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浑源师范民师班即将毕业时结的婚，结婚后双亲接连病逝，又因没有住处被迫借钱买了宅基地和椽檩，累算欠下一万多元的债务。毕业后虽在教育局工作，但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元，加上妻子代课工资每月不足七十元。俗话说“没有骨头难长肉”，白手起家又欠了外债，生活难以为计。
　　 一九八五年的深秋，长女出生不满周岁，妻子考入县教师进修学校，将要脱产学习二年。女儿正在哺乳期，因无力在县城租房，更不可能雇得起保姆，只得将孩子托付给在顾关东堡村居住的孩子的姥姥抚养。
　　 进校前，妻子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忙着到商店买上奶粉、白糖和奶瓶，甚至商店一个细白铁筒能在保温瓶里热奶都想得到买回家还抽空洗晒了女儿所有的衣服、被褥和尿布，把该做的都安排妥当了心里才踏实一些。
　　 临走时母女离别，孩子要断奶，妻子抛下幼小的女儿心如刀绞，女儿要找妈妈哭声不断。但为了有一线希望转为公办教师，当妈的只好痛心地挥泪而别，送行的人们看见这种场面无不动情落泪。
　　 去了学校，妻子不能给孩子吃奶，两个乳房憋出了道道青筋，越是疼痛难忍越想女儿。想断奶只要忍受几天憋痛就行，但妻子想到女儿太小，不吃娘奶自感愧疚。她忍受着痛苦，托人在县城找到一个有婴儿的家庭，每天上、下午放学后前去让小孩吮吸一阵缓解疼痛，星期天回到家里让女儿吃个够。
　　 我们俩的月工资不足百元，给女儿喝不起炼乳，买奶粉也是为省钱去批发。加上妻子的学习费用和我们俩的伙食费，不但欠下的债务无力偿还，而且每月的花销精打细算还要亏空。
　　 教师进修学校和教育局在一个院里，只是住房紧张，我们夫妻二人每天各拿着饭票到食堂打饭时见个面，晚上在各自的宿舍里休息，妻子宿舍就住着十多个女同学。第二年冬季进入取暖期，我生活所迫，买了一个铝锅，抽早搭黑趁同事下班回家和早上生火、打扫办公室之机，在办公室火炉子上熬点小米粥或蒸点馒头将就着生活。
　　 每到星期六下午下班后，我便用自行车带着妻子风驰电掣地向东堡村驶去，接上女儿再回到相隔八华里多的家里。有时进修校星期六下午放假，妻子归心似箭，吃罢中午饭便买票坐大轿车先回，等我下班后骑上自行车再接她们母女二人。那时，我才明白了子女在母亲心中所占据的位置，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替代。
　　 岳父家有六女一子，妻子是长女。女儿和她的几个小姨姨们如同姊妹一般，看到胖墩墩的外甥女既听话又不挑吃，都愿意和她玩儿。到了星期六上午，她们都念叨着：“今天大姐要回来。”对着外甥女说，“你妈要回来。”女儿也在盼着妈妈。妻子回来后，女儿也不知道该叫大姐还是叫妈，便混淆不清地习惯叫成了“大姐妈”。
　　 一次，女儿姥姥听到街上有客车的声音，便让外甥女出去迎接她心爱的妈妈。当她的小姨姨引着走出门口，只见客车上下来几个人又开走了。女儿看到下车的没有大姐妈感到失望，怪怨客车没有把大姐妈拉回来，哭着跑回去依偎在姥姥的怀里。睡梦中还叫着大姐妈，不时地传出睡哭声，眼窝里闪烁着晶莹的泪珠。等到她的大姐妈回来得知女儿幼小的心灵里是那么的想念母亲，妻子不顾女儿在熟睡中，一下把女儿搂在怀里失声痛哭：“妈妈也想你啊！”
　　 从此，女儿每到星期六下午听到街上有汽车的声音，就跑出去等待、迎接她的大姐妈。当妈的想女儿心切，每到周末放学就迫不及待地回家，一路风雨无阻。老师、同学们对妻子付出的母爱无不为之动容。
　　 妻子为我付出了很多，忍受了很多。女儿出生贫穷家庭，从小也经历了不少苦难。直到进修毕业后，妻子和女儿再没有分离，才逐渐改变了“大姐妈”的称呼。
　　
　　 二
　　 搬家本是一件寻常事，但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奈和被迫，五次搬家有喜也有忧，有甜也有苦，每次搬家铭记在心头。
　　 村北头有父辈留下的五间有百年以上的低矮土窑洞，弟兄分家时我分到两间半，其中半间是堂屋伙用的，一直与长兄同住一院。我结婚后父亲还在世时，水瓮在堂地放着共用，靠长兄担水；两家照明共用一个电表，电费两家分摊；堂屋卫生两家清扫，抹桌扫地不分你我。兄弟情同手足，两家和睦相处。
　　 我在外工作，家务活儿干得少，在家居住时间少，家庭琐事过问少。冬季单位给职工分发白菜，过年批发白糖，夏季拉回瓜果，我带回家去给弟兄、姐妹总要送出大半。长兄因孩子多，又在同院居住，分发时更多一点。那时没有闲话，没有猜疑，也没有误会，妯娌俩关系也融洽，如同姐妹。房前院后、左邻右舍的人们都赞不绝口。
　　 也许是比妯娌赛姊妹的缘故，或许是前世仇人转弟兄、弟兄生来两家人的原因，后来闲言碎语多了，为鸡毛蒜皮也要引发矛盾，发展到弟兄反目为仇，妯娌大打出手。在家庭矛盾一时难以调解、缓和的情况下，为避免事态扩大，我只好以搬家来解决矛盾纠纷。
　　 新搬的住房是和我们一块任教的同事介绍的，共有三间土窑洞，房东是单身在县城的一个单位当门卫的，东窑房放着房东的所有家当。我们占着的西窑房和一间堂屋，因时间长没人居住，墙皮掉落已无法粉刷，我们就简单清扫掉尘土住下了。到了冬天，土窑洞内的窑顶和后墙冻了一层白茫茫的霜。年幼不懂事的闺女问道：“妈妈，咱们为啥住的是毛毛房？”妻子心里一阵酸楚，看着闺女回答说：“住毛毛房省心、自在。”
　　 几年后，岳父工作的顾关水文站迁到贾庄，原水文站的五间砖房闲置。我们又搬到距我们村近十华里的顾关东堡村居住，妻子也调到顾关东堡学校任教。顾关水文站的院子有一亩半，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在院子里种一些豆角、菠菜、茄子、西红柿、黄瓜之类的蔬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美中不足的是，过去集体盖房面积大，房皮薄，妻子和女儿俩住在大房里，夏天晒得家里闷热，母女俩出汗不止。冬天虽然生着火炉，但家里放的水瓮，里边的水结成了冰，妻子早晨起来做饭，想舀水还得用铁器捣冰层。到了晚上再热的天也要把门紧闭，以防坏人入室侵扰，好在邻里照顾，在顾关东堡村住了几年平安无恙。
　　 一九九二年春节后，教育局领导出于同情和关照，将我家属调入城关。由于家境贫寒，我们只租了两间小南房。两间房不足十五平米。搬家时，本来用“小四轮”车拉的只有一个脱了漆的衣柜(家乡人叫“洋箱”)、一个水瓮、两个腌菜瓮、一个吹风机，还有一只以防停电备用的木风箱。这点家当进来，挤得房子堂地小得只能放个水瓮，还有个锅台做饭，堂屋中央只能放几个坛坛罐罐，里边的房有一条土炕能睡人，地下摆个柜子，两个人只能侧身挤着出入。
　　 第一次住进城里，同学和同事们前来看望。每天三三五五坐着闲聊，中午还得炒菜煮饭喝上二两烧酒。时间长了，屋檐下的空酒瓶堆起来像一堵墙。房东说，农村人厚道、实在，酒喝了多少不知道，光看空酒瓶就像个酒瓶收购站。尽管两个人的工资二百多元，每月除吃所剩无余。虽是租来的蜗居，但心情是舒畅的。
　　 没过多长时间，同学买上楼搬到新居，腾出的房出于同情让我们去住。我们又一次搬家，住进了有近二十户人家的里外四合院。未隔数年，县交警队建起了家属楼，我和交警队长是朋友，听说低层楼价便宜，便向亲戚朋友转借六万多元购买了一套，我们再一次搬家住进了大约一百多平米的楼房。虽然为便宜买的是最低层，采光不足，到冬季白天有时还得开灯，但毕竟是属于自己的楼房，且从此结束了搬家的历史。
　　 机关工作多年，我在县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产，有了固定的住处，有了自豪的感觉。妻子说：“借钱买楼房，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住了楼房心里也不踏实。”妹子说：“我第一次进三哥家，心里不知是啥滋味，眼里憋不住地流出了泪。三哥终于也有今天。”
　　 我说：“人不怕家穷，最怕志短。只要精神不垮，不要说搬五次家，就是搬十次也不可怕。因为稳固、和睦、美满的家庭，是从痛苦、多难开始的，这样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才能称得上患难夫妻。”
　　 一位名人说得好：“先苦而后甘，是人间乐事。”
　　
　　 三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下午，我与分管干部的县委安副书记、县委组织部干部科李文清科长同坐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小轿车，从县委大院向教育局驶去……
　　 县委到教育局路程不足一公里，五分钟就到了，而我的思想有些紧张，心情较为激动。虽然县委常委会议于十月十日已研究决定让我出任教育局局长一职，自己也作好了上任的准备，但此时想得较为复杂，很难静下心来。
　　 参加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曾从事过教学工作，又是师范学校毕业，在教育行政部门搞过文秘、教研、招生、人事等工作，虽然做教育工作不算行家里手，但是到教育局任职抓教育、教学管理应该轻车熟路，不会出现什么闪失。
　　 政府办搞文秘工作八年有余，自己早已成为副科级干部。九八年初又任浑源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县外事办主任职务，和教育局长都属正科级，社会上不该有什么闲言碎语，因为这是职务调整，不存在越级提拔之嫌。
　　 在机关和领导身边工作很长时间，耳濡目染领导的决策能力、处理工作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为自己担任领导工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该说一定能够独挡一面，扬长避短，工作会有起色。
　　 只身一人前去县教育局领导两千多名教师、近二万六千名学生的庞大队伍，这还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机关人员抱着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学校校长配合不配合工作，我心里没底儿很不踏实。
　　 县委常委会上，有些常委对我任教育局局长职务提出了不同看法，一些好心人也在分析。有人说，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子孙后代，万一不胜任贻误的可是几代人，不能拿教育工作当儿戏；有人说，书记带来的秘书，安排一个有车坐、有钱花的单位就可以了，何必安排到风口浪尖上；也有人说，教育局老局长在任十六年多，从机关到学校已成为铜底铁帮，一个外县人单枪匹马前去任职，就是有才能也无施展的机会；还有人说，老局长当了教育局的书记，新局长如梗在喉，让权成了傀儡，不让权便是窝里斗的下场——两败俱伤。面对着各种说法走马上任，我心里自然有些忐忑和顾虑。
　　 我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教育局。教育局都是平房，人们办公条件简陋，会场还在西隔壁的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只能容纳十来个人住宿，会议室也只有三间房大小。等到我们走进会议室，全局人员已经在下面座无虚席。
　　 我扫视了一下会场，观察了台下所有人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们的心理是复杂的、矛盾的，也是有很多顾虑的。抱着一种希望？抱着一种好奇？抱着一种怀疑？或者各种意思都有。
　　 不容我继续往下想。
　　 李文清科长宣读了县委的决定。安副书记讲了话，肯定了老局长十几年的工作成绩，介绍了我的经历。原任局长、新任书记表态，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配合好新局长的工作。
　　 我第一次在主席台就座，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生面孔，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以领导的身份表态发言。
　　 “首先感谢王局长十几年来在教育局所作的贡献，为我今后工作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我来教育局主持工作，这是组织的重托，领导的信任。我服从组织安排，已经作好了为广灵教育事业献出一切的思想准备。因为我念过书，清楚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我任过教，知道老师工作的酸甜苦辣；我有孩子，理解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我在过机关，深感各级领导和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关注。因此说，我感到肩负的担子是沉重的，所负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我有信心变压力为动力，决心带领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团结奋斗，在高考中创名牌，使教育教学质量创一流，让全县教育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我也希望在座各位支持、配合和监督我的工作，我愿意接受考验，决心不负众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出色工作和优异成绩，回报组织，回报社会，回报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理解我的所有人。”
　　 会议结束后，我们在老局长办公室稍作休息，安副书记说有事要走，让我和老局长交谈。我想，老局长工作十六、七年将要卸任，是否还有没处理完的工作？当我们送安副书记走出院里，我回头向老局长告辞：“王局长，我也走吧。过去还有没安排妥的，王局长该处理的处理，该安排的安排，我就不打扰了。”安副书记和老局长听我这么一说，感到新任局长心胸很宽，姿态很高，都露出了微笑，并点头赞许和同意。我和安副书记、李文清科长一起回到县委。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按时到教育局上班。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肩负的重任，不仅仅是工作的责任和义务，更是广灵的希望和未来。在新的环境下，我踏上了新的征程……
　　 回望生命中那串深深的脚窝，我悟到人生中甘苦参半，甘中有苦又苦中有甘，而先苦后甘胜过先甘后苦。而这一切，来源于对儿女对家庭的爱，夫妻的患难情深，更来源于人生崇高理想价值的支撑和对爱矢志不渝地坚守。
　　 哦，我那艰辛岁月中一串爱的足迹……
　　 （温天银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