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五十年前，一颗璀璨的星辰，降临在济南的时空。元世祖至元七年，大约寒食前后，张养浩字希孟，诞生在一个富裕的平民家庭里。当他走过一个甲子的风尘，最终魂归故里，极具哀荣：朝廷考其一生行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于是在今日天桥区北园，于“水月松风”间，留下了后人永远凭吊的张公坟。他是一代学者，一代名臣，一代文豪，在饱经忧患中，一路追寻着立德、立言、立功的彼岸，如果把这一生的成就归于一体，也便是一代鸿儒。所谓不朽，在于以有限的生命成就永恒的价值，让世间一股浩然正大之气，化作超越时空的精神财富。作为济南后学的我们，正是守卫这笔祖产的门人。
　　 历史的长河，星汉灿烂。万古长夜之中，历代中国史家总是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星辰的寒光。打开《元史》中张养浩的列传，便从传主的少年时代，抓住几个细节刻画出其精神底色，预示着一生的不凡。
　　 人物的开篇是“幼有行义”，不仅拾金不昧，而且追及同为道路之人的失主，完璧归赵。廉洁，乃为政之本，使权力为民所用；不贪，乃人生之宝，使人生不失本真。在政治浊乱的元代，这种品格尤为可贵。“年方十岁，读书不辍”，乃至父母担心其身体健康，预示着传主一生的学问修养，为异日挺身庙堂的忠言谠论、载酒江湖的锦绣诗篇，打下了深厚基础。后生可畏，后生可贵。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可贵的是精勤不已的品质，足以让千里马远行千里；一个小小少年，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能够沉潜其中乐此不疲，可畏的是超然的才气。
　　 “太古淳风叫不还，荒祠每过为愁颜。苍生有感歌谣外，黄屋无心揖让间。”当十七岁的张公游览家乡的舜祠，凭吊“天下明德之始”的舜帝，写下了这篇《过舜祠》的诗作。在开辟中华文明的征程中，龙山文化时代舜耕历山的往事，在中华文明的源头灌溉着城市文化的根基，使济南以舜城自诩。张公的少年时代，距离金元递嬗的动荡不过半个世纪，正值元世祖横扫六合之秋，作为人文胜迹的舜祠，不免再次沦为“荒祠”。但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少年张公的心中，已经为太古“醇风”的远逝而顿生“愁颜”。品味诗作，在儒雅与诚挚之间，已经隐隐透露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
　　 君子一以贯之，小人朝三暮四。其间的差别，在于君子有精神的皈依，有不变的初心，以信仰的力量在人生的风浪中确乎不拔，而小人只能在利害的尘沙中随风偃仰。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用张公的话说：“故君子之学，以明理自信为贵。”这就是信仰，由自觉而自立，应该是支撑张公取得一生成就的最大力量。
　　 一代鸿儒的事业，从文学中发端。仅仅二年后，青年张公凭着一篇描摹济南山水的《白云楼赋》，盛名不胫而走，传抄到山东按察使焦遂手中。慧眼识珠的前辈，破例召见了这位年未弱冠的年轻人，并荐为东平学政，开始了张公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一代宏才，注定属于更大的舞台。至元二十九年，二十三岁的张公北游大都，凭着卓越的文章与才能，再次获得了平章政事不忽木的赏识。在这位朝廷高官的推荐下，张公入职礼部令史。壮志所在，平步青云的张公依然不治产业。一日偶病，不忽木亲至家中探问，见家徒四壁，不尤感叹“此真台掾也！”
　　 可以想见，在京十年之间，青年张公不仅砥砺了才干，也结识了更多贤达，以其才德兼备赢得了更多认同。元成宗大德九年，张公由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从基层开始主政一方，得以施展抱负。真正的儒者，从来不只是空言无实，附庸风雅，而在勇于立身行道，善于经世济民。
　　 《元史》对张公主政堂邑，同样只拣选了几桩貌似简单的事例。上任伊始，摆在张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人言官舍不利，居无免者”——县太爷的官邸素称凶宅。而一介书生的张公并不信邪，不仅“竟居之”，而且针对当时辖区内鬼神迷信盛行，各种“淫祠”林立的弊端，雷厉风行，“首毁淫祠三十余所”。对横行多年的黑恶势力李虎集团，“旧尹莫敢问”，张公重拳出击，“尽置诸法”。断然几笔，写出的是大智大勇。唯儒者之勇，不在于血气之勇，维其通达事理，守正不移，故勇于自信，勇于任事，不为淫邪所惑，不为强暴所惧。针对法制实施中的弊端，张公毅然“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废除了刑满释放人员频繁到官府报道的旧制。这一笔，写出了“仁”字，阐扬的是中国法治文化的忠恕之道。
　　 《论语》云：“智仁勇，天下之三达德也。”《尚书》云：“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又说：“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君百里之地，张公以达德之资，行德政之实，展露出卓越的政治才华，难怪当地群众爱之若父母，“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有元一代，蒙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凭借一时的武力鞭笞宇宙。在这样的开国之势中，迷信宗教的蒙古王公贵族垄断着权力，北方的汉人和宋地的“南人”政治地位低下，社会上一度有“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称，读书明道的知识分子反而被排挤出主流社会。元代中期以后，政变频繁，吏治腐败，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政治始终未上轨道”。满眼风波之中，历史没有把“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舞台留给张公的时代，决定了他留给后人更多的记忆，是一部言之谆谆的《三事忠告》，和一部寄情山水的《云庄乐府》。
　　 元成宗驾崩后，拥兵在外的元武宗，在弟弟元仁宗发动的大都政变中胜出，遂在政权的继承上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武宗登基后，以仁宗为“皇太子”，执掌朝廷政令所出的中书省。武宗在位，暗于治国，而仁宗自幼熟读经典，推崇以儒治国，进用汉臣。尚在东宫时，仁宗便将张公招为监察御史。在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形势下，执德不回的张公，走上了中央监察部门的领导岗位，注定陷入宦海的风波。
　　 武宗登基未久，便一改旧制，在仁宗执掌的中书省外重新设立尚书省。史载：“夫世祖立制，以天下大政归于中书省，任相任贤，责无旁贷。故小人欲变法，忌中书不便于己，则必别立尚书省以夺其权。”对这种“贰政病民”的蠹政，张公以一介御史挺身而出，极力主张其“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尽管“台臣抑而不闻”，依然公开坚持政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再与权贵唱反调。面对武宗“封爵太盛，多遥授之官；锡赉太优，泛赏无节”的一些列乱政，张公知无不言，“遂疏时政万余言：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这些关乎朝廷大政的论述，直陈时弊，自然为“当国者不能容”。武宗时代的仕途，以“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而去”做结，宦海的风浪几乎让张公葬身鱼腹。
　　 孔子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对国家的忠诚与对人民的大爱，终将化作无穷的力量，为一代代中国人挺起民族的脊梁。用张公的话说，“夫尽己之职，乃为国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为辱，而以为荣。”在张公的三观里，“人之有死，犹昼之必有夜，暑之必有寒。古今常理，不足深惜。若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没而名不没焉。”大义当前，张公的勇气在于将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真正的大丈夫，通达了性命之理的鸿儒。
　　 仁宗时代的到来，短短八九年间，迎来了张公政治生涯的高峰。仁宗登基后，旋即废除尚书省，召回张公，从右司督事、翰林直学士，一步步走上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重要领导岗位。张公与元明善等名臣主持了号称“延佑复科”的科举考试，距南宋灭亡三十六年后恢复了科举，足见仁宗朝对这位“学者型领导”的倚重。不难想见，恢复科举对元代社会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尽管蒙古贵族专政的格局无法改变，但意味着尊重文化、读书入仕，重新成为引领社会的风向标，元代政权向文治政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此后，仁宗之子英宗的即位，违背了当初仁宗与武宗“叔侄相继”的约定，为元代中期频繁的政变埋下了伏笔。英宗天资刚明，少年执政，引用同样年轻的政治家拜柱为相，短短数年间锐意改革，“一新机务”。政权根基未稳之际，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利益，与来自太皇太后及旧臣的保守势力矛盾激化。这段历史，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苏轼在哲宗初政时的忠告：“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不难想见，此时的朝堂在貌似平静下已是暗流涌动，张公的宦海生涯，即将面临新的变故。
　　 英宗执政不久，擢升张公参议中书省事，意味着张公以汉人身份进入了元朝政权的中枢，在刷新朝政中被委以重任。炙手可热时，高处不胜寒。是年元夕佳节，英宗欲在宫内大办焰火，兴头方浓之际，张公阐明为政之体，再次冒险谏止了这一奢靡之务：“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至此，正色立朝，不改初心。然而短短几个月后，张公便以父老为由弃官归养，放弃了全部权势，回归父子天伦。此后八年之间，朝廷七次礼聘不就。《周易》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张公的激流勇退，应当来自对时局的洞察与人生的把握——仅仅两年后，英宗、拜柱君臣双双丧生于南坡之变，而此时的张公已全身而还、尽孝膝下，在鹊华之阳、明湖之畔，过起了乐享天真的隐居生活：
　　 “昨日尚书，今朝参议。荣华休恋，归去来兮。远是非，绝名利，盖座团茅松阴内，更稳似新筑沙堤。有青山戏酒，白云伴睡，明月催诗。”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孟子云：“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人生巅峰之际，张公的谦退与昔日的刚猛似乎形成强烈对比，却无非仁智之事：“窃谓君臣以义合者，非华其爵也，非利其禄也，不过欲行其道而已。道行，则从而留；道不行，则从而去。不使久而至于厌鄙诛窜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用舍行藏，进退出处，莫非豪杰本色。
　　 果然是“江山不幸诗家幸”。元代政局的动荡，却使元曲的创作多了一位巨擘，使济南的山水幸遇了千古知音。回到济南后，张公在家乡的明山秀水间修筑了云庄，作为归隐之处。数年之间，“以六合为家，四时为友，寄傲林泉，纵情诗酒”，以昔日经纶天下的巨笔，为湖山写下了最优美的篇章：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
　　 一位诗人对山水如此清妙的描绘，一定来自全身心的投入，在与大自然的融合中寄托着生命的真谛，也就拥有了无穷的欢乐。其前提，是挣脱了仕途的一切枷锁，超越了尘俗的一切喧嚣：
　　 “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
　　 诚如张公所言：“古人以休官致政，为释重负而脱羁囚。”在中华文化的理想中，儒者读书入仕是出于立身行道的终极目标，无关富贵利达的浮华之物。因为，最宝贵的是我们的生命与性灵，而非外物。孟子云：“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吕氏春秋》云：“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因此，“道之真，以持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间真谛，殊途同归。成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不仅来自横绝的才华，更是来自思想的境界。
　　 这也决定了与人为善的张公，不可能忘记与人同忧。“天历二年，关中大旱，特拜陕西行台中丞。”灾情就是命令，救民就是使命。张公可以婉拒诸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却无法放下对人民的大爱，也便无心徜徉他所眷恋的山水，立即奔赴灾区。也许，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归宿注定是道义，而非林泉；也许，此时的张公已预感到自己的归宿，毕竟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何况那个时代交通不便，前路莫测。“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他曾经放弃了权势，此时又放弃了财产，即将把余生归还给深爱的土地。
　　 世间最难得的，是精诚二字，从一腔大爱出发，足以为民父母，感天动地。“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大旱之际，张公祈来甘霖，欢喜的写道：
　　 “万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农夫，舞破蓑衣绿；和余，欢喜的无是处！”
　　 在与灾情的艰苦斗争中，张公倾尽了最后的生命力，对人民的热爱，对丑恶的憎恨，以及对朝政的愤懑，依然无法释怀：
　　 “乡村良善全生命，廛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 ”
　　 直面惨烈的大灾现场，张公“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虽死之日，尤生之年。张公曾说到：“夫人以渺然之身，倏尔之年，使之山岳耸而日星揭者，非节义能耳耶？”回顾张公的一生，以其大仁、大智、大勇，或守正不移，或从容进退，或徜徉山水，或慷慨赴难，从思想的通达度越精神的自由，在残缺的现实中，成就了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