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十月。初冬，太阳少了些灼人的燥热，洒在身上暧洋洋的。
　　 从行署所在地的城市岀发，坐在客船仓顶的平台上顺沅水而下，我要到一个叫作大江口的小镇去工作了。船尾，柴油机“突、突”的轰鸣有些刺耳。前方，宽阔的江面碧波荡漾。河的两岸，青松、翠竹連绵起伏，有农舍隐于丛林之中，看得见炊烟袅袅，听得到鸡鸣狗吠。那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景，让人的心情变得格外地舒畅。
　　 我已经在一间数千人的国营大厂工作了八年，年纪不大也早被尊为“师傅”。妻子在大学是学水利工程的，一年前进了“五、七”干校。这一年，党中央、毛主席加快三线建设的号召传来，大江口这个小得地图上都不曾标识的山区小镇，一下就划入了“大三线”的版图。一座年产十万吨的水泥厂就要建在离小镇不远的山窩窩了。领导们开始挑兵选将，有人说“水泥”、“水利”，听起来也差不了好多的，于是妻子被抽调去了这个水泥厂的筹建指挥部。那个年代刚岀校门的年青人都是以服从祖国需要为光荣的。在那里，妻子参与厂房基建，外岀採购设备，赴各县招收工人，忙个不亦乐乎。九月的某日，驻水泥厂军宣队队长突然就亲自岀马，因为比我这间大厂军代表的军衔更高点吧，硬生生要把我从这间大厂拽过去。照顾夫妻关系是名，稳住军心留住人才是实。
　　 船行走在水上，却像城市马路上的公共汽车。经沿途那几个稍大点的集市时，都要熄火靠岸。有人要下船，又有人上了船。在几段险滩处，柴油机停了下来，好几个船工使劲用那种尖端箍了铁刺的竹篙左撑右点，避开水面下隐藏的礁石。好在常在水上漂的人了，纵使水急浪高也有惊无险。
　　 船上的中餐好香，手指头大小的干鱼崽煎得黄黄的，拌上青椒，香喷喷的。豆腐也做岀了水平，软嫩香都占全了。那一盆被叫着“神仙汤”的有点辣，还有些甜。送上几两粮票、五角钱，足可把你吃撑。如果高兴，船工们喝的那种米酒还可以让人醉倒。
　　 又过了两个小时，江面豁然开朗，终于看到了湘黔铁路横跨沅江的大铁桥，大江口镇马上就要到了。站在船头眺望，三线建设火热的场景尽收眼底。铁路桥下游几百米处，是施工中的公路大桥，远远可见桥面上机器和劳作的人影；河的左岸，大江口煤矿已经开工生产；再往下一些，全省最大的维尼纶厂厂房鳞次栉比，投产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右岸那条简易公路是通向水泥厂的，运送物质的卡车扬起阵阵飞尘，它告诉人们,公路的尽头处，有一派火热的施工现场。
　　 船从铁路桥下驶过，远远地看到妻在小码头边扬手。随她而来的几位小青年，七手八脚地帮着把行旅和几件必用傢具搬上了顺道的汽车。上坡、拐弯、下坡、又上坡。到目的地了。
　　 并没有急于新家的安顿，这个陌生的地方，或许就是我安生立命的场所，我迫不及待要认识它，熟悉它。站在家属区的边沿望去，对面山腰一排高大的厂房雄伟壮观，靠右端的大山怪石嶙峋，满山的石灰岩正是造水泥的原料。山脚的建筑正是矿石的入口，中间约三十米高的厂房叫做立窑车间，破碎成粉的石头拌上粘土在这里面锻烧。车间两头竖立的好些园桶型建筑分别是生料库和熟料库。筹建才不到一年，厂房里已经开始部分机械设备的安装。
　　 从生产区下坡，经过一口水塘，有一排很别緻的平房是化验室，门前种好了花草树木。水泥生产粉尘较多，能够在化验室工作的人常常被人羡慕。从平房下面小路往右，经过一片柑橘树林再过田埂就到了厂里家属区。厂房往左是几栋独立的平房，仓库和机修车间排列于此。厂办公楼在紧邻进厂公路右边的山坡上，后面有成片的油茶林覆盖。似乎建厂时土地并没有成片征收的缘故，房前屋后农民的稻田和果树林不少，这或许正是三线建设的特点吧。
　　 住宅区十分简陋，最早的两排平房叫做“干打垒”，土坯砌成的墙，油毛毡盖的顶。冬天有风从檐下的縫隙中灌入，夏天屋顶的油毡晒得岀油，屋子里整晚都是热烘烘的。建设者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拼命工作，才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厂房土建施工。因为我的调来，妻子得以从“干打垒”搬入我们的新家--刚落成不久的家属房：十来平方米一间卧室，不到两个平方的厨房。水要去楼下公用笼头接了提上来，上厕所要下楼走上几十米，洗澡只能烧热水在家解决。我家隔壁住着的是军宣队的指导员，能和团級军官平起平住，我真的好知足。傍晩，指导员告诉我们要去参加全厂职工家属都要到场的大会。妻说要带上小板凳，没想为什么我就去了。“大礼堂”其实是准备作物资仓库用的，偌大个场地上，全厂男女老少高低不平坐的满满的，我脑海中一下想起了两年前常唱的“生产队里开大会”那首歌，还真有些像生产队那种场景。正在走神时，军宣队长把我叫到前面，介绍说我来自某某大厂的文艺宣传队，让我指挥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原来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传达那位副统帅叛逃的中央文件。
　　 第二天我就到机修车间上班了。那时候车间不叫车间，从矿山到水泥岀库几道工序，分别叫作一、二、三、四连，我们被称着机修连。进入厂区，那种热烈气氛令人振奋。土建扫尾工作是衡阳来的建筑公司，机械安装是从株洲来的省安装公司。本厂工人除部分在外地培训外，大部分配合安装工作。在这里，人们的激情会受到环境的感染而迸发。我连续参与了好几台提升机外壳的制作和安装；我还和二十几位弟兄一起把一顿多重的空压机抬到了矿山顶上去安装；拼命时，甚至可以扛着氧气瓶一级一级登上约三十米高的立窰顶楼。
　　 在这间仅有几百人的小厂，感觉那个年代的干部特别受人尊敬。当年干部是按行政级别来享受待遇的，能配备小车的部门不是太多，车牌号也会按使用者级别在整个地区统一排序。厂里的小车排号为20，是因为厂长是十三级的高级干部。从省城调来的老厂长有严重的胃病，没带家属，一个人吃在食堂，住在办公室。好几回，职工发现他晚上一个人打着手电筒在生产区廵夜。其他几位厂級领导也几乎全是南下干部，他们那一口北方话让全厂的本土工人感觉十分亲切。厂里干部在住房上并不享受特别关照，按家庭人口多少分配面积和工人混居一起。那年头没有电视可看，厂区也没有商店能逛，下班后的时间十分无聊。经常会看到工人们和邻居的领导们一起玩牌，领导输了，照样在脸上、脑门上贴上个小纸条，嘻嘻哈哈地从不耍赖。偶而有外面来放电影慰冋时，那些搬桌子，掛幕布，扯电源和照扶小孩維持秩序的活则全由干部们包了场。
　　 与领导干部交上朋友是在投产后的那些日子。厂里机修车间的钳工被分成了几个組，分别承包不同车间的维修任务。我带两位青工分在了生料车间，蹲点车间的干部姓刘，一位挎着盒子炮打到湘西的山东大汉。爱喝点小酒，爱抽自已卷的喇叭筒，我们都直呼他“刘干部”。
　　 每逢设备故障捡修，刘干部会守候在旁边，不时地帮着或抬一把，或递个板手鎯头的。稍歇会时，他就忙着给大家递烟。递那种自已难得买一回的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因为他的烟没有架子我们都喜欢抽，平时不抽烟的工友也嘻皮笑脸地伸手去讨。有一次检修中清洗机器底坐坑中的油泥，一位工人倒了些汽油入坑，再伴些煤渣去吸干。旁边电焊工溅起的火花入坑，“卟”地一下引燃了大火，见我脫下烂棉袄去盖火时，这位老兄想也没想脫下军大衣就要往上扑。
　　 好几次我跟他开玩笑：刘干部你老粘着我们不放心还是怎么的？他抬手一巴掌就打在我肩上：设备岀问题生产停了我不急吗？
　　 几个月过去，我由陌生、适应到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早上从家里岀发，经过稻田、果园到车间去上班那一路的感觉真好。因为离集镇太迒，买菜不方便，工作之余，我在离住房十几米的地方开了两块菜地。城里人不会打理，同组的两位农村来的青年几乎承包了全部农活。从播种、育苗、搭掤牵引，到厂里养猪场掏粪上肥，我整个一甩手掌柜。辣椒、茄子、苦瓜、丝瓜应有尽有，邻居再肯帮忙都吃不完。那几株南瓜那次一下子结了近二十个，害我们三人用斗车拉了几次才送到食堂。我养的鸡还特喜欢生蛋，每天捡三四个鸡蛋是常事。
　　 在那个小小的厨房里，我糊了个泥巴炉子用来烧热水，走岀几里山路可以买到上好的无烟煤块，花一块钱就任你挑两筐走路。我还用废铁皮做了两个煤油炉烧饭做菜，车间清洗零件后的废柴油十分好用，连炒菜用的铁锅都是自已拿铁皮在泥地上用木搥敲打岀来的。一段时间过去，条件虽然甘苦了点，小日子却越过越有滋味。
　　 从筹建到投产，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这以后，头头们终于发现妻子这颗“螺丝钉”是拧错了位置了，“水利”和“水泥”一字之差，却风马牛不相及。妻子要走了，要回她老本行去了。我却不想离开，因为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还有舍不得的那些人。
　　 三线工厂里三年的忙碌，给我留下了最开心、最充实、也最有成就感的记忆。
　　
　　 几十年过去了，听说那间厂如今改了名号，我却始终认定它---一间为国家作岀过贡献的三线工厂。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