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的前两天，我去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刘祥老师，刘老师自2019年年初被查出染病后，一段时间被折腾得够戗，手术前大家聚过一回，刘老师还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手术之后再去探望，他一下子消瘦了有30斤，身体很虚弱，但精神尚好。我再一次见到，刘老师头发更全部花白，他依然消瘦，体力却恢复了不少，精气神也比上一次要好得多。我嘱咐他要多出去散步，刘老师打趣说：出去散步，有人都问我有八十几了。被人添寿，因为头发都白了，我觉得刘老师身体还是在恢复，只担心后面的手术又会伤害他身体，就嘱咐他一定要等身体恢复好一些，再考虑继续手术的事。
　　 刘老师平常不用手机，有事我就打他家里的电话，我知道他平时很忙，家里电话会铃声不断，没有重要的事就不打扰他，更多地用邮箱和他联系，这样他只有打开邮箱时，才会看到我留言。刘老师经常使用邮箱，以前有自动回复，看到我说话还会单独再回，时间也一般不超过一两天，有时甚至线上就当即回复我，这样我们就会把邮箱当聊天工具，有时候一聊就是许多回合。刘老师染病后我们还是这样，我发现他仍然常在线上，就劝他要注意多保重身体了，不能总在电脑上。果然，那以后他取消了自动回复，再后来也不再很快回复，我知道刘老师在将养身体。
　　 初来北海旅游，一开始用电脑不方便，问候只能打电话，后来发生了新冠疫情，电脑才开始用了，我又用邮箱问候刘老师，这一次一个星期没有回复。我有点担心，但想着疫情期间刘老师不会继续手术，身体肯定在恢复，也就没打电话，只给郑建山老师又发邮件，询问刘老师目前身体恢复情况。正在这之后两三天，文友张建兄突然打来电话，告知我刘老师病危了，我当时脑袋一懵：怎么会忽然这么严重？我赶紧又给郑建山老师打电话，想要多了解些具体情况，第二天更把电话打到刘老师家里，结果确定刘老师状况非常不好，应该已无力回天了。
　　 心情可想而知。
　　 别说我此时远在北海，疫情期间就是在京，想去探望也会很难，只能等结果，盼望着还会有奇迹。
　　 没有等来奇迹。
　　 2020年3月24日上午10时50分，终于等来的是郑建山老师打来的电话：刘老师刚刚走了。
　　 欲哭无泪！
　　 过了好一会儿打开手机，忽然看到通州文友群里都在转发着刘老师病逝的讣告，那一刻我潸然泪下：多好的老师啊，怎么就这么说走就走了呢？好像从这时起，我才相信刘老师真的走了！
　　 这之后的几天，满脑子都是刘老师从前的影子，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心绪却总也宁静不下来，这才一直拖到现在。
　　 “我是刘老师最亲的学生！”刘老师在的时候，我就经常当大家面这么说，但我这话在通州文人圈里常常引发争议，不过我心里就是这样感觉的，所以我一直坚持这么认为。我也知道，在通州，有像我一样感觉的文人，不知还有多少，但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刘老师在通州文学事业上耕耘多年，为培养后学耗尽了心血，说他“桃李满天下”或有夸张，但说他“桃李遍通州”，那是毫无异议的。在通州，除了刘老师同时代文人，谁见了他都会喊一声老师，这“老师”在刘老师这里，大多不是一般文人见面时的相互客套，这里绝大多数都实实在在，是真的把“老师”二字当真的。通州有几个文学晚辈，没有亲自接受过刘老师的写作指导？就我所知，应该没有。别说一般晚辈，就是刘老师年龄左右的，只要入门文学晚一些，也都接受过刘老师的指导，“老师”二字绝不掺假。
　　 刘老师有机会指导这么多人走上文学之路，主要是因为他任职通州《运河》杂志和《运河文库》执行主编，这两个平台是通州运河文学的主要载体，它们事实上都主要由刘老师亲自主持，刘老师又是通州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数位一体那是妥妥的职责所系。当然只说职责，可以应付差事，不过刘老师手上这些事实实在在，那是想应付也应付不了的，只能踏踏实实地做，要做好还要不断地培养新人。要我说刘老师教出这么多弟子，有一半原因是被工作逼的，但另一半原因，也是刘老师“咎由自取”。
　　 只就工作而言，尽职尽责足矣，《运河》季刊一年4本，特殊情况还要加刊，《运河文库》一年10部著作，此外还有其它临时工作，比如各种征文评审、基层文学指导等，光是这杂志和《运河文库》的组稿、编稿，工作量就非常巨大，完成任务已属不易，何况刘老师还担任多年通州博物馆馆长，哪一份工作对不起自己的工资？
　　 可以让刘老师轻松些的条件也有。通州有比较深厚的文化、文学基础，别说运河文化的历史积淀，只是起自刘绍棠、浩然的“文艺绿化工程”，就培养了通州与刘老师同辈的大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有这些“老哥们”支撑门面，刘老师想偷点懒也是可能的。可刘老师偏不，与刘老师状况类似的还有他那些“老哥们”，他们都着力培养通州的文学新人。这些“老哥们”不是不给力，他们继续笔耕不辍，但目标不在发表，他们还“怂恿”刘老师去多发现文学新人，现在看这对刘老师就有点“狠”了。
　　 着力培养文学新人在通州文学圈似乎是个传统，从当年的“文艺绿化工程”，到刘老师呕心沥血地栽培新人。当然不止是刘老师，培养新人“老哥们”都会伸手，所以很多后来者要称老师的，往往不止刘老师一人，比如还有郑建山老师等等。但因为刘老师位置特殊，发现新人的主要是他，类似医院的“首诊负责制”，发现后这培养的责任他也首当其冲，如此他身上的担子比谁都重，但刘老师好像特别能干。
　　 刘老师病逝后，很多人都在通州文人微信群里纪念，在那些海量的纪念留言里，我看到了太多情真意切的怀念与不舍，刘老师培养和提携过的很多文学新人，都在留言中提到了接受刘老师帮助和悉心指教的许多细节，真的很令人感动！比如一位我不很熟悉的人，提到他当初只是看到了《运河》，按照地址就投了篇稿过去，素昧平生的刘老师就约见了他，鼓励同时还亲自帮他修改稿件，一部长篇刘老师帮他修改了两个多月！最终出版。这之后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至今已发表作品30余万字，他本是一位普通工人。还有人是刘老师主动上门去挖掘的，比如通州有一位残疾人女作者，刘老师听说了她写东西的事，就找上门去指导她写作和帮她修改文稿，反复多次，这位女作者如今也小有名气了。我最新知道的是一位与刘老师年龄相差不多的老作者，别看年龄大，在通州写作圈里却算是一位新人，他写了一部小说经人介绍交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就约见他并花了几个月时间帮他修改，作品最终经通州《运河文库》出版，刘老师还专门为他出版了续集。这位老作者也因此激发了创作热情，又写了一部长篇发过来，据说刘老师还准备找人要给他开“座谈会”呢！可这时候刘老师已经病重，“座谈会”终于没有开成……
　　 诸如此类的人事说不胜说，就是不看微信群里纪念留言，我也具体知道不下数十个，泛泛听说起码上百吧，这几乎就是通州新生代文人的全部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是：刘老师认识他们之前，彼此几乎没有关系，成为师生的惟一要素就是文学写作，在文学上刘老师可是认字不认人的，只要他机缘巧合地看到，又看你是个写东西的料子，那这师生关系基本也就锁定了，他甚至会找上门去，跑都跑不了。
　　 我最初认识刘老师，也是这样的机缘巧合。不过后来我知道，那只是早晚的事，而且肯定晚不过当天。
　　 大概因为喝运河水长大，我也比较喜欢写东西，那是从小学就萌芽的，到了初中已经成了爱好，只是随心所欲不得章法。初中时我有一篇作文上过《中学生作文选》，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文变成铅字，当时的心情特兴奋。不过那以后也没有更大发展了，只是让我对写东西一直有好感。学生读书是为了考试，面临中考、高考，哪里还有工夫去爱好？直到毕业工作以后，写东西的爱好才又被拾起。不过除了曾经的作文，我就只有些古诗词基础，写作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始终都没有超出作文的水平。
　　 就是这样，十几年时间我也积累了有几十万字，除了孤芳自赏，也就是妻子看看，她还很欣赏，总是建议我投稿，一次她在《北京电视报》上看到一则北京电台征文启示，便鼓励我投稿试试，我就选了两篇寄去，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回信说电台选中了其中一篇，不久真就在电台播出了！这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可是写出来该去哪里寻求发表呢？总不能到处找征稿启示。妻就建议我认识一下通州区文化界的人，可是我觉得太唐突，这件事也就放下了。过了几天，妻却跑回来告诉我，我们初中时的马老师认识文化局孟宪良老师，她已经托马老师给孟老师说了，要我把写过的东西给孟老师送过去看看，这样我就去找文化局的孟老师。
　　 那时候我连文化局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文化局之外还有文化馆，结果就误打误撞跑去了文化馆，我以为孟老师就在那里。在那里我问孟宪良老师在哪儿，有人指说应该是去了二楼，后来我才知道，孟老师经常来这里找刘老师，人家还以为我是追着来的。结果就是在见到孟老师之前，我先就认识了刘老师。
　　 我敲门进去，刘老师正在桌前看东西，抬起头见到我就问我找谁。
　　 我说：“您是孟老师吗？”
　　 “哪个孟老师，是不是孟宪良？”
　　 “是啊，您就是孟老师吧？”我还就认定是他了。可刘老师却说：“我不是，孟老师不在这里上班，他是文化局的。”
　　 我懵了，有点丈二和尚：“这里不是文化局？”
　　 刘老师一脸慈祥，告诉我这里是文化馆，又告诉我文化局在什么地方，我道了声谢就要离开，刘老师却叫住了我：“你找他有什么事？”
　　 他看到了我手中那一摞书稿。
　　 他能叫出孟宪良老师的名字，自然是孟老师的熟人，我就老老实实交代了情况。
　　 “你先把稿子放我这里吧，我先看看。”刘老师说。
　　 “您怎么称呼啊？”我多少还有点犹豫。
　　 “你见了孟宪良就跟他说，你把稿子交给刘祥了。”
　　 我递过文稿，刘老师先翻了翻，他把其中的几页诗词还给了我，让我拿给孟宪良老师去看，其它稿件就留在了他那里。我又去文化局找到了孟宪良老师，还把找错地方的事也跟他说了，告诉他别的稿子留在了文化馆。
　　 孟老师问：“文化馆那人是不是叫刘祥？”我当时慌忙没记清，就介绍了一下刘老师的长像。
　　 “肯定就是刘祥了，你这才是歪打正着，直接就找对了人，要不然，我也要打发你去找他的。”
　　 熟悉了孟老师和刘老师之后，我才知道孟老师主要是写诗词的，而刘老师才是范围广泛的文学编辑。就这样我一下就认识了通州文化界两位名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通州文化界当时的中坚。
　　 逐渐熟悉起来之后，我接触最多的还是刘老师，因为我其实诗词写得不多，而且那时的诗词也根本算不上诗词。
　　 刘老师给我的印象，一开始就是“特别”的和蔼，这里的特别还不是一般的特别，所以要加上引号。他一点老师的架子都没有，让人感觉非常亲切，亲切得就像自己的父辈。说起来刘老师只比我大一轮（12岁），但刘老师和我几乎没开过玩笑，我也不和他玩笑，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亲切。刘老师说话慢吞吞的，见了我总是一脸慈祥，他在我面前从没以长者自居过，但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一位长者甚至长辈。
　　 对刘老师的了解是个逐渐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就是刘老师对我的指导。我一开始抱过去的那些文字，自己都知道很“业余”，但刘老师都认真看了，他好几次约我过去，针对具体问题手把手教我怎么写作。这中间还在其中挑了几篇，经他亲自修改后发表在《运河》杂志上。刘老师改过的稿子，总是删改得密密麻麻，改好的稿子我自己再看，几乎都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这让我深深地被感动：我和刘老师非亲非故，人家凭什么这么帮自己？就因为喊一声“老师”？老师这称谓分量之重，我从刘老师这里第一次感受到。
　　 读过书怎么会不知道老师呢？我一路读书升学，几乎对每一位老师都心存感激，说起来我属于特别幸运的学生，一路遇到的老师也都对我非常好，但刘老师还是更特别。他不是学校里正式的老师，学校里的老师是工作，“刘老师”一开始就是个礼貌称呼，叫一声老师就值得耗费这么多心血？我又没行过什么“拜师礼”，要知道人家没这个义务啊！从内心深处认为刘老师是自己的“亲老师”，那是从我认识他不久就开始了的，非要说一个时点，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修改后的稿子吧。
　　 说实话，别看爱好，我的文学天赋真的不高，但因为被刘老师感动了，这之后我也开始努力。我学着写散文、诗歌，一度还试写过小说，进步却一直不大。刘老师是个好老师，我却不算是个好学生。主要是笨，一是基础不行，最基本的行文规矩几年都没学会；二是书写语言上总不过关，怎么写文学感都差。好在我那时只是把文学当爱好，有人教总比自娱自乐进步要快，这在我就挺知足了。刘老师对我却一直没放弃，过段时间就给我发点东西，当然每次都要大修大改，而且圈里有活动也总是带我出席。这还不算，当《运河文库》出版到第三辑时，刘老师还告诉我要给我出一本散文，这是我想都没敢想的！我不能辜负老师栽培我的苦心啊，再说当时能出一本自己的书，那怎么说都是很荣光的事。我对写作真正上路，应该说从要出版这本散文集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