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母亲离开人世已经10多年了，但当清明节快到了时，总会想起母亲。母亲矮小、干瘦、多病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特别是她坚持要喂工分猪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父亲拗不过母亲
　　 我的老家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母亲就是这穷山沟里的最穷人家的家庭主妇。
　　 1945年，19岁的母亲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是我的姐姐。两年之后，我又来到了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上。以后每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到了有四五个孩子围着她团团转的时候，她深感力不从心了，便想不再要孩子了。但那时国家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偏僻山沟里的农民根本就不懂得可到大医院里去做节育手术，只好找当地的土郎中开药方。母亲吃了那土药方以后，上呕下泻，米饭不思，半月不止，差点把命都搭上了。从此便听天由命，到1965年，母亲便有了6个儿子和4个女儿，我的家成了一个吃不饱、穿不暖、没钱用的典型的贫困大户，但她却笑呵呵地带养着10个孩子，从不叫苦，从不叫累。她经常背上背着走不了路的孩子，手里牵着走不稳路的孩子，后面跟着几个能走路的孩子，除在家里烧茶煮饭、洗衣浆衫、打扫卫生等外，还经常要到生产队里去出集体工。
　　 母亲坚持要喂工分猪的事，发生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
　　 1958年以后，全国农村实行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制，在农村消灭了几千年的小农私有制，大家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富裕的康庄大道。
　　 那时生产队的人都叫“社员”。社员们每天都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挣了工分才能有粮食分，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工分成了社员们的命根子。
　　 因为生产队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什么是“按劳分配”？就是社员们每天都必须在队里出工，队里的记工员，每天登记出工的人数，然后开会评定每个社员出一天工该得多少工分。年终决算时，将全队的粮食总数除以全队所有的工分总数，这样就得到了每个工分可以分多少粮食。再按各家各户所得工分的总数乘以每个工分所得的粮食数，这样就准确地分配好了各家各户全年的粮食了。再用同样的方法分配全年的劳动收入。
　　 我们家孩子多劳力少，是典型的人多劳少的困难户，每年分得的粮食是最低的，劳动一年的年终收入总是负数，还要欠生产队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我们队是闻名的穷队。队里的收入只有两条渠道：一是每年向国家上交公粮能换回几百元收入；二是办了个养猪场，靠养猪创收。但这样还是不能解决买化肥、农药和种子等的开支。于是聪明的队长就号召社员们给队里喂工分猪，（队里规定不准喂私人猪，喂私人猪就会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队里把工分猪卖到公社食品站，食品站按毛重每斤3毛付钱，（那时猪肉0.5元1斤，但买不到），一头200多斤的猪，也就能换60～70多元钱。这样，队里靠这两种收入的钱，除去买化肥、农药和种子等的开支，剩余的收入就按劳动工分平均分配。有一年，我们队里每个劳动日（10个工分）分得了“三盒火柴两口针”——7分钱（那时一盒火柴2分钱，一口针0.5分钱）。
　　 我们家人多劳少，母亲见喂猪可以挣工分，于是跟父亲商量喂工分猪的事。父亲知道母亲要带那么多孩子，即使不喂猪，不做其他事，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而且喂猪是十分麻烦累人的事，天天要搞猪草、煮猪潲、喂猪食，一天喂三次，所以不忍心让母亲喂工分猪。
　　 而母亲想的是工分就是命根子，她对父亲说：1斤猪可以记10个工分，喂一头200斤的猪，就可以记2000个工分，就可多分200来斤粮食，200来斤粮食省着吃，多吃点蔬菜和杂粮，至少可以解决全家一个月的口粮。如果喂两头，就可解决两个月的口粮，到哪里去挣这么多口粮呢？能让孩子们每天多吃几口饭，我累死也值得！
　　 父亲还是不忍心，母亲却坚决要喂工分猪，结果母亲闹了7天7夜之后，父亲拗不过了，答应了母亲，不过与母亲约法三章：
　　 第一，不准叫苦叫累；不准讲腰酸腿痛之类的话；
　　 第二，不准因喂猪打骂孩子；当然可以叫两个大的（指我和大弟，我已经10来岁了）帮忙打猪草和洗猪草；
　　 第三，不能新建茅厕三日香，要喂就要喂大，不能半途而废。
　　 父亲的约法三章也够苛刻的了，但母亲一口就答应了。
　　 父亲说，快要过年了，过完年就开始喂工分猪。母亲说，干脆喂两头。
　　 1960年的年过完之后，父亲到队里的养猪场赊来了两只10多斤的小猪，母亲和全家高兴得不得了，都围着猪栏看那两个活蹦乱跳的白白胖胖的小猪崽，小猪仔叽叽地尖叫着，往猪栏栏杆上爬，我看着那小猪好可爱好可爱啊……
　　
　　 冰雪地里寻猪草
　　 要喂猪，首先要解决猪饲料的问题。那时根本没有现在流行的可快速增长的猪饲料，只能用传统的土办法喂猪。所谓传统的土办法，就是那种原始的喂猪方法，用蔬菜和野草做猪饲料，把蔬菜和野草洗净，切碎，然后放到大铁锅里加水加米加糠，一起煮熟煮烂，也就是煮成糊状的猪潲去喂猪，每天要给猪喂三餐猪潲。
　　 为了减少打野猪草的劳累，同时也是提高猪潲的质量，尽管自留地很少，但父亲还是尽量安排一点自留地种适合猪吃的蔬菜，如春夏秋三季，父亲在自留地种了专供猪吃的一种大叶苋菜，长得快，长得高大。每天杀一把喂猪；到了冬天，就种灰萝卜，这种萝卜耐贫瘠而又产量高，因为它枝叶高大，萝卜头长得快长得大，但味道比白萝卜差多了，只适合喂猪。由于自留地太少，优先要种人吃的蔬菜，所以，种的苋菜、灰萝卜等远不能满足猪食的需要。
　　 几个月以后，两头猪长到60～70斤了，猪的食量大增，自留地里的苋菜和蔬菜供不应求了，于是母亲便四处打猪草。
　　 家里有父亲编的大大小小的供打猪草的竹篓。母亲背上背一个不能走路的孩子，手里牵一个走不稳路的孩子，后面跟着能走路的孩子，提着一个大竹篓子，到田勘边、水沟边、水塘边、山路边、山坡上去打猪草。
　　 那时我有10来岁了，正在读高小。我当然成了打猪草的生力军，每天放学后，就背起一个竹篓，到田边、河边、路边和山边等地方去打野草。开始一段时间，母亲带着我去打猪草，她告诉我哪些野草猪爱吃，哪些野草猪不爱吃，哪些野草有毒，不能让猪吃，我都一一记在心里，时间久了，很多野草我都认识了，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了。母亲还告诉我采摘的方法，哪些草可以连根拔起来，哪些草只采嫩叶子或嫩草尖子，哪些树叶树枝尖可以喂猪，哪些野藤、野果可以喂猪。我都记在心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虽然不太懂事，但我看着母亲在家里有做不完的家务，在外面也有做不完的事情，我就想，每天下午除了帮生产队放牛外，就带一个竹篓子，一边看牛一边打猪草，而且尽量多打些猪草，尽量打一些猪爱吃的野草，让猪多吃一些，快一点长大。
　　 春天，夏天，秋天，天气不冷，野草又较多，有我帮着母亲打猪草，虽然我们很累很苦，但还是能解决猪的吃饭问题的。
　　 时间来到了冬天，天气又冷，野草又少，要打一篓猪草就很困难了。那天，下着雨夹雪，刮着呼呼的北风，我穿着单薄的补丁衣服，坐在火炉边都觉得冷得受不了。父亲却要我去打猪草，我哭着不去，一边大声地哭，一边大声埋怨母亲为什么要喂猪，为什么要自己找罪受？
　　 一下就把父亲激怒了，他一边骂我，一边拿来一把竹枝来抽打我。母亲却夺过父亲手里的竹枝说：让他在家里带人，我去搞猪草吧！
　　 于是母亲穿着一双已经破烂了的套鞋，带着一个破烂的斗笠，怀着快要降生的孩子，冒着呼啸的北风，冒着冰冷的雨雪，先搞了一些蔬菜回来后，又出去打了一篓子野草，在刺骨的雪水里清洗干净。母亲回来了，我看见母亲把烂套鞋脱掉后，里面尽是冰冷的雪水，她的手指被冰水冻得像大红萝卜，肿了，烂了，整个手指手背都裂开一道一道血口子啊……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年的那场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地上堆起了几尺深的雪了，而且冰冻了。家里能给猪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地里还有点灰萝卜，但埋在雪里，被冰冻住了。母亲穿一件破烂的棉袄，穿一条单薄的补丁裤，，还是穿着那双烂套鞋，背着锄头、提着篓子来到菜地里，先用锄头把冰块敲碎，然后把冰雪轻轻地扒开，小心地寻到灰萝卜的叶子，但那叶子都被冰冻住了，母亲只好将冻结着萝卜叶的冰块都拣到篓子里，再用手使劲地把灰萝卜拔出来……
　　 生柴湿柴煮猪潲
　　 把猪草打回来后，要洗净，然后要切碎，然后就要放到大铁锅里去煮熟。母亲等孩子们都睡觉了以后，便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把猪草切碎，然后把全家的衣服洗好，然后把几间房子打扫一遍，然后把需要打补丁的衣服打好补丁，然后拿出自己踏的鞋底打起来，那时我们都是穿母亲做的布鞋啊！当钻子钻在自己的手上以后，知道自己再也扛不住了，才将疲敝的身子躺在床上。
　　 可是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煮猪潲了。
　　 要把一大锅猪草煮熟是很不容易的事。即使在大热天，也要烧掉一大堆柴，花一个多小时才能煮好。要是冷天，那就不知要多烧多少柴，多费多少时间了。
　　 那时，我家经常没柴烧，母亲经常只能烧生柴和湿柴。
　　 因为我家是队里的特困户，人多劳少。父亲每天除在队里拼命挣工分外，就是在自留地里种蔬菜，种杂粮，种猪菜，种红薯。母亲背上背一个孩子，手里牵一个孩子，身后跟着孩子，也要到队里出工。可母亲还要做家务，诸如做饭菜、打猪菜、煮猪食、搞柴火，都是母亲要去做的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里哪里有干柴火呢？
　　 母亲身体矮小瘦弱，可她真能干，出完工就做家务，做完家务就上山砍柴，砍了柴就挑回来放到灶里去烧。生柴湿柴在灶里直冒浓烟，母亲被烟呛得直咳嗽。但母亲拿起一个竹竿做的吹火筒，拼命地去吹燃那些生柴湿柴。她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眼泪。她便闭着眼睛，使劲吹。终于灶里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湿柴燃起来了，但只见浓烟滚滚地冒出来，屋子里尽是滚滚浓烟，让母亲睁不开眼睛。但母亲必须睁开眼睛，她要在烟雾中去煮饭，去烧菜，去煮猪食和做其他事情。
　　 有时候，天公作对，连天下雨或下雪。遇到这样的时候，可就苦了母亲。家里连湿柴也没有了。没柴怎么行啊？全家12口人要吃饭呀？当然很多时候没有米下锅，但也要煮一大锅红薯，或萝卜，或芋头，或其他蔬菜，或者野菜，让她的孩子们填填肚子。母亲叫我带着弟妹，她拿起柴刀，爬到山上，砍起柴来。砍了一捆湿漉漉的柴以后，背回来，放到灶角里，然后将湿柴放到灶里去烧，不知经过多久的烟熏后，咳得喉干气断了，熏得眼泪流干后，湿柴终于烧燃了……
　　 这种情景，使我想起两句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
　　 生柴湿柴煮猪潲，成了母亲的家常便饭，也炼就了她这方面的特异功能。
　　 成功出栏工分猪
　　 两头赊来的小猪真是命长，在我家的猪栏里不仅品尝了春夏秋冬的丰富多样的潲食美味，而且感受了母亲不辞劳累一日三餐地给它们喂食的关爱和温馨，它们虽然营养不良，但是它们还是努力地想长大，每天能增加一点点重量以回报母亲的喂养之恩。
　　 一年另两个月之后，又是春回大地，草木争荣，百花竞艳的充满希望的季节，我家的两头工分猪估计都长到200多斤了，母亲喜滋滋地通知队长，说我们家的工分猪可以出栏了！
　　 母亲给猪准备了饯别潲，用白菜叶加米糠煮成猪潲，这是两头猪在我家吃到的一顿最高档的宴席了。两头猪似乎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使劲地吃着，吃得饱饱的，以此增加它们的重量，回报主人家的恩情。
　　 队长当然很高兴，安排父亲和另外叫来的三个男子汉去送猪，于是抬来了队里专门用来送猪的两个猪笼子。把吃得饱饱的肥猪赶进了猪笼子。然后叫男子汉们给猪过秤。结果令母亲和全家都喜出望外，一头有270多斤，另一头有280多斤！
　　 四个男子汉把两头工分猪抬走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眼睛里有眼泪流出来了……
　　 瘟猪以后仍坚持
　　 两头大猪出栏以后，母亲又叫爸爸赶快去队里猪场赊小猪回来！
　　 父亲说；孩子妈，你还是别喂了吧，太难了啊，你看喂了一年多，才200多斤一头，费了多少累，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人工，你算过吗？猪吃掉了多少糠、多少杂粮、多少蔬菜、多少猪草，煮猪潲烧掉了多少柴，你算过吗？
　　 母亲说：孩子爹，这两头猪，可以分到400多斤谷子，可以抵两个月的口粮，你算过吗？
　　 于是父亲只好又从生产队猪场里赊来了两头小猪，猪栏里又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母亲摸着那两只小猪，眼里放着光，脸上挂着笑，对着我说：“富人靠读书，穷人靠喂猪！”我对母亲说：“妈，我会好好读书的！”
　　 不过，我不能留在家里帮母亲带弟弟妹妹和帮着打猪草了，因为我考取了县城里面的初中学校，我到县城读书去了！
　　 那年暑假，我回来了！见过父母和弟妹后，便飞跑到猪栏屋里去看猪！
　　 哇，是两头好可爱好可爱的花猪呀！我问母亲，有多重了，母亲说，大概有八九十斤了吧！
　　 我知道，母亲又要带弟妹，又要做家务，又要出集体工，又要喂工分猪，实在太累了，我一定要多为家里做点事。于是我向父母提出保障：由我负责打猪草！
　　 有一天中午，母亲提着一桶猪潲，到猪栏去喂猪食。母亲一看，大吃一惊，那两头八九十斤的架子猪，肚子鼓得大大的，口里流着白沫，躺倒在猪栏里，四只脚还在不停地蹬动着。
　　 母亲立刻叫来了父亲。并对父亲说：“快去喊兽医来！”
　　 父亲飞跑着去了。没多久，兽医赶来了。兽医看过后说：“猪得的是饱潲症！潲里面有毒！没有办法救了！”
　　 “潲里面怎么会有毒呢？”母亲问。
　　 “有两种可能，一是切的猪草沤坏了，沤坏的猪草里会产生亚硝酸盐，猪吃了会中毒；另外的可能就是打猪草打了断肠草在里面，也会使猪中毒！”
　　 “都怪我，昨天那些沤黄了的猪草不该煮给猪吃，使猪中了毒！”
　　 我看见母亲的眼睛里流出来浑浊的眼泪。
　　 我也止不住流泪了，连忙说：“是我不好，我的猪草里面打了断肠草啊……”
　　 “济南，不怪你呀！”
　　 这两头八九十斤的猪，母亲精心喂了7个多月啊，母亲为了喂它们，辛辛苦苦打过多少猪草，切过多少猪草，煮过多少猪潲啊……
　　 母亲叫父亲去通知队长。队长说：我叫屠户来，马上把猪处理掉，分给社员。
　　 两个小时后，队里的社员们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地有说有笑地提着瘟猪肉回去了，因为他们终于盼到能打一次牙祭的机会了啊！
　　 那年头，瘟猪瘟牛瘟鸡瘟鸭等等，都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啊！
　　 当队长带着队里的屠夫来处理两头瘟猪的时候，母亲躲进了家里一间烂茅屋的房间里没有出来，我知道母亲在里面偷偷地哭泣……
　　 瘟猪事件发生以后，我和父亲都劝母亲不要喂工分猪了。可是母亲却坚持仍然要喂啊……
　　 从1960年开始，到1983年生产队解体，母亲一直坚持给生产队喂工分猪，坚持了23年啊！坚持了8300多个日日夜夜啊！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想，这两句诗还不足以形容母亲喂工分猪的决心啊！
　　 母亲坚持喂工分猪，使我想起慈禧写给母亲的诗句：“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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