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黄河水泛滥，大片的良田被淹没，无数的农民被迫离开家园，四处逃荒。
　　 家住河南省扶沟县的婆婆一家，受灾严重。婆婆那时候才12岁，跟着母亲和姐姐出来逃荒，一路走了几个月，来到了安徽。这天她们走到红色革命老区的金寨县，遇到一个好心的大娘。大娘说：“大姐，我看你们娘仨个，一直这样讨饭也不算个事，可愿意给女儿行个婆家？”母亲先摇摇头，之后又点点头：“唉，这样也好，孩子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大妹子，烦劳您给俺闺女说个好人家吧！”
　　 于是，12岁的婆婆不再跟随母亲四处流浪，留下来给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
　　 婆婆像是狂风吹散的一粒种子，落在了这方贫瘠的土地上。从此，在这儿生根、开花、结果。
　　 婆婆嫁给我公公的时候只有17岁，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家，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薯地呀，跟庄子上人家的红薯地连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可是，无情的洪水……”
　　 每说到这，婆婆嗓子就哽咽。大家知道，她是想家了。婆婆顿了顿，又接着说：“一大家子人，全是靠红薯，度过了无数贫穷的日子。”
　　 之后许多年，她都没有回过老家，路途遥远，没有盘缠。再说，孩子也一个一个的出生了，哪有时间走娘家。
　　 婆婆执意在皖西的土地上种红薯。一开始，这一带偏僻的岗头，种红薯的人很少。但婆婆把那些边角的、零散的土地都利用起来，春天到来的时候，她会埋下很多的红薯苗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极为贫穷的岁月里，婆婆就是靠她的红薯，填充一家人的肚皮。那些小的、散碎的、不成气候的红薯，用来喂牲口，每年过年，家里都能宰一头肥猪。婆婆靠勤劳，在那极端的年代里，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家，打理的还算过得去。
　　 夏天的傍晚，婆婆经常一个人坐在红薯地边，长时间地抽旱烟。有些时候，能从红日西垂，抽到余晖散尽，抽到暮色慢慢围拢上来，天上的星星次第明亮。那一闪一闪的星光，与婆婆旱烟咀里的一明一暗的红点，遥相呼应，就像是上天与人间的对话。
　　 村里不懂婆婆的农民，就会说：“他婶子，红薯是不需要看的，没有人偷。就是有调皮的孩子，扒一点出来吃，又有什么关系呢？”
　　 婆婆说：“我坐在这里，并不是看红薯，我是看红薯。”
　　 他们不知道，婆婆不是怕人偷，她是喜欢看红薯生长。特别是夏季的雨后，她坐在红薯地边，似乎能够听到红薯拔藤的声音，似乎能够看到埋在土地里的那些红薯蛋子，正一点一点拱身，一点一点涨大饱满的肚子。那一刻，她感觉这一片天地都是她的。
　　 懂他的公爹，知道她又在想家了，想她河南的老家，想她中原大地上那一望无际的红薯地。
　　 到了1949年，翻身解放了；又过了许多年，改革开放了，也不存在缺吃少穿的情况了。婆婆慢慢地老去，但是她一辈子都没有改变过爱吃红薯的习惯。
　　 早晨，红薯煮稀饭；中午，在米饭头蒸几片红薯；晚上，红薯面疙瘩汤。婆婆几乎天天如此，一吃就是一辈子。过年过节的时候，她还喜欢把红薯蒸熟，攥碎，放一点糯米粉，团成圆子，在油锅里炸。炸出的圆子金黄、软糯、圆润，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
　　 村庄上的孩子们就会到家里来，婆婆就给他们盛一碗，放在桌边，让大家吃。开始来吃的，喊她姐姐；后来来吃的，喊她婶子；再后来来吃的，喊她奶奶。一代一代的孩子长大了，婆婆也老了。
　　 老了的婆婆，依然在茶余饭后，在不经意之间，描述她故乡的红薯地。“我们家，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薯地呀，跟庄子上人家的红薯地连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日子都像甘蔗一样，一节更比一节甜了。儿女们也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生活极大地富裕了，想吃什么有什么，但是婆婆却终身不改喜欢吃红薯的习惯。她说：“红薯最养人，黄金一般的东西，没有什么比红薯更贵重。”
　　 婆婆去世的时候，儿女们把她安葬在一个山坡上，四周有一片一片的红薯地。孩子们知道，只要那郁郁葱葱的红薯一年一年伴随着婆婆，婆婆就会非常开心，非常舒适，非常安泰，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幸福地微笑。
　　 儿女们想念她老人家的时候，也会到红薯地边坐一会，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你奶奶那时候啊，栽好多好多的红薯，一大片一大片的，望不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