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坪镇沿河往上走八里盘山公路，有个秀丽的小山村叫两溪口。两条溪从不同的方向流来在此汇合。溪口有座坚固的石拱桥，桥的一端是条小街，不过十来户人家和一间杂货铺。另一端就是两溪口小学，大陈老师和小陈老师就在此任教。
　　 大陈老师高高大大，微胖，五十来岁，不苟言笑。教学经验丰富，还一手好翰墨。小陈老师小小巧巧，削瘦，二十来岁，共产党员，公社教育革命委员会成员，事业心极强。
　　 两位陈老师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都是拼命三郎。她们俩曾使沉寂的两溪口扎实风光了一回。那年区文教组组织教师代表去两溪口小学参观全民扫盲，使我大开眼界：
　　 一是学生年龄之悬殊。两位老师上公开课，都是复式班，学生小的六七岁，大的二十来岁。站起来比老师都高。
　　 二是教学课堂之宽阔。晚上，我们观摩二位陈老师送教上门。蛇行两三里始见一户人家，油灯下，我看见这家所有的家具器皿上都贴上一纸条，上面用毛笔楷书工工整整地写着“衣柜”、“谷仓”、“窗户”……原来她们是用这种直观的方式扫盲！二陈微笑着考女主人，那老奶奶竟对答如流。可这都是课余时间做的，多么具体而辛苦的工作啊！大小陈老师的行动感动了全区的教师。
　　 所以，当二十一岁的我，背着背包到两溪口小学报到时，全身热血沸腾，我觉得能和大陈老师小陈老师在一起工作，真是太幸运了！我下定决心，也要向两位陈老师一样，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
　　 可第二天我就发现二陈之间有些不对劲。学校只有一个小厨房，她俩却不在一起做饭吃饭。放学了，一陈先默默做饭，另一陈再默默做饭。她俩几乎不说话。小陈老师是校长，工作上有必要的话，也要积累个一二三件事，一次说完。大陈老师回答更是简洁，能一句说完决不说第二句。
　　 放学了，暮色中的学校一片冷寂，只有前边一棵油桐树无声地摇动那一树铃铛似的白色花朵。我觉得我这个第三者好难受，像个磨田心。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呆在房中听她们讲课。大陈老师的课讲的真好，尤其是数学课，是那样的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小陈老师的课也讲得生动，可她太年轻，易发怒，学生们就爱“玩儿”她。有一次，一名叫友国的孩子，竟然将学校圈养的公羊拉进教室里，唆使它用角去顶她，吓得小陈老师跳上了讲台。故小陈老师上课往往要和学生们作不疲倦的斗争。
　　 小陈老师的斗争对象不仅仅是学生，还有大陈老师。她以柔克刚，想用恭谦来感化大陈老师的孤傲和冷漠，却好像未果。记得那晚政治学习，学《反杜林论》。小陈念书，大陈闭目养神，我只好捧场作倾听状。讨论时，我木然。因为我实在听不懂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到底说的什么。小陈客气地请大陈发言，我担心大陈恐怕没听，难以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没想到大陈老师把眼睛一睁，居然说得头头是道！说完，“哼”了一声。又把眼睛一闭养神去也。小陈老师望着我做了个鬼脸，我觉得那会儿小陈老师委实可爱得很。
　　 可惜小陈老师可爱的一面很难展示，更多的时候她都在得罪人。一次公社教师大会，主任在做报告。乡校老师聚在一起，少不了张长李短地交头接耳，底下一片嗡嗡声。主任并不管，仍从容地抑扬顿挫。忽听一声棒喝，有人拍案而起，厉声呵斥：“大家安静一点好不好？你们连自己都管不好，怎么教育学生？！”我吃了一惊，一抬头，竟是小陈老师。只见她一脸愤怒，本来就上翘的唇气成了一朵喇叭花。我耳边一片嘘声，大家都以不屑的眼神看着她，议论声更多了。主任的脸也红红的，极其尴尬地竖在讲台上。看样子，他并不感谢小陈老师替他维持秩序。
　　 而大陈老师是绝不会惹众怒的。她对所有人都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所有人都尊重她。
　　 但我有件事却吃了她一小亏。平日课余无聊，我就搜些小说来看，她也没有说过我什么。没想到暑假到区里参加教师学习班，我遭到了区委负责教育的副书记的批评。说有的年轻老师不注重政治学习，不思进取，居然看封资修的《红与黑》、《龙凤再生缘》！甚至还看《流氓》（牛虻）！我啼笑皆非，也有些愤懑。看看小陈老师，她坦然地望着我，目光纯净。再看看大陈老师，她避开了我的目光。我突然想起她的确是问过我的书名。
　　 我并不怪大陈老师。她出身地主家庭，文革中挨过揪斗。一位资深的教师，一辈子忠于教育事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她要自保，就得用“谨慎、积极”把自己包裹起来，她的孤傲后面，其实有多少辛酸！只有说到儿女，眼中才流露出母性的光辉，我理解她。
　　 我也从不轻看小陈老师，她激进的性格也源于锻造她的时代。年轻而位高不是她的错，嫉恶如仇更不是她的错。她太年轻太纯洁，二十一岁，其实还是个孩子！怎么适应得了那复杂浮躁的世界！她敬业，她爱学习，她有血性，应该说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可惜小陈老师已经去世了，死于尿毒症。四十多年前，她就将她二十四岁的青春埋葬在那崇山峻岭中，愿她安息！
　　 大陈老师退休后去了县城，和儿子住在一起。倘若健在的话，应该九十好几了，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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