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中常常浮现出他送我粮票的那个情形。
　　 那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嘭、嘭、嘭”地敲门声响起。我打开办公室门，一位清瘦的老人走了进来。他是我的领导，县委党校副校长兼党史办的主任——王广琛。他看着我，没有多讲什么，不容推辞地把十斤粮票塞进了我的衣兜里，拍拍我的肩膀，转身就走了。那两年，是我生命中的寒冰期。母亲病逝，闭眼时瘦弱的只剩下一付骨架；父亲因连失奶奶和母亲两位亲人，精神失常，常常傻笑着就把整个西瓜或者食物扔进厕所里；妻子产后精神抑郁，看着满屋子的杂乱无章却不怎么打理，小孩子的衣服脏得起泛起亮光，也不知是否应该浆洗。而我，除了工作，还要操持一家的生计。生活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常常叹息不止，王校长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粮票给我，出门时还嘱咐我不要讲给任何人。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在定量供应粮油的年代里，那是生活不可缺少的凭据之一，是人们生活维艰的载体，也是一段经历者心酸的回忆，走过这段历史的人，对粮食永远是那么地渴望和敬畏。
　　 就在校长转身出门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泉涌似地流了出来。就是这样关心我的领导，我最初接触他，总有点害怕的感觉。他不苟言笑，脸部表情威严，眼神里射出的光束似乎有着很强的穿透力，严肃起来他的两只耳朵会让人看到在明显地跳动。每天上班总要提前二十多分钟到办公室里，戴上老花镜，一写就是半天。下班关门，总要“嘭、嘭、嘭”地敲上三下，走出几步后又要折回来再敲三下，这才放心地离开。每当我听到这样敲打，就知道是领导下班走了。我曾在心里多次琢磨，这样的风格，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从小吃苦受难，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学校校长和区公所的秘书，任过县委办公室的干事和副主任，在人民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一干就是七年，带领群众修建红旗渠，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既有过人业绩，又经受过许多磨难。他一生多与文字为伍，县委办公室工作八年，主编《中共林县简史》、《新编林县志》、《林县经济发展史》、《英雄渠资料》等书籍资料达12种之多。来到党校工作，又兼编纂党史，主编《中共林县党史大事记》、《林县革命回忆录》，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他骨子里聚着正气，袖子上甩着清风，威严该是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中塑成的吧。
　　 还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一次他叫我到办公室，指着我从印刷厂回来交他的文稿，敲着桌子，生气地道：“你看看，标题上这么大的一个错字都没校对出来！”我一看，真是傻眼了，光顾着校对正文，而忽视了标题。“文字如人生，就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有错，何况标题！千日之成，始于今日，从现在起，你就要养成一丝不苟的好习惯才行。”校长一语双关的话语，刺痛在了我的心里，剪树刀似地修剪着我的成长。渐渐地我对校长由畏惧变为了祟敬，相互之间有了很多的默契。我有苦最想与他倾诉，他有心里话也最想说与我听，工作上更是对我信任有加，以至于我离开党校工作，又从新华书店转干调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后，他主编的《中共林县组织史》成稿，还是让我把党校的老旧打字机搬去，夜里加班加点将其打印成了《征求意见稿》。本来我办公室的文字工作任务就很重，再加上这常常通宵达旦的打印，我被累得吐血。我没敢告诉家人，更没敢告诉校长。我知道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重托，更是老领导仍然惦记着我的家庭困境，让我挣点经济上的补贴而给予我的照顾。2007年阴历8日30日中午，噩耗传来，校长在为帮亲戚找医生奔波一上午，又饥又渴地回到家属院楼口时，心脏骤停，连楼梯都没上去就猝然离世。我悲痛万分，跪在他的灵棚前，哭成一个泪人，站都站不起来。我生命中的贵人、恩人；我工作中的导师、伯乐；我忘年交的朋友、长辈，就这样突然地悄然离去……
　　 十斤粮票，这件事虽然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但这个画面在我眼前仍是那么地清晣，带着温度的票证摩崖石刻般地印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