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达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先生1947年出生于兰州，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一名教授，没退休前从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生主要擅长于世界上古史、中亚史、西北史、西北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同时也从事翻译工作，曾发表过多篇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
　　 在学术方面，先生独自以及与人合作发表多篇著作论述，其中1993发表《唐朝前期西北交通之经营》，1994年发表论文《唐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贡赐贸易管窥》，1995年发表《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1996年与赵惠合作《中亚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与前景》与郑炳林合作《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1997年发表《匈奴与拓跋鲜卑历史发展的不同及其原因》，2002年与杨恕合译《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2003年发表《西班牙王朝婚姻与伊莎贝拉女》和《关于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文化意义的探索》，2004年与奉继华发表《“9·11”之后印度在中亚的国家利益追求》，2005年发表《马克思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贡献》、与杨恕共同发表《新疆与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计量分析》、与王文共同发表《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评论和反思》，2006年发表《试述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
　　 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儒雅。从1991年9月，我考上兰州大学历史系开始，王尚达先生就给我们带历史课。那时，先生正处于中年，留着适中的发型，高高的个子，白净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先生朴实无华，平时总是骑着单车，从他的住处不急不慢地前往兰州大学一分部教学楼。先生喜欢历史，热爱教学，但为人处事谨慎认真，一生都在践行着儒家的仁爱精神和中庸之道。可能是由于喜欢历史的缘故，先生讲话极有分寸。与我们交流，从没有过激的言论，而且没有那些假大空的官话。他对我们的态度总是非常谦虚温和，与先生交流，会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先生对我们总是非常谦和，处处体现出平易近人的作风。2005年9月，我考上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王尚达先生成为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一次去拜访先生，是一个夏天。我和我的同学寇甲、沈祯云一同到了先生的家里。家里只有先生一个人在家，正在吃午饭。看到我们进去，招呼完我们坐在客厅里，又拿出水果和香烟招待我们。等先生吃完饭，先生坐到我们身边，开始和我们交流。我注意到，先生的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状态非常好。先生问道：“永红，你离开学术也已经十多年了，现在对哪个方面感兴趣？”我非常紧张，连忙说：“世界史里的美国史专业。”先生的专长是世界上古史和中亚史，但先生没有批评我。而是笑着对我说：“学术上要有计划和长远打算，不管致力于哪个专业，只要喜欢感兴趣，投入精力就会有成果。”并且还鼓励我：“学习世界史的同学都有一个优点，就是视野比较开阔。”随后，先生和我聊了一些家常。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里拜访。
　　 先生对我们总是诲人不倦，处处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我读研究生第一个学期将要结束的时候，同学陈达鼓励我入党，我于是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先生是我们专业的党支部书记，知道我有意愿入党后，在一个周六的夜晚约我座谈。先生到我们寝室后，只留下我和他进行单独地面谈。先生依然微笑着问我：“永红，我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入党？对党有哪些认识？”我诚惶诚恐地答道：“我想追求进步，因为党代表着进步。”先生沉思了一段时间：“现在有些党员并不代表进步。永红，你首先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入党，当然，如果是在组织上追求进步，党组织是非常欢迎你加入进来的。”当时，我也很困惑，但是总想着入党以后，党和国家应该会更重视，而且找工作也好找一些。困惑中，我问了先生一个问题：“老师，我们为什么活着？”这次，先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也许是无法回答，也许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只有我和先生在的寝室里一下寂静下来，我甚至能听到先生匀称的呼吸，以及远处不时传来火车的鸣笛声。就这样沉默了好长时间，大约有四五分钟，先生起身对我说：“永红，这个问题想得太多也没用。有些问题，只有实践了才会有答案。”然后，先生迈着略显沉重地步伐离开了我们寝室。后来，同学陈达对我说：先生一生的遭遇非常多，他不仅仅是老三届学生，而且青年时期因为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青年时期曾经下过煤炭窑洞，以挖煤为生。具体的经历是：1970年8月先生到靖远煤矿做采煤工，3年之后回到兰州，在当时甘肃省燃化局（现兰州煤炭局）担任装卸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王尚达已经30岁，他觉得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考大学的机会了，虽然当时他最喜欢的学科是地理，但由于地理属于理科，需要考数理化，而多年的工作导致他对这几门功课已经生疏了，因此他决定报考兰州大学的历史系。虽然考不了地理，但他从小也很喜欢文史，在工作期间他也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所以他觉得自己报考历史专业应该比较有把握。经过一段时间刻苦的复习，1978年2月先生顺利地考上了兰州大学历史系，1982年本科毕业之后他又考取了该专业的研究生。现在我才理解了先生为什么对一些不合格的党员和劳动人民那么爱憎分明，为什么先生为人处世总是那么低调朴实。
　　 先生在教学时，注重方法，注重以身垂范。先生在我们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给我们开设了中亚史。我们班级一共十名同学，往往是先生和我们围坐在一张大大的桌子边，边讲边讨论，气氛非常融洽，每节课只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先生授课，非常讲求方法，而且注重联系现实。在一段讲述后，都要求我们班同学联系现实谈论一下感想，在他的引领和鼓励下，经常是笑语不断。但先生对待历史的态度却非常严谨，在我们互相交流的时候，他总是告诫我们“有一份材料，讲一份话，不能乱发议论。”丛与先生的交流讨论中，我们认识到了历史学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始终要坚持论从史出，注重材料和史实，不能凭空捏造。为了调动我们学习的积极性，先生有一次让我们每位同学在班级里讲一个中亚史的问题，并给了我们几天时间进行准备。我那时对中亚史不感兴趣，当轮到我讲述中亚史问题时，我照着一本教材读了几段资料，想着应付过关。先生可能意识到我准备不足，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讲出来的每一个问题，要想让别人明白，自己首先得弄明白。”从这里，我看到先生对我们宽严相济的教学风格。
　　 先生在生活上往往对我们也非常用心，处处体现着长者的风范。我们班的车佩华同学生活非常困难，先生得知以后，在先生的努力下，有一个学年，车佩华专门获得了贫困学生困难补助金。虽然只有8000元，但在当时对车佩华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2008年端午节那天，我正在寝室里休息。忽然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先生和我的几位同学。先生走进我们寝室后，拿出来一个大盒子。我正奇怪是什么。先生把盒子递给我，我才知道盒子里原来是专门送给我的粽子。先生仔细询问了我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在得知我一切都还好后，才离开了我们寝室。在外生活的人都知道，每逢佳节倍思亲，离开家乡的人最有体会。可是，2008年那个端午节，我却感到非常温馨。那是我在外地过得最温馨最快乐最让我感动的一个节日。时至今日，先生还经常关心我。今年春节期间，先生专门给我打了电话。电话中，先生嘱托我：新冠肺炎的传播很强，极易感染，湖北是新冠肺炎的重灾区，你又在湖北工作，现在回老家了，所以给你打电话叮嘱一下你。疫情没有全面胜利之前，不要盲目地回湖北工作的单位，先在家里呆一段时间，注意做好防护！先生对我的关心还有很多很多，从中体现出先生对我们仁者爱山的仁爱精神。
　　 从硕士毕业离开兰州，我与先生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一想到先生，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先生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给了许多教诲和启迪，尤其是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虚的处事风格，对我影响至深。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衷心地祝愿先生退休后幸福安康，事事顺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教师，一定要继承和弘扬先生的仁爱精神，让先生的仁爱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