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春的兴化水乡
　　 我是船民出生，对水上的生活并不陌生，一直有一个心愿，想近距离地去了解一下与我们一样在里下河水乡、长年在水上漂泊的渔民是如何生活的，走近他们，听听他们对生活的感慨、谈谈他们这些年来的生活轨迹。同事小陆就是渔民出生，初春的一天与她相约一起去她的兴化老家，正巧碰上了一个晴好天气，气温一下子高了起来，印象中的兴化与油菜花是分不开的，一进入兴化境内刚好碰上油菜花开。
　　 我与他们一家3口一行4人，小陆的老公是位文质彬彬的帅哥，驾车熟练而又不紧不慢地往目的地行进着，他们的儿子是个胖乎乎的初中生，因疫情在家也随我们一起。他们夫妇俩原是兴化人，在大丰买了房子定居。兴化与大丰只隔了一条串场河，两座城市就如一对双胞弟兄一般，一座横跨两地的桥象一根脐带把他们紧密相联。都说“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其实两地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只是少数语言中带着各自浓厚的地方色彩，那是双方已刻进了骨髓的家乡印记，再也无法更改。
　　 进入兴化境内，同事说只有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到了。看道路两旁的房屋跟大丰的倒也没什么两样，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同样是里下河地区的水乡，被外人一直称之为“鱼米之乡”，初入兴化便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了。掠过车窗的一块块方塘显然是用来搞养殖的，同事的老公介绍说：这些都是用来养蟹的，兴化的合陈镇是有名的螃蟹养殖之乡。
　　 一路走来才发现乡村路旁满眼盛开的油菜花，偶尔跳过的桃花树玫瑰色的红与黄色的菜花相印衬托，将水乡点缀得更是富有生机。宽敞的乡村公路整齐、干净，可将行人和车辆送到乡村的每一处角落。印象中的大丰人习惯将一些村庄称之为“墩”，如“姚家墩、张家墩、陈家墩”，兴化人则习惯于叫“舍”，如“花家舍、陈家舍、李家舍”的，称呼不同是根据各种姓氏的家族在此发展的历史而定的。
　　 二、陆家落户水产村
　　 从大丰到他们的兴化老家不足一小时的路程，到达目的地时便看到一座刚搭建的户棚，除了里面有一些焊接起来的骨架，外面还都是用一些类似于包装材料遮盖了一下，让人觉得既不能遮风又不足以挡雨，夏天更是抵不住烈日炎炎，冬天肯定是到处都会漏着寒风。一位老人在外面整理着捕鱼的网具，我猜想那一定是小陆的爷爷。小陆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我，水乡的人家不管生活富裕还是贫困，好客是他们的固有的特性，倒茶敬烟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你们是一辈子都生活在水上吧”？坐定之后我开始了正式的访谈。小陆的父亲陆友洪拿出了他的身份证，见到后面的一个门牌号码我便问这是不是他家？回答是没有房子，我很惊诧，没有住房何来的门牌号码？他们说这是为了办理身份证所需，我无语了。
　　 谈话中我大体了解到他们一家的历史：他们小时候就跟随老父亲陆广发（现年89岁）一起行船捕鱼为生，后来经人介绍与当地的姑娘张龙英（现年57岁）结婚，婚后他们就一起生活在只有一吨的小木船上靠打鱼、摸螺丝补贴家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将那些跟他们同样以打鱼为业的59户渔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水产村，该村实际上就是一个小集体，既无土地又无经济实体，仅是在行政上有个归宿，不过在计划经济年代他们还是享受到政府的相关政策，将这些没有土地的渔民户口归类了城镇定量户口性质，享有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粮食，女人每月28斤，男人每月32斤，儿童每月7斤，包产到户时他们还是以捕鱼为主业，并没有分配到土地，每年要给水产村上缴规定的费用。
　　 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凡有沟河处都能捕到鱼虾，温饱不愁，但说起来养家糊口、置办房屋、子女入学还是比较困难的，处于饿不死撑不死的尴尬境地，春夏秋三季主要以捕鱼摸螺丝为主，到了冬天一般都会息工，小船行到哪儿就在哪儿停靠，桥洞是最佳的避风港，碰到阴雨天气躲在桥下可避雨。冬天就选择朝阳避风处，就近在岸边挖洞支起锅灶、捡来柴草做饭。话说“一工一农，一辈子不穷”，渔民既无土地又无一固定住所，没有种菜的地，既过不上农村的生活，更过不上城里的生活，粮油凭有限的计划买卖，一家6张嘴全靠打一点鱼来维持，碰到冬天没有收入时日子便更难熬。
　　 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渔民有了计划粮，还有每年需要修补渔船所需的木料也要申请水产村，凭国家规定的计划买来木料进行维修。后来在兴化水乡成立了渔会，每户渔民还要按月上缴水产，上缴不足就进食堂，陆家人当年进食堂达3年时间，小陆的外公张圣贵（87岁）说：那时候的渔民日子苦啊，吃不饱穿不暧，一个个真的是饿得就剩下皮包骨头了。说起这段往事时在场的长辈们都开始默不作声，有的已转过身去抹起了眼泪。
　　 都说天下三行最苦：捕鱼、打铁、磨豆腐，而捕鱼又排在最前面。水乡的渔民迎着朝阳捕鱼，顶着星星收网，把全部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那一网一网拖上来的重量上面，在这风雨飘摇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从小我就对这些渔民艰辛的生活有所耳闻，今日近距离的采访他们，将这一类人的生活轨迹做个了解，不仅仅是为了一种好奇心，还为了能更多地挖掘一些里下河水乡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一下在这里靠捕鱼为生的这一群人真实的一面，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展现给世人，更好地完善里下河地区完整的水乡文化特色，让更多人能对他们进行重新认识。
　　 三、船家子弟进学堂
　　 老陆生有两个孩子，女儿陆锁银生于1986年，儿子生于1992年，渔民的孩子打从娘胎里出生就跟随父母漂泊在水上，稍不留神就会掉进河中，他们没有童年应该有的玩具，最常见的就是鲜活的鱼虾，在他眼中河流就是外面的天地，渔船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而陆地刚是他们眼中的另一方天地，更远的地方就是另一个世界。从小他们就缺少正常孩子应得到的家庭温暖，父母为了生计只能是将他们散养在狭小的船舱，在捕鱼的空闲时间中抽空看一眼，饿了、哭了、拉屎拉尿都可以忽视，只要大体上安全就行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进入改革开放十几个年头了，人们的日子一天好似一天，眼看别人家的孩子都进了学堂读书，老陆夫妇也狠下心来将已经10岁的女儿陆锁银送进了村部的小学校上学，没有住房就求人家村民收留寄宿，按月给人家粮油伙食费用，换洗衣服抽空拿回船上来洗，内衣都是小陆自己洗，有时主家也会帮她洗。起初住在一老夫妇家，他们家的儿子和媳妇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家里有一个女孩，这个小女孩比小陆还要小，但已上二年级了，水乡渔民的子女比不得城里人，连农村孩子也比不上，不会到上学年龄就按部就班的送入学校去上学，通常他们子女上学时都已超过了年龄。上学路上小陆和这家人的小女孩有时会结伴一起走，步行七八里路到学校，星期天不上学时她们还得完成奶奶交给的劳动任务，就是到棉花田里去摘棉花叶子给羊子吃，不完成就不给午饭她们吃，一人拎着一只大大的猪菜篮子，要将棉花叶子装满了才能回家吃饭，但她们总是完不成任务，奶奶是个非常严厉的人，说话粗俗，小陆一直很畏惧奶奶，不过小陆脾气也犟，不吃就不吃，每回都是爷爷唱白脸哄着她吃饭。
　　 虽说上学的日子并没有正常农村孩子上学那么有规律，但小陆能和众多的孩子在一起拥有这样的校园生活虽苦也有乐趣，这样的日子也只过了短短的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中她就寄宿过4户人家，毕竟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童年的天真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享受，残酷的现实带给她的多半是艰辛生活的隐痛。再后来由于实在不便也就缀学了，八0后的孩子只读二年级，这在城市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缀学回家后小陆成了家中的帮手，洗衣做饭忙家务，好让父母能更安心地打鱼过生活。到了弟弟上学的年龄，陆锁银开始承担起了他上学放学的接送任务，渔船就近捕鱼时还好，若是再远一点则要带着弟弟跑更远的路，后来父母干脆留下一条船作为这姐弟俩的食宿之所，这样，小陆每天陪着弟弟来回接送他上学放学，自己做饭给弟弟吃，直到弟弟上三年级后才由他自己独立上学放学。整个小学期间都是陆锁银在陪着弟弟，一直把他送入初中时才有了寄宿的条件，就这样弟弟也只是勉强读完了初中就再也无缘续学了，陆锁银这个渔家姑娘熬到出嫁才告别了那段渔民的漂泊生活。到了年满16周岁时小陆经人介绍到上海川沙镇一家私营织布厂打工，在那儿小陆渡过了三年的打工生涯，后又被人介绍到南通小海镇一家私营织布厂打了一年工，到20岁时经家中亲戚介绍与同乡的一个年轻人结了婚。
　　 小陆说：其实小时候我还是有机会上学的，妈妈曾有把我寄宿到大姨家去读书的想法，但我从小没离开过妈妈，因而这样的机会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
　　 老陆悄悄跟我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女儿，没条件让她读书，她只上了二年的学，我觉得亏欠她的。说到这里时我发现他的眼圈红了，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竟然落下了泪水，坚强的外表也遮盖不住这位汉子的家族情怀。
　　 事实上在兴化水乡渔民的子女能读完初中的实在是太少，很多孩子都没能有机会进过学堂。
　　 陆友洪一家的生活状况跟我家有些相似之处，同样都是过的水上漂泊生活，但与他们比起来我们又优越了不少，至少我们小时候还有个航运公司自已办的学校，可以寄宿上学，衣服还有专门的洗衣工洗，大家一起吃食堂，一天三餐有着落，睡的是学校的集体宿舍，条件不算好，但相对来说日子还算是安逸，那时尽管行船的人都没有房屋，但多数住家的木船都有一二十吨，不算宽敞，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一家老小睡得还算踏实，比起那只有一吨的小渔船已经是大了不少。从小大人们常会用这样的话来哄小孩子：你是捡的渔船上的。听到这话就觉得自己是没人疼没人爱的那一类人了，因为我们常见到那些渔船上的孩子冬天还光着屁股、赤着脚，鼻涕拖了几寸长，夏天晒得乌黑，冬天冻得通红。
　　 捕鱼的渔民生活的辛酸全落在了渔网中，他们生活在风雨飘摇中，过着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处的日子。老陆一家人一辈子漂泊在水上，能有个安生立命之所已成了他们一生的侈望了。
　　 四、我想有一个家
　　 成年在外捕鱼也许是习惯了，捕鱼的渔民们根据季节而变换着捕鱼的方式，也会选择更佳的捕鱼河流，因而捕鱼的渔民不仅仅局限于本地的河流，老陆一家人还去东台、大丰，沿着串场河一带捕鱼，最远处还到南通的海门一带去捕鱼。无论走多远，也无论是岸上有无固定的房屋，但最终他们还是要停靠到他们所落户的村子附近的河流，好象那里就是他们的家，陆上人家有“故土难离”的说法，而他们则有“故水难舍”的情怀，家乡的绳索牵着他们，他们会选择一处桥洞把小船停在下面，度过整个整个的冬天。看着那陆地上一排排拔地而起的建筑，看着那一群日出而作、日暮而辍、生活有规律的人们，老陆也幻想着能有一天在陆地上有个自己固定的住处，能遮风挡雨，能让一家人围着桌子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饭。
　　 女儿小陆成家了，儿子在学校读初中，老陆夫妇还继续着他们祖上的事业。2010年，时年47岁的夫人张龙英因乳腺手术而使他们被迫停止了几十年的流动捕鱼生涯，渔船固定在合陈镇的中兴河边，在距离中兴桥至南边原先的老粮库不足一公里的河道中放上笼子，捕点小鱼小虾贴补家用，他们的户口是渔民性质，挂靠的是水产村，而水产村也只是一个行政名词，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实体，以老陆的经济实力不用说没有可建房屋的土地，即使有可建房的土地也没有这经济能力，想拥有住房的想法也只能是一个梦。直到2016年，水产村对贫困户的房屋申请了维修款，根据上级精准扶贫精神，水产村对一些贫困户落实了房屋维修费，当时陆友洪领取了2.8万元维修款。尽管这维修款拿到了，也算是享受到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对此老陆已是感激涕零了，但问题是老陆连房子都没有，村里凭什么支付这维修款？老陆的情况村里不是不知道，这种文不对题的维修款来得也算是莫名其妙，这与我所看到他身份证上的门牌号一样，说来说去他们也就是居无定所的渔民。就水产村而言，类似于老陆这样的渔民现在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整个水产村，乃至合陈镇象老陆至今仍无自己住房的可能只剩下他这一户了。
　　 老陆的老伴张龙英2010年5月29日患乳腺癌三期住院手术，因无医保医疗费用无处报销，自费花去6万多元，使一个原本收入有限的家庭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至此，老陆原先想拥有自己一处能遮风挡雨住处的梦想再次无法实现。从那时起至今的10年中他们吃住在破旧的渔船上，停靠在中兴河桥东岸。但老天并没眷顾到这样一户连住房都没有的渔民，2019年老陆在自己的渔船上摇柴油机时不小心被绊倒摔断了肩骨，老陆的摔伤更是让这个原本经济桔据的家雪上加霜，至今一块用来固定体位的钢板还长在肩头。今年年初因新冠疫情盛行，大家都忙于防疫，老实厚道的老陆乘着这个空档私下与人协商以7千元的价格买下了岸边一块私属宅地，在此基础上夯实、平整，搭建了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简易工棚。老陆告诉我，虽说是工棚搭建好了，也花了钱买了这块地皮，但也只是双方协商行为，心中没底，说不准哪一天有哪个部门来强行拆除也没办法，明知是违章建筑，但也只有这样先有个住处再走一步看一步，住一天算一天了。所以，在搭建时用的材料也很简易，除了内部框架是用钢管焊接的外，其他四周包括棚顶都是用布来临时布置的，就是考虑到有一天被强拆时损失不会过大。
　　 老陆的这些话让我体会到一种朴实和无奈。
　　 这些年来老陆最大的梦想就是“我想有一个家”，能有个属于自己的能遮风挡雨安定的住所，能一家人在这样的住所中吃上一顿饭，躺在自家的床上睡个安稳踏实的觉，辛辛苦苦一辈子，也努力了，也起早贪黑地干了几十年，但选择的职业不同，努力的结果与别人比起来就差距太大，这对夫妇没有读过一天书，没有文化，只有最朴实和最原始的道德观念，对国家大形势还只处于文盲阶段，就象当初水产村对他这样典型的贫困户发放房屋维修费用时一样，自己连房子都没有，能领到维修费已经是享受了最高的待遇了，他们不知道现在国家的形势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都能摆脱贫困的帽子，实施了精准扶贫工程，可“春风何时才能吹到玉门关”啊？
　　 回程的路上，小陆的手机正好播放了一曲《我想有一个家》的歌，耳中听着这首歌，心中想着老陆现在的处境，禁不住心头一颤鼻子发酸。忽然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但愿老陆一家在这扶贫的东风中能享受到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真正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再过风雨飘摇的日子，不再睡在那腿都无法伸直、象摇篮似的风一吹就摇摆不停的小渔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