己的衣襟给她扎上。二姑看到父亲的手上起满了血泡，血糊糊的，也想撕下自己的衣襟给他包上。父亲就不许，说我们大人没事的。多年以后，二姑跟我说起这些事，她就禁不住泪眼婆娑。
　　 在那一段凄苦伶仃的日子里，父亲没有农忙和农闲之分，也没有春夏秋冬之分。每天，他都忙着春播和秋收。在外人眼中，他是一个忧郁的少年，终日郁郁寡欢的，除了劳作还是劳作。在弟妹眼里，他是一座山，一座万紫千红的山。每次从山上回家，他都变戏法似的捎回许多惊喜来。他的箬笠斗仿佛是一个魔术箱，不时地会变出田螺、泥鳅，小鲤鱼、野草莓、桑叶枣。当然，更多捎回的野莱、野葱、山蕨和大青之类的东西。二姑说，她难以置信，当初的日子那么艰难，父亲居然从来没有跟她们发过脾气，从来没有骂过她们，打过她们。在她们跟前，父亲脸上始终开着春天的花朵。唯有他在夜里睡着的时候，眼角上会时常挂着眼花。
　　 父亲心中，只有春天。所以，他才会选择在春天离开，他要到另一个春天去。
　　
　　 三
　　 父亲十九岁那年，邻村的一位姑娘看上了他，那姑娘就是我的母亲。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母亲长父亲三岁，出自名门望族，虽没读过书，却是一个小脚女人，而且模样姣好，擅长女红，巧手能绣万种花。杜鹃花开的时候，母亲笑靥如花地嫁到落魄穷苦的王家。他们的婚姻是那么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多少好人家的子弟心仪母亲，但她就死认一个父亲。结婚时，父亲没花一分钱的财礼，也没有摆喜酒，就点一对红烛，贴一对由母亲亲手剪的红双喜，便度过了洞房花烛夜。母亲的嫁妆也与众不同，除了一对红漆木箱、一台织布机、一驾纺车外，外加一头小牛犊。
　　 到他们老的时候，我们嬉笑二老。母亲笑而不语，父亲酒熏呵呵地泄露天机。说想当年你们的老爸就是明星一个，属你妈的偶像级人物。母亲听了，还是笑而不语，只是笑得更加甜美了，满脸灿烂得若晚菊绽放。
　　 从那个春天开始，父亲的笑容就不仅仅是挂在家中了，田野上都洒满了他的笑声。他不再是一个清瘦的白面小生，艰难的岁月把他礳砺成一个健壮的汉子。长年的风吹日晒，使他白晰的皮肤泛起了发光的小麦色。他的胸膛、胳膊鼓起了一股股栗子般的肌肉。他的肩膀，仿佛可以挑得动两座山。他再不孤独，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地，她的身边总有一个小脚女人陪着他，给他送来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后来，这个小脚女人也变成了一个铁脚女子。从那之后，父亲再也不为断炊而忧愁，为姑姑们的衣着而犯难。因为，既是姐姐又是妻子的母亲，就像大地般替他撑起了这个苦难的家庭。母亲有强力的后援，外婆家总是会在家里快揭不开锅之前，及时地让小舅舅送来粮食和蔬菜。母亲曾经对我说，我们一家人当年没有一个被饿死，外婆家的功劳最大。
　　 除了母亲，父亲最爱的是那头跟母亲一起嫁过来的小牛犊。一年到头，那头小牛几乎就没离开过父亲的身边。就是到了夜里，他也要无事没事地到牛栏转转，不去添把草，他就不踏实。很快，小牛犊就长大了，成为一头力大无比的大青牛。其他人去犁田，都要挥着竹枝去赶牛，还不时地朝牛屁股上抽。父亲从不，他就像一个君子，只动口吆喝从不动手。青牛也很听他的话，干活从不偷懒。他与牛，成了心有灵犀的好伙计。后来，青牛归集体所有了，父亲仍然把它放在家里的牛栏饲养，只怕外人亏待了它。
　　 那年，年迈的青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产队的麻子队长将它缚在村口的大枫树下，轮起斧头要把它宰了吃肉。父亲发疯似的扑上去护住青牛，以三百工分的代价（相当于白劳动一个月），保住了青牛的全尸。当父亲取下蒙在青牛头上的麻袋时，青牛很感激地朝父亲流下了两行老泪，然后安然逝去。父亲找了一处青草茵茵的山坡，流着泪送青牛入土。他忧心忡忡地回到家，很担心母亲为那三百工分心痛。不料母亲说，这事你做得不糊涂，你积德了，会有后福的。
　　 除了父亲，母亲最离不开的就是织布机和纺车。一有空，她就坐在那两件“宝贝”面前织布纺纱，那纺车在她手里会摇出一阵阵“嗡嗡”的声音，如一群蜜蜂在飞舞。那是我一生之中听到过的最动听的童谣，那温暖的音乐，胜似人间任何天籁。
　　 母亲嫁到王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三个姑姑全都上学堂复学。因而后来三个姑姑都有了工作，成家立业。而我的四个姐姐，除了大姐读到初中毕业，其他的小学一读完就全部缀学。为此，当时姐姐们没少对母亲有意见。小时候，众姐妹兄弟都对父亲贴心。他永远笑口常开，唱黑脸的，总是母亲。
　　 父亲感慨道，人有多少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老天爷非常公道，他原本是一个苦命人，但老天爷送给他一个好女人，一切都扯平了。他真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
　　
　　 四
　　 母亲嫁给父亲后，很少见她绣过花。她一半的心思化在绣日子上，另一半的心思用在绣父亲的心。
　　 从荳蔻年华到白发苍苍，父母两人几乎就没吵过架，甚至红过脸。母亲硬是用一手的柔指绕把号称江南才子的父亲驯服成一个种稻见风就长、种菜遇雨就香的庄稼汉。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母亲的视线，他的足迹深深浅浅地全留在那一片生养他的田野、柴山、菜园和乡间的小路上。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相濡以沫了六十多年，就红过一次脸。我八岁那年，母亲东借西凑的筹了一笔钱，让父亲到外乡去买母猪。父亲顶着晨星出发，回家已是月满西楼。不见他赶看母猪回来，只拎回来一头小猪仔。母亲盯着父亲看了好一阵子，不开口说话。父亲红着脸，吱吱唔唔地说，在途中不慎把钱搞丢了一半，故而只能买头猪仔了。母亲的脸红了，但没多说什么，只是连续几天没搭理父亲。到了第三天，父亲终于憋不住，说在去买母猪的路上，有几个人在路亭里赌“三张牌”，他被人忽悠了，输了钱。母亲这才露出笑容说，你坦白了就好，坦白从宽，下次可不准这样了呀。
　　 母亲的话还真是灵验，父亲的确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同样的田园，同样的种子，他种的庄稼，收获总会比人家好几成；村庄的菜王和瓜王，总是会出自我家的菜园。我母亲说，你爸是带土星的。他带大的四个妹妹弟弟，个个后来都出类拔萃，事业有成。他膝下的六个子女，个个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成长成才。
　　 我打小就跟着父亲的屁股去劳动。凡是干活，父亲就会对我说一句话，好，你这活干得真好。我七岁跟他去拔秧，拔上来的秧苗没有根，他说，好，拔得真好！我九岁跟他学插秧，插得歪歪扭扭的，他说，好，插得真好！我十岁跟他学犁田，连犁都把不住，他说，好，犁得真好！我十六岁考大学，数学只考九分，他说，好，考得真好！母亲听了接腔道，你就只知道好好好，考九分也好呀？父亲嘿嘿道，反正比我好，我去考，背稻桶。我去当兵，他说好。当兵回来没工作，要呆在家里种田，他说挺好。后来我参加工作，他当然说好。像母亲讲的，他对我压根就没有讲过真话。再后来，我调到教育局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到教育局，那是真正的好，追根溯源，咱家也算是教育世家，你爷爷就是老一代的教育工作者，现在他的衣钵就算有了传人，他应该感到无比欣慰。
　　 我认为，这次他跟我讲了真话，肺腑之言呐！
　　 父亲一辈子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他当过最大的官，是生产队的记工员。他走过最远的路，是到湖南衡阳看过患病的二姑。他最好的朋友，除了那头青牛，就是村里几个跟他一起只知春播秋收的老伙计。他这一辈子，除了童年和少年之外，虽然他脸上始终洋溢着春天，但从来就没年轻过。
　　 然，岁月不会亏待一个善良的人。想不到，到老的时候，他反而显得年轻了。八十岁，除了两鬓微白，仍然双目炯炯，满脸红润，仿佛正值中年。他的身影，仍然终日在开花的阡陌上出没。
　　 热爱田野的人，就是热爱春天的人。
　　 热爱春天的人，就会显得格外年轻。
　　
　　 五
　　 2001年春天，父亲的心随着早春二月的一场大雪破碎了。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一向身体健康的母亲，就去洗了个头，没有给他留下一句话，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父亲在母亲的灵前守了三天三夜，喃喃自语一句话，这个老老娘，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独自走了呢。母亲走后，我们为他十分担忧。有人说，有些真正恩爱的夫妻是会双双相约归去的。我们反复劝慰父亲。父亲说，我什么苦没吃过，你们大可放心，我没事。
　　 到了夏天，一日父亲来电告诉我，说近来老是吃不去饭。我立马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他膝下有六个外甥和外甥女在医院工作，大家众星拱月般地把他浑身上下检查了个遍，个个嚎淘大哭。胰腺癌，晚期，而且胸腔还有一个鸟蛋般大的血管瘤。外甥们给我理智的建议是，既然回天无力，就顺其自然吧。我不甘心，期待奇迹发生，把他送到上海医治。经会诊，专家建议放弃。说如果非要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先动胸腔手术，成功率百分之五十，即使成功，下步的手术几乎无效，给病人带来创伤痛苦且不说，弄不好马上走人。我问，顺其自然，生命还能继续多久？专家说，一个月，假如能活三个月，除非是奇迹。
　　 父亲是个创造奇迹的人。他不仅挺过秋天，还战胜了冬天，终于迎来了春天。临终前的前一周，他叫我把他领到家乡的田野，看了他爱得深沉的土地，看了那头青牛的坟墓，然后就进入昏迷状态。医生曾告诉我，说那种病后期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在我面前呻吟过。不知是他异常坚强，还是佛祖保佑。最后，在那个布谷催春的早晨，他带着微笑，永远地走了。
　　 父亲走了，大地上少了一个痴迷春天的人。七年了，我心间的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草青了又黄，黄了又绿。
　　 父亲走远了，而我总感到他离我很近。每当布谷声声，我就似乎看到父亲正穿行在青灰色的烟雨中，牵着那头摇尾巴的小牛犊，走向苍茫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