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是十年前在太原山大二院的重症病房里。那年父亲在煤矿上出了事故，坐县医院的急救车连夜被送上了太原。第二天，母亲就接到了手术的通知。
　　 待母亲匆匆忙忙的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被浑身缠满了纱布。六月的天，医院里热的流油，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干燥。母亲看见父亲时，眼角的泪水情不自禁地从脸庞上淌了下来。父亲整个人只露着一双还没有擦洗下煤灰的眼睛，四肢和身躯紧紧地被纱布包裹着。父亲说：“孩她妈，别哭。把这件事隐瞒起来，千万不要被娃子们知道。”
　　 那年，我正准备参加高考。父亲没出事故时，母亲一直跟着我陪读。在完成最后一次的模拟考试时，我们陷入了疯狂的毕业狂欢中。母亲去太原时，我没在家。走的时候只给对门的邻居交代了一声。
　　 母亲走后，我彻底放松了下来。直到为期两天的高考结束后，母亲才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的一端说：“娃，你爸在矿上出了事故，刚做完手术。你安心等着填高考志愿。”说完母亲就呜咽着挂断了电话。
　　 顿时我像被五雷轰顶击中一般，瘫坐在了地上。学校的校园里，闪来一幕幕难以离别的画面。女孩子们相互抱在一起，哭的稀里哗啦。我的眼睛也开始湿润了起来。想起父亲时，泪水溢了出来。父亲是个苦命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一辈子钻在地狱里挖煤掏炭。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血肉的代价。几年前，还没下井时，被装满了的煤斗碾压了左脚，截去了一指。那时候，姐姐在吕梁卫校上学，我和妹妹也在县城读书。家里生活十分拮据，经常都是入不敷出。为了改变情况，父亲在伤还没好利索时就又开始在背坡崖底掏矸泥。就这样，一天不误地掏了几个月才把我们开学要交的学费钱攒了出来。
　　 那年的九月，雨还在淅淅沥沥地飘洒着。父亲在汽车站送走了去离石上学的姐姐时，躲在了出站口的大门下揉着自己的双手。一直坚持到回家，他才伸开了他的双掌。母亲看到时，父亲的手掌已经布满了泡。感染了的部位，脓水开始不断地往外渗出。为了不让我和妹妹知道，父亲在煤矿的风机房呆了几天。然而就是在那几天，父亲做了一个决定――下井。刚开始母亲死活不同意，说：“下井太危险了，井上面挣的少点就少点。”蹲在炕上的父亲踌躇了一会说：“就这么定了，我就不信它还能给我再碾掉一指。”说完，父亲独自走向了院外的月色中。
　　 窑洞里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和妹妹，不断地长嘘短叹。窗外，弦月如钩般地挂在了夜空中。
　　 填完高考志愿后，不幸的消息又向我传来。母亲哭泣着说：“你外祖父走了，走的时候一直想看看我。”电话里，我头一次听见母亲哭的这么伤心。
　　 外祖父出殡的那天，母亲才回到了村里。一进村，看到停放外祖父的灵棚时，泪水如注。我的舅舅们扶起了母亲说：“父亲临走时都惦念着你，就想见你一面。”母亲紧闭着双眼，泪水从嘴角流了进去。
　　 料理完外祖父的后事，我提前赶到了山大二院。进门看见消瘦的父亲时，他正擦拭着泪水。脚底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从大腿上植上去的皮依然看的很清晰。我跑在父亲的病床前，望着父亲久久的一阵无言。半晌，父亲才说：“伤不碍事，不操心。这下还好了，两只脚一样了。”我抛开被子，父亲的右脚还弯曲着。大脚趾的地方被截的平平的。父亲强颜欢笑着说：“娃儿，爹的这两个脚趾头掉了就掉了。不影响供你读书上大学，你不要有负担。”
　　 父亲说出口的话，他都做到了。他把我们姊妹三个都供养的读完了大学。大学毕业的那天，我哭了。父亲坐在台下，边看着我边笑着。在我读完毕业致辞时，父亲站起来给我拍响了他的双手。毕业场上，所有的人把目光投向了他。台上的我注视着父亲的双脚，我在想正是父亲脚上失去了的两指，才换的我此刻的掌声。他把对我们的爱，在无形中藏在了失去的两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