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大学》
　　
　　 一
　　 农民萧万如身材高大、壮实，面色红润，常年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娃他妈缝制的蓝色衣裤、黑色布鞋。对襟纽扣衣裳遮盖着一根破旧的军用皮带，皮带系住下面的蒙裆裤。这顶用棉羊毛擀制的厚毡帽，卷边无遮阳，汗水常年沁润，已使它密实如盔胄，常被他当钱夹、烟架、水瓢用。平时他把一张两张零钞和别人敬的纸烟别在毡帽卷边的夹缝中，出门时当水瓢舀水解渴。因此，肖万禄得一外号——卷边毡帽。
　　 卷边毡帽萧万如，是滇东北古城县向阳公社红星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萧飞是他的大儿子。
　　 萧万如原名肖万禄，萧飞原名肖承嗣。老子改“万如”儿变“飞”，是后来儿子坚持更改自己名字时，强行更改了老子名字的缘故。
　　 儿子为啥要给老子改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肖万禄进过几年学堂，凑合着算高小文化。他有一些农民式的幽默和风趣，会咂草烟，能喝一点酒。懂些忠孝仁义孝悌温良恭俭让，不喜欢和人争高低长短，平时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微笑。因为当过兵，他走路生风，行事爽快，喜欢干脆。
　　 还在十九岁那年，肖万禄去攀枝花市当了三年兵，履行了公民义务，增长了一些见识，会说一些诸如摆龙门阵、龟儿子之类的四川方言后退伍回家。
　　 他崇尚《二十四孝故事》里的扼虎救父、弃官寻母、百里负米孝行并津津乐道。暗地里也喜欢听那时被贴上“封资修”标签的《大孝记》《柳荫记》这类流行于乡野民间的古典唱书。“一更里，月照墙，英台房中泪两行。怨自家，命不强，红颜薄命配马郎。我哥哥，情义长，三年同睡一架床。此恩爱，梦一场，辜负梁兄少年亡。二更里……”他正唱着《柳荫记》，又突然岔到《大孝记•王化买亲》中“善似青松恶似花，花开青松不如它，有朝遇着严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平时喜欢胡聊神侃，“话说张飞和岳飞大战了三百回合，从早到晚，满天乱飞，直杀得日月无光，难解难分……”别人提醒他张飞和岳飞“隔朝”了，不可能杀在一起，他立即强调，是呀，幸亏隔桥了，隔着当阳桥，不隔着桥那还了得……
　　 他总是这样颠三倒四的，经常唱着唱着就岔到别处去了，惹得邻里好一阵嬉笑。
　　 肖万禄说人要懂得积德行善，要有孝心。没有孝心，不如买块豆腐碰死算逑了。
　　 村里人都说卷边毡帽真是个活宝，万禄可不“卷边”（简单），这人玩得成。
　　 那些年月，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肖万禄和媳妇生儿养女，也就不用搞什么计划，像许许多多的家庭一样，顺其自然，一切全凭兴趣和能力。还不到四十岁，肖万禄就接二连三有了五个孩子，三子二女。
　　 他给长子起名肖承嗣，在肖承嗣之后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大一点的那个女娃儿自小患小儿麻痹症，右脚一直掰扯着。
　　 没有太在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承嗣说话就有一些结巴，此后一直没有改变，一直结，结，结巴着。不过唱歌倒是蛮顺畅的，没有问题。承嗣聪明，于是就心高气傲。聪明机灵是好事，心高气傲却差一点让他上不了初中。
　　 上不了初中也许不是坏事，做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讨一个般配的媳妇儿，养上三两个娃，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说不定就可以避免后来的那些是是非非、大喜大悲，弄得一生望子成龙的老爹悬梁自尽，自己孑然一身，不知所终……
　　
　　 二
　　 话说肖承嗣小学毕业那年，正是自一九六八年开始九年来，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最后一年，上初中不需要考试，只要班主任老师和“贫管会”推荐，就可以去公社所在地的中心完小——“五七”小学附设初中班去上学。
　　 向阳公社四万多人口，仅有初中四个校点五个班，只能招收不到两百名学生。没办法，国家教育事业严重滞后供不应求不说，还正遭受着人祸，推荐是有名额限制的，推荐的重点是工农子弟。一多半小学毕业生上不了初中，只能回家去当公社的小社员，跟着大人种生产队集体的地去了。
　　 当时，乡级政权叫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这既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种政权机构。特点是“一大二公”，俗称吃大锅饭。农村基层生产组织为生产队，生产队为基层农业预算单位。粮食分配是生产队预算和分配的主要内容，首要议题是确保每个公社“社员”，获得的基本口粮不低于最低保障线。
　　 人祸不断，天灾频现，出现粮食歉收时，人民公社“社员”的“最低保障线”其实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土地里产不出足够的粮食，忍饥挨饿就成了许多“社员”的一种常态。
　　 只要社员按照生产队长的安排，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看林木护庄稼，放牛羊拾狗粪之类，都叫出工。社员出工，成年人每天能记工分十分，未成年人三五六七分不等。生产队收获分配粮食的时候，除去按人头核定的基本口粮外，再按各家各户累积的工分参与分配。当然是工分越多分得越多，有点多劳多得的意思——虽然所得悬殊不大。
　　 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紧日子的同时，人们还在搞着阶级斗争。无论是向阳红星，还是“五七”小学这些行政、学校的名称，很明显都具有那个特定时代阶级的烙印，被强行赋予革命、赤色的意义。
　　 虽然阶级斗争历经多年，大多数人都厌倦了，但还没有人叫停，就只能像已经启动的机器那样，继续运转下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属于“黑五类”，成了大家鄙视的对象，好长时间被剥夺了继续上学、参军、招工的权利。再说得详细一点，那时候的地主是指交出了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富农是劳动致富的农民，反革命分子指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思想异见者，坏分子绝大多数是领导难以管理看不顺眼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伴生物，右派分子则很复杂，就一言难尽了。红星大队有几个不起眼的地主富农，没有什么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地主富农的子女，是不可能被推荐去继续上学的，想都不要想。无论你平时如何轻言软语夹着“尾巴”表现，也无论你成绩多么优秀。金文同学虽然出身贫农，也被沙（读去声）出来淘汰了。不推荐理由是搞封建迷信活动。
　　 事实是他家请了一个阴阳先生，他跟着父亲悄悄在自家的祖茔里，杀了一只鸡，烧了几张冥币，搞了一次祭拜先人的活动而已，被人看见打了小报告。
　　 肖承嗣的家庭成分是中农，是可以推荐上初中的。
　　 问题是，他小小年纪就知道人体的死穴、哑穴，喜欢比划什么点击某个穴位就能让人送了性命，狠磕某个地方又可以让你变成哑巴瞎子之类。不晓得他是咋个晓得的，反正同学们都不敢得罪他，生怕被他点穴给废了。“贫管会”的老农们觉得，人看从小，马看蹄爪，还是别让这孩子去读书的好。现在就这样不靠谱，将来说不定就会变成老二，只有天能管住他。
　　 班主任韩少力说自己不这么认为，这孩子聪明，不让他去读书可惜了。再说，他也只是耍耍嘴皮子而已，又没有真的伤害了谁。
　　 韩少力是个民办教师，在职却不在国家教师序列中，没有工资，每天有十分工分，还有每月七块人民币的补贴，日子过得和大家一样窘困。只是比出一天工，才记一天工分的农民社员稍好一点。
　　 韩少力教书有一套，也喜欢到学生家搞家访。他搞家访，不是因为学生在学校出现了什么状况，需要和家长沟通。如果有时间，他打算对所有的学生家，挨个访一遍，然后从头再来第二遍……他从不说自己学生的缺点错误，只和家长汇报你的孩子是聪明、听话、懂事的，将来是可以成器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反正只要老师能像灶王爷一样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学生喜欢家长也高兴。
　　 韩老师都说了，我孩子是可以成器的嘛。老师来家访，蓬荜生辉啊，作为孩子他爹我荣幸我高兴。
　　 韩少力不好明说的一个理由是：他去家访时，曾坐在肖承嗣家的小餐桌旁，和肖承嗣的父亲边喝酒吃肉，边答应一定让承嗣去公社上初中。还有，离开肖承嗣家时，手里多了一个里面装着一公一母两只小鸡的竹篮。承嗣的母亲还在厨房为家访的韩老师做饭菜时，韩老师在夸赞嫂子你们家小承嗣聪明懂事听话前途无量的同时，看见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窝刚可以辨雌雄的小鸡在院里觅食，就说我家也有几只，是你们生产队李得宝家给的，不像嫂子养的这么热闹。李得宝是学生李兴福的爹。
　　 其实，他通过家访得来的大鸡小鸡一大群，在院子里叽叽喳喳热闹着呢。
　　 承嗣的母亲哪能听不懂韩老师的弦外之音呢。
　　 在韩老师结束家访的时候，没有拒绝嫂子捉来放在竹篮里的小鸡，很无奈的样子。
　　 肖承嗣成了向阳公社“五七”小学附设初中班的学生。
　　
　　 三
　　 小学毕业刚放假，唐山大地震了。刚上初中九天，毛主席去世了，举国同悲。
　　 老师们轱辘着红肿的眼睛，忙着写怀念伟大领袖的黑布白字孝套，带着学生用白纸折小白花，师生人均一套。女教师不时带着女生们想想又哭一气，捶胸顿足披头散发东倒西歪哭成一团，受到感染的男生们也忍不住揉眼睛流泪。直到又一个九天后，被集中到公社革委会大楼前，在呜呜咽咽的悲声中，面对大楼上悬挂的领袖遗像和高音喇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参加完全国同步转播的追悼大会实况……
　　 附设初中班管住不管吃，没有食堂，吃饭这天大的问题由学生自己解决，吃或是不吃，吃什么自己看着办。放学后，就会从集体宿舍内外的若干个小火炉里升起无数股呛人的炊烟，风雨无阻。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将从家里带来的包谷冷饭热一热，胡乱弄点什么汤下饭。大多数同学吃的是洋芋，蘸一点辣椒酱或者干脆放点盐煮煮。白米饭是看不到的，因为向阳公社是半山区，只产包谷洋芋黄豆蔓菁萝卜。
　　 没有粮食养猪，油十分稀罕。
　　 想吃肉，通常要逢年过节或有亲戚朋友的时候，才可以“打牙祭”，吃上一点。吃肉为什么叫“打牙祭”呢？因为肉食匮乏，人们在逢年过节时总要想法子弄点好吃的。所谓好吃的，最期盼的就是能吃点猪肉。有了好吃的首先当然要记住祖先，要先献给祖先——祭祀。由于祭祀只是个仪式，切下不多的一点肉，放在神龛面前表示一下而已。祭了祖先之后便将这一小坨肉切细“祭”自己的牙齿，于是便有了“打牙祭”之说。
　　 当然了，从初中生们小火炉里升起的炊烟，没有一点儿诗意，不能和美丽乡村升起的袅袅炊烟媲美。
　　 初中班的少男少女们，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凉一餐热一餐，慢悠悠成长着。
　　 初中班是在小学校里附设的，师资力量主要来源于本小学的教师。
　　 就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一些商用楼里附设个旅社、澡堂子什么的，属于副业，因此附设初中班的老师们水平悬殊太大。有的非常优秀，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从省城“运动”至乡村的，去教高中学生都绰绰有余。有的去教小学生都不称职。
　　 教数学的桂莲老师就很不称职。每测验一次发完试卷，她就伏在讲桌上“伏特伏特”抽泣，很受伤也很无奈的样子。因为，考一百次都只会有一个同学及格，其他同学最多五十九分。而及格这个同学，是她已经到县一中初一读过一年书的女儿。同学们不敢哭却更难受，这是无助和憋屈的滋味。看看自己面前一个红叉接一个红叉的考卷，再瞄一眼伏在讲桌上打算哭一堂课的女老师，心说，拐逑了，被她坑死都无处去喊冤！我爹我妈还指望我将来能有些出息，找到一份吃国家粮的工作呢。现在是代数不会几何不懂。再看看讲桌上束手无策可怜兮兮，只会哭泣的女老师，一个个开始迷茫继而惶恐起来……
　　 于是，肖承嗣就像当时那个红极一时，敢于“反潮流”，向“师道尊严”开火的北京小学生黄帅那样，变相“反潮流”。他不是头痛就是脑热，经常皱着眉、捂着肚，哼哼唧唧请病假了，一个人睡在宿舍里不去上课。
　　 私下，他和同学说，我没，没，没啥子病，都是装，装，装的。我只是对某，某老师的课不感兴趣，不想去上他们的课，只想去听某老师讲的。很愤怒很有主见的样子。
　　 好不容易，熬过了两个冬天七百余天，老师领着他们搭上一辆空货车去县城考试。这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升高中的考试，叫中考。中考是农家子女跳出“农门”的重要一步。
　　 那时候的教育，被人给糟蹋坏了。弄得羊肝石的脸嘴都是一样的，癞蛤蟆不长毛没有一个好东西。教书的不像教书的，读书的也不像读书的。虽然开过三中全会了，但万事变坏向好都是渐进式的，有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教书的还没有找到应该认真教的理由，读书的也还没有需要认真读的感觉，大环境大气候使然呢。
　　 但十四五岁的懵懂娃娃都异想天开，明知道老师没有教好，自己也没有学到什么，却仍然虔诚地祈祷，残留在心底里的那点希望之肥皂泡不要破灭，一不小心能考上个中师、中专什么的。也有家长在心中默默祈求：天黄地绿，小儿夜哭……不对，说岔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太上老君显灵吧，求求您们了，让我儿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光宗耀祖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