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这些碌础、碾盘和瓦片时，我被强烈震撼了。如果在村里，我对这类物什是见惯不怪的。但它们现在却是距村几里远地荒郊野外，如果不是旁边有耕地，这里就没有什么人烟气息了。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如果不是身后有熟悉的村庄作背景，我一个十岁的小孩子，面对着周围满眼荒寂的沟壑塬落，心里不免瘆得慌。
　　 我所谓震撼，主要是一种困惑。碌础、碾盘和瓦片，面对这些平日见惯不怪的，让我倍感温暖的物什，我是论怎样也难将它们与周围满眼的荒寂联系起来。我太熟悉它们了。烈日灼灼下，戴着草帽的农人吆喝着调子，拽着缰绳控制着拉碌础的毛驴打场；大槐树荫下，半大小伙子推着碾杆转圈儿，他的身后跟着农妇在碾盘上不停地扫着；黄昏时分，村庄里仿佛是锈了青苔的瓦屋顶上，缕缕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它们本该是这种浓浓烟火图景里的意象，这才是他们正常的样子。而现在呢，它们却像千年骸骨般躺在地头离披的荒草里，任鸟儿斑斑点点的粪便涂抹。荆棘、焦蒿等等杂草是这里的主宰，是这里的正常状态，而它们反倒是不谐的多余的存在。此情此景，我不禁顿生今夕何夕之感。随着它们，我仿佛觉得自己也似被遗弃在了荒天荒地里，蹈入了虚无中。瞬一时间，我心里怅怅，一股怆感袭占了我的心头。
　　 其时我已经上了几年学，因为学了点普通话，现在正好被我用上了。就我所在的地方，我从村人们方言里口口熟称的地名分明翻译出了三个字：杨家坪。我明白了，作为我们村属地的这片地的地名原来是个村名啊!不用说，这里原来是居住生活过杨姓人家的村子。这时间里，我又想起来了，在我们村方圆属地里还有这样一些地方，如冯家疙瘩、苏家陵，它们无疑都是曾经的村子。
　　 杨家坪人的碌础打制得极粗糙，其上只有几十条粗粗的突起的棱道，倒显得朴拙。也不辨是什么石材，质地极粗砺，隐隐泛着明红，感觉极坚硬，所以损坏不严重。那碾盘则差远了，在漫长风雨岁月的侵蚀下已是风烛残年。尤其是它的边缘，已是离披不堪，仿佛只要我加一踩之力就归土尘了。捡一片残瓦在手，我一个小孩子又能看懂什么呀！地边地头的瓦片比较多，我知道，这是农人们从耕地里刨出来的。
　　 这就是杨家坪村子的全部了吗？这里陕北黄土高原，在古代社会，依山掘窑为其民居的标志特征。我随四下里探寻，完全不见一丝窑洞特征的痕迹。我也累了，只觉脚下沉沉，眼里一片空茫。
　　 杨家人去哪里了呢？除了乱草里的碌础、碾盘和瓦片，再不能得到他们一点消息。如果不是因为确定无疑这碌础、碾盘和瓦片是人类智慧的结果，我便要怀疑它们或是外星人活动的遗留了。
　　 瓦石无言，我无法与它们对话。我这种种困惑，分明是关于存在的命题，已不是技术问题，估计就是以专业考古知识也解决不了。
　　 从此以后，我心里便一直怅然的情绪压着，促使我在长大求学的过程中不断探寻思考。
　　 我们村是赵姓人家，并没有杨、冯、苏姓人口，周围村落叶没有这几种姓氏。问问村里的老辈人吧，他们也是一脸茫然，只有一句话：“天晓得，绝户了呗。”
　　 乡人称我们村老村，其实只明末至今三百多年历史。我们村名石佛，村里原有康熙年间石碑刻文，道是“先有佛而后有庄”。其所谓佛即指村下井沟佛光寺的七尊石刻佛像，粗考一下，根本对不上。地方志记载，按这佛光寺造建于隋唐，距明末赵姓来居，中间要跨千年呢。如果“先有佛而后有庄”之说不虚，则我们赵姓以石佛为村名便并非起始，当是顺着继承下来。那么，之前千年间呢？更以石佛为村名开始的隋唐之前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部门考古人员在我们村西条坪发掘出了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面积一万二千平米，出土了大量文物。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和灰陶；其纹饰有黑彩带纹、绳纹和刻划纹等；其器型有钵、盆、罐、尖底瓶等。从这时至隋唐，中间又有几千年时间的跨度。他们的后代去哪里了呢？就是杨家坪人吗？冯家疙瘩人吗？苏家庄人吗？它们是前后存在，还是同时并存？如果要写一部村史，其中的线索真理不来。
　　 上下五千年，这一方水土上繁衍生息过族姓，仅以这区区几个村名远远串不起来。他们都从哪里来？他们都是谁？他们都往哪里去了呢？
　　 从这种意义上看，就所知而言，杨家坪人，冯家疙瘩人，苏家庄人，他们都是匆匆过客。我们这已生息三百多年的赵姓呢？也是匆匆而过吗？
　　 就这三百多年间，老辈人的传说分明传达给我一些明确的启示，有助去解读这片土地上几千年里匆匆过客的命运。
　　 老辈人说，民国十八年大旱，人吃人，狗吃狗。
　　 老辈人说，闹回回，跑贼，破塞子，杀人如麻。
　　 看这些信息，都是近代的事，所幸我们赵姓在这种天灾人祸的冲击下存活下来了。更早时候的杨、冯、苏姓人家就没有这般幸运了，他们都绝户了，消失了。
　　 中国人安土重迁，如果没有非常之变，他们不会背井离乡，流离飘泊。
　　 这种非常之变正当是曹操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荒动乱年月。陕北地界，古来多发旱情，又处西北游牧民族跟中原地区交界冲突地代，这种非常之变尽可想象。
　　 一场大旱，即可摧垮一个村庄。到树皮都剥光了，开始吃观音土了，开始饿死人了，人们只有逃荒活命了，一个村庄便要消失了。
　　 一场瘟病，最可摧毁一个村庄。天象异常，地气乖张，瘟神便会吞没一个村庄。最后逃走的人，怕也会倒毙在路上，这便是绝了户。
　　 或者土匪来袭，或者遭遇兵祸，在这里，人们不是逃走，就是被屠杀。
　　 没有了人息的村庄便不再是村庄，随之屋坏窑塌，不用多久，便只剩下白茫茫大地。
　　 我所面对的杨家坪村，便是这样的荒村吧。
　　 现在，在名为苏家陵的地界已完全看不到有什么疑似苏姓坟茔的土堆，或墓碑之类。有之，也是近世我们赵姓人家得享香火的祖茔。上世纪七十年代兴修水利时往往在地里刨出白骨来，已不知是苏姓先人的，还是我们赵姓远祖的。
　　 “生民百遗一”“万姓以死亡”。老天既生人民，何以如此涂炭？
　　 秦时人口计三千万，至汉初仅余一千三百万。隋时人口四千六百万，到唐初仅余一千二百万。
　　 一种文明得以延续，该是多么幸运！但又让人后怕，也怕不幸灭亡啊！
　　 长大后回村，我特意去杨家坪访寻了那碌础、碾盘和瓦片。再次面对它们时，我恍惚间觉得自己仿佛像置身在玛雅人的金字塔前。它们一样的无言，一样的成谜，直令人唏嘘，直让人怆然。
　　 无论如何民族，经漫漫岁月而创造其文化文明都极不容易，都有其价值。天灾或无奈，人祸则有罪，致这种文化文明不得承传，都是悲剧性的。
　　
　　 （江山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