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和我的同伙一起谋杀了一个在海边散步的无辜的人，警察很快找上门来把我和同伙抓捕归案。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两个嫌疑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因此从审问到审判再到宣判，一切过程非常顺利。
　　 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法官宣布我和同伙死刑，立即执行。法官的表情阴冷，语气没有特别的激愤，好像这种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一样。而我自己，在听到“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结果时，竟然没有在心中激起一丝丝波澜，仿佛一切就应该这样。
　　 我们被带出法庭。接手的行刑官左手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右手举着一支吸足了黄色液体的针管，问我俩选择哪种方式上路。我和同伙对视了一下，同时指了指对方的右手。行刑官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安乐死也好，少些麻烦。”
　　 受刑地点是一间粉刷的惨白的冰冷平房，窗户带铁栏杆。行刑官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很像医院里的手术医生。他让我们俩捏紧拳头，手背朝上伸到他面前，说注射前先要放血。我听话地甩甩胳膊，尽量让血液汇聚到手臂上，然后紧握拳头。毕竟是要终结生命了，心里难免紧张。紧张的结果是我手背的血管高高凸起，像极了弯曲的手环。行刑官用一根闪着寒光的钢针刺向暴起的“手环”，殷红的鲜血便汩汩地从破口流出来，顺着身体流淌到地上。我很惊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喷射，比如喷射到行刑官的脸上、衣服上或者他后面的白墙上，或者头顶的天花板上，我可记得很清楚，窦娥的血当时是喷到七尺高的白绫上了的。
　　 血，在汩汩流淌。我明显感觉到身体在变虚弱，嘴唇也肯定刷白了，面如死灰。不久，身体开始软绵绵地往地上缩，而肌体上以前很明显的血管一条也看不见了。
　　 行刑官用一根绳子把我们俩个赤身裸体的罪犯从腋下吊起来，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连拖带拽地弄到对面的墙角下，让我们背靠墙坐着。我没有问行刑官为什么要让我们裸体受刑，好像一切应该就是这样。行刑官取来那根针管，里面褐黄色的液体是氰化钾。他说注射后身体不会很痛苦，很快就会失去知觉，就跟睡着了一样。此时，也不知道我的哪根筋搭错了，我突然问行刑官，假如我被冤枉了，现在可不可以把血输回去，让我恢复原样？行刑官说不行，你的血已经流干了，再要找这么多血很难，即使有很多人捐血，还要花时间配型，根本来不及。行刑官一边解释，一边很平静地把液体注射进我的手臂血管。我的头稍微有点胀痛，但那种感觉稍纵即逝。目力所及处，看到有个同样穿白大褂的男人从地上挑拣麻袋片，应该是裹尸布，等着收尸。
　　 在我生命弥留之际，我自然的想到了我的家人。他们知道我判了死刑，但肯定没想到会这么快执行。估计一得到收尸通知，肯定惊慌失措哭成一片。想想自己也没什么遗物可留，除了一部手机。可是手机我是设置了绘图密码的，没有告诉太婆。太婆七十多岁了，不会用智能手机，要是她打不开我的手机，肯定会着急死的!
　　 正当我着急怎么办时，耳边传来一阵“叮叮咚咚”往车厢里装东西的响声——是从窗外传来的！
　　 我一个激灵睁开眼睛，扭头把目光投向窗户。被窗帘遮住的玻璃窗一片昏暗。我定了定神，明白无误地确定，耳边不断传来的叮叮咚咚的响声，是小区清洁工在赶早清理垃圾。而此时此刻，放在床头柜的闹钟也用乳臭未干的童音接连催促：“主人，起床啦！主人，6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