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是在桃源县沙坪镇的沙坪小学，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一到四年级属于初小，五到六年级是高小。我高小的同桌叫朱阳胜。
　　 老师公布座次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他太土，太邋遢。一身褪色的蓝土布衣服，脏兮兮的。一双青布鞋，软塌塌的，前边还张开了口。枯燥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个鸟窝。嘴唇泛白，嘴角湿湿的溃烂着。就座时，他怯生生地略带讨好地对我一笑，我居高临下地嫌弃地白了他一眼，不再理他。心里很是膈应：老师怎么要我和他同桌？为什么不是品学兼优高贵帅气的周建平？
　　 这一坐就是两年。
　　 两年之间，我们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第一堂课，我便在桌上画了一条“三八线”，警告他不可逾越，逾越者严惩不贷！班上我年龄最小，成绩又好，老师们都宠着我，同学们都抬举我，是公认的小公举。哼！不怕他不做我忠实的臣民。
　　 没想到，他并没有那么容易驯服，有时侯，强势的我还要输在他的手下。
　　 下课了，他总是趁我不在，悄悄把我们共坐的长凳子往他那边移过一些，并早早端坐在自己位子上。等我来上课，我这头的凳子就不够坐了，得紧紧挨他坐着。听课还不打紧，做作业时，我的手便会大大超过“三八钱”，他便不露声色地用手肘暗暗用力顶我的手肘，把我顶过去。不动？他便用铅笔尖锥，锥得我好痛好痛。明知理亏，我只好坐过去，屁股却有一半悬在空中了，而他，没事人一样地听着课，乖乖崽一样，恨得我牙痒痒的。
　　 这种“阴谋”他可不止实施一次两次。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冲冠一怒，把凳子一掀，将朱阳胜摔得四脚朝天，全班同学都哄笑起来。老师看他一脸无辜，认定是我欺负他，罚我站讲台一节课。我站在讲台边，见朱阳胜盘踞在桌子中间，毫不掩饰他的得意，还时不时对我挤挤眼，宣示着他的胜利，气得我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一巴掌！
　　 后来熟了，我也跟他聊聊天。知道朱阳胜家住离校八里的杨溪桥公社爱吾溪大队，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母亲多病，家中全靠父亲在生产队出工撑着。每天上学前，他都得先“抛牛水”，“抛牛水”就是把牛牵出去吃草、拉屎拉尿。他告诉我，牛儿很傲娇，拉尿要喊：“屙尿！屙尿！”它才会屙。你若喊“解小溲！解小溲！”，牛们则不予理睬。
　　 天晴还好，下雨就苦了他。斗笠遮不住斜风细雨，赶八里山路到学校，往往膝盖以下都湿透了。冬天，棉裤袜子是永远没有的。每天在进水的套鞋里塞些干稻草，便是一种奢侈了。裤子和套鞋之间总有一大段距离，露着肉，风一吹，宽大的裤管猎猎飘着，他的脸便更加灰白了，身子也更加佝偻了。
　　 好在他有一个精巧的篾烘笼，里面捂着些木炭茶枯，能给他温暖。整个冬天，小烘笼都陪伴着他。他告诉我，那烘笼是他自己编的，啊？那么漂亮的竹艺品是他自己编的？自此，我不再小觑他了。
　　 其实，他对我很好。从他那儿，我品尝了不少野果子。春天，他给我带来肥肥白白的茶苞子。入夏，他给我带来鲜红鲜红的泡儿。秋天吃的东西最多，酸酸的八月楂，蜜甜的鸡拐儿，还有香香的野猕猴桃，毛乎乎的糖罐子。他看我吃得开心，也傻傻地跟着开心。而我，却没有因此而对他更好一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好我们高小毕业，全国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各忙各的，疏于音问，朱阳胜在我心目中已然淡去了。
　　 再见到朱阳胜，已是十年之后。一个偶然机会，我去爱吾溪，在大队部看见了他，他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不再是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卑微小牧童了。
　　 见到我，他十分欣喜。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他刚成家，室内一色淡黄色竹器简朴雅致凉爽。他告诉我，行医之余，爱好竹编，这些都是他的作品。他媳妇儿头发长长的，很秀气。见我来，羞涩地一笑，便钻进厨房去了。我和朱阳胜畅谈了许久，听说我要迁徙湘潭，他半晌不做声，默默转进房中，不肯出来。我只好到厨房，看新娘子炒花生炸姜花打擂茶。
　　 走时，他送我十斤茶油，四把竹椅，还要送我一张竹床。我就是八爪鱼也拿不动啊！他笑了：那好吧，竹床寄在我这里，下次搬。他给我弄了一条宽宽软软的扁担，细心将椅子固定好，随即塞了一张纸条给我。我不好意思当面看，半路才打开。原来是一首墨笔写的古体诗。几经辗转，原稿已不在了，诗也只记得最后两句：“……若到江南春色好，莫忌寄语垅头人。”
　　 我再一次刮目相看！朱阳胜不仅竹艺精进，翰墨也如此精进！而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副业”而已。
　　 又是几十年过去，我从未写过信给他。那几把竹椅虽然老旧，却一直陪伴着我。每当我坐在红亮红亮的竹椅上，就会想：不知朱阳胜现在还好不？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