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又到母亲节了，这个节日对于我们家来说，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在这个男人是多数的家庭里，好多责任和功劳都抗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上，这就是我的母亲。
　　 在湖南双峰蛇形山扶义冲的谢氏家谱里对我母亲的记载只有十三个字：女，渌舟，民国十七年三月初十生。
　　 如此说来，母亲已创我们家族史上的长寿记录，今年整整九十二岁（正是依据家谱和万年历，当年我将父亲属兔纠正为属虎，如今又将母亲属马更改为属龙）。
　　 母亲的外婆姓名不祥，只知道是一位贤淑端庄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女人。母亲的外公名叫李晓波，浙江温州的知名人士。他早年在国外留学，回国后在温州创建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西医院：伯兰德医院一一是要与当时英国人办的伯兰士医院对着干。
　　 他的膝下四子六女，我的外婆李敏是1910年生人，在姊妹中排行二姐，自幼生活条件优越，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是典型的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而且是一位亭亭玉立的江南美女。
　　 于是要说到我的外公，他的名字叫谢凡迪，1895年生于湖南双峰蛇形山扶义冲。少读私塾，后来到娄底钱庄学徒，出徒后在上海银行当差。
　　 1925年我的外公南下广州考取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预备生。毕业后参加北伐在后勤部任军需官。其间由堂兄介绍秘密接触共产党，后因堂兄在武昌战役中牺牲，便与党组织断了联系。
　　 在北伐军进入江浙后，外公认识了外婆——救护队的漂亮女学生。他们的相遇相知相爱应当感谢北伐战争。
　　 1927年初外公由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在上海市政厅做秘书，当时的厅长陈果夫与我外婆的父亲李晓波为世交，于是便成了我外公和外婆的证婚人。
　　 外公和外婆的婚礼是在1927年的中秋节举行，地点在上海大华饭店。当时我的外婆十七岁，外公三十二岁，两人年龄相差十五岁。
　　 隔年我的母亲早产（七个月）出生在上海徐家汇，直到1937年母亲九岁，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上海衡山路上的一栋小洋楼里，度过了在他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是最难忘记的幸福时光。
　　 据我母亲说，在她的记忆中，外公对外婆非常好，几乎是百依百顺。那时外婆带着母亲经常往返在上海——杭州——温州之间，无论是她的外公外婆还是舅舅姨娘都待她很好，是名副其实的小公主，而且很有主意和脾气，两个小姨小小和多多比她大不了多少，一起玩时处处都得让着她。
　　 后来松沪抗战爆发，日本人兵临城下，一方面外公不愿意给日本人及其汪伪政府做事，另一方面也响应国民政府转移后方支援抗战的号召，当时外公由陈果夫介绍，携妻带女撤离上海，来到湖南沅江酒精厂（国民政府的大型军工企业）做总会计师，月薪八十块银元，当时三块银元换取一担米，由外公介绍到厂里做会计的亲戚是月薪十二块银元。
　　 这一段（大约三年时间）的生活虽然不如上海优雅精致，但是还算富裕稳定。外婆渐渐了适应湖南农村的生活，母亲也在这里读完小学。
　　 1940年，日本空军大轰炸，将沅江酒精厂夷为平地，外公一家死里逃生沦为难民，无奈回到双峰老家，但是没回扶义冲的老宅，而是住在距离不远的羊古市。
　　 这时家中又多了一个男孩，便是外公的侄儿妈妈的表弟鶴皋（孤儿），也正是在小鶴皋口中，外婆得知在外公的老家里还有一位原配夫人康氏，于是祸从口出。
　　 原来这是一桩包办婚姻，当年外公就是为了逃婚才离家出走的，而且在外面已经登报声明与康氏脱离夫妻关系。然而这样的声明是不被封建家族承认的，况且康氏极具经营头脑，通过不断的借贷放租，此时已把谢氏兄弟和许多乡亲的房产地产都收归己有，成为村中首富，而在战火中逃难的外公几近倾家荡产。
　　 最可怜的是我那心高气傲的外婆，她从大上海来到这小山村，从大家闺秀到给人家做小，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认定外公欺骗了她，整日郁郁寡欢，身心交瘁。
　　 几十年后我曾在母亲保存的一本外婆日记中看到过当时外婆的心灰意冷的真实写照，其中的记载，总是“下雨”“下雪”的阴冷天气，有许多李清照南下落魄后的悲词绝句。那时我不懂，现在明白了，是国破家残人心碎的多重打击。
　　 1942年，三十二岁的外婆患上痨病（肺结核），终日咳血，日重一日。最后，她不顾别人劝阻，一定要把自己的女儿叫到床前，流着眼泪一字一喘的只说了两句话：男人不可靠……女儿当自强……
　　 外婆死在羊古寺，埋在羊古寺，因为是传染病，也因为是外姓人，所以无法进入扶义冲的祖坟，这也成了外公的心病和母亲的心结。从此母亲便不怎么和外公说话，直到后来外公在康氏那里偷偷拿了二十块大洋，送女儿到长沙上学，临别时，女儿给他深深鞠了个躬，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了句：爸爸再见。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远！
　　 外婆去世后，外公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
　　 让他发愁的除了爱妻的离去，还有生活的窘境。这时候的他，已经在日本人的大轰炸中摧毁了所有的生活来源。封建的家族势力和康氏的经济实力逼迫着他，压迫着他，让他屈服归顺。
　　 这时候的外公四十七岁，已经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黄埔学生和血气方刚的北伐战士。百般无奈，他带着女儿和侄儿回到了扶义冲的老家。
　　 虽然外公向厄运低下了曾经高贵的头，但是我的母亲却一点也不买继母的账，因此她也吃了不少苦。于是，十四岁的母亲提出不在家里吃闲饭，很快成为扶义冲小学最年轻的教师，她的学生和她的年纪都差不多。
　　 前不久，回乡探亲的我在扶义冲找到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婆婆谢晓阳，她对我说，当年她就是渌舟先生的学生，而这位先生只比她大四岁，班里有的学生年龄还比渌舟先生大。那时的渌舟先生梳着短头发，穿着连衣裙，长腰的白袜子，带跟的黑皮鞋，说话彬彬有礼，总是带着微笑，这些都是在村子里的女孩子中间绝无仅有的，所以印象深刻。渌舟先生深受学生们的喜欢，一是文明礼貌，二是课讲得好，三是下课能和学生一起玩，四是经常帮助贫困学生……渌舟先生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正因为跟渌舟先生学了知识，有了文化，后来我能才能被土改工作队选中而参加了工作。渌舟先生教了我们三年书，后来她去长沙求学，临行前她的爸爸带着她到村子里的每一个乡亲家辞行，那时候，我们真是羡慕极了，却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说着，谢晓阳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
　　 是的，我的母亲是在日本人投降后，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那位疼她爱她的父亲，离开了这片养她育她的土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迄今整整七十五年！
　　 母亲多次对我说，她之所以要坚持出去上学，首先是儿时上海的生活环境和城市的文明气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是不甘心受继母的气，更担心家里逼她早早嫁人；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牢牢记住了她母亲临终前的那句话，“女儿当自强”，要自强自立，就必须读书学习。就这样，我的母亲几乎读书学习一辈子，这是后话。
　　 十七岁的母亲离开扶义冲就像小鸟冲出牢笼，心里充满了对于自由和幸福的渴望。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插上飞翔的翅膀。
　　 母亲在长沙就读的是一所贵族学校，叫做私立明宪女子高中，在这里的确可以受到最好的教育，能够考上最好的大学。自知求学来之不易的母亲非常勤奋和刻苦，入学不久就成为班里的学习尖子，同学敬佩，老师喜欢。
　　 可是，母亲兜里的二十块银元花了两个学期就没有了，尽管母亲省吃俭用，平时连一支冰棍都舍不得买。
　　 临上学前，一直都很喜欢她的姑姑曾经许诺，要出钱供她上大学。可是后来姑姑远嫁南京，一走便没了音讯。她多次给爸爸写信，可是一筹莫展的爸爸只能劝她放弃学业，回到老家另做打算。其实，老家这边的外公并没有放弃努力，以至最后还是说服不了那个吝啬而强硬的女人，一怒之下两人竟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从此行同路人。
　　 后来，长沙这边的母亲终于花完了最后一分钱，但是她绝不会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放弃理想和信仰，选择妥协和苟且，她绝不忘记自己母亲的临终叮咛，她绝不再回双峰老家束手就擒。
　　 于是，她毅然选择了转学，由贵族学校转到平民学校，由私立高中转到教会卫校，这样不仅可以免掉学费，就连吃饭住宿都不花钱。
　　 进入生存压力减轻了许多的护校，母亲如鱼得水，又是门门成绩都考第一，偶有第二的时候，母亲都会伤心难过好几天，因为她知道，命运只给她留下一线生机，必须时时处处夺取每个第一。
　　 然而，即便这一线生机也渐渐向她关闭，学费饭费宿费可免，起码的生活费用总是要自己出的。母亲该省的都省了，能借的都借了，最后还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母亲有些绝望了，绝望中甚至想到一死了之。她的闺密梁弭（后来我们一直称之为梁阿姨，两人结缘七十五年）赶紧来劝她，告诉她已经有和她同样处境的同学选择了一条“曲线上学”的道路，这就是嫁人，条件是继续读书。
　　 笃信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母亲当然谢绝了闺密的好心，于是她用做人的尊严堵上了最后一条求学的道路。母亲站在悬崖上，在命运的追兵面前，时刻准备纵身一跳。
　　 果真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母亲走投无路的时候，共产党来了，解放军来了，母亲所在护士学校整编加入了部队医院，从此母亲不仅走上革命道路，也真正成为了一个她心仪已久的自食其力的大写的人！更为幸运的是，她由此相遇了相识了相知相守自己最亲爱的人，从此携手一生且生死相依。
　　 1949年，母亲的面前开启了幸福之门。云开日出，否极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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