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体经济时代，队上有个很大的饲养室，就坐落在村子正中间的山跟儿下，离队部很近。饲养室为两间挺大的瓦房，瓦房的墙壁上则挂着犁、耙、鞍垫等一些农具家什，后边的脚地却放着铡刀、装青草的筛子，进了房门是一长溜喂牲口的长形石槽。石槽里的草料总是被耕牛们风卷残云般消灭得干干净净，就连石槽帮子和垒砌起来安放石槽的石头块都被牛舔得溜光的滑溜，真可谓是“人闲了吃烟，牛闲了舔砖”啊！瓦房东边是一溜黄土窑洞，靠近瓦房的一个窑洞是饲养员住的，紧挨着的两个窑洞是队里储藏各种粮食的粮库，接下来一个窑洞里放着村里的手扶拖拉机、扬场机、铡草机以及其它农用器具；西边是两间一边倒的瓦房，紧挨着饲养房的是牲口的草料房，还有一间是安放村上钢磨的房子，房子外安着一付大石碾子；南边是个大院子，大门外是村路，路旁边是挺大的一个堆粪的场子。
　　 年近六十的饲养员刘玉宝常年就住在牛圈东边的那孔黄土窑洞里。刘玉宝性子比较懦弱，说话慢而有点结巴，但手脚却很勤快，总是把饲养室内外打扫的干干净净。刘玉宝对牲口的悉心照料如同照顾自己的亲人般的精心，按时添加草料，按时垫圈；每到农闲时，他还常把牲口拉出去拴在粪场子边沿的木桩和石头柱子上，扫去它们身上粘贴上的赃物，还用他自制的梳子把牲口的毛刮得既顺溜又光滑。记得有一年腊月里的一天，饲养室里死了一头老黄牛，生产队长立马派人到公社的兽医站去请来医生验尸，结果发现是老死的。村里好多人都嚷嚷着要把牛皮剥了分得吃牛肉，可刘玉宝说甚都不让，生产队长只好派社员把老黄牛拉出去给埋掉了。老黄牛死后，刘玉宝的情绪极不稳定，一阵儿蹲在地上抱着头，揪着头发自责自己，一阵儿又放声嚎啕大哭，就像亲人去世般伤心难过。
　　 刘玉宝虽然性子懦弱，但待人接物很有他自己的一套。他把自己住的窑洞（饲养室）作为过路人的服务站，无论是三伏天，还是甚时候，只要过路的人口渴了，进来讨水喝，刘玉宝总是把自己熬好的砖茶水给来人喝。就是平时，村子里谁家来亲戚地方不够住，在他住的饲养室里过夜便是最好的去处。记得小时候，我也曾在饲养室里的热炕上睡过几晚上觉，刘玉宝待我也不薄，半夜里还起来把我蹬开的被子给我拉盖上。每到下雨天或者是冬季下雪天，饲养室里就更加热闹了，社员们一股脑儿地涌进去，说是来找刘玉宝啦谈闲话的，结果是啦着啦着就耍起来了。大家把补着疤的雨鞋往炕底下一甩，往磨得没有一点棱角的炕沿上一坐，四五个人一组乌尔喊叫地打着扑克牌。炕脚地一头常有两个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噙着旱烟锅子，一边胡子一翘一翘地在那里“丢方子”（一种土围棋），两人虽然是明争暗斗，却彼此还是很谦让的，相互都留有余地，不会把对方往绝路上逼。而另一头却往往会有几个老汉围在一起，圪蹴抽旱烟，谈论着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说着家长里短，或者是你的旱烟劲儿大，他的旱烟劲儿小，谁的烟杆长……饲养室里的人们就这样说笑着、争论着，无论外面下雨或者是下雪有多大，也遮不住窑洞里的这些欢闹声。眼见着饲养室里的人越聚越多，烟雾腾腾地在窑洞里回旋飘荡，可刘玉宝却一直是笑脸相迎，从不发脾气；待到人们都走了后，他便开始安静地打扫炕上和脚地上的卫生。
　　 每年冬天，牲口圈里最少要出两回粪，到了出粪的那一天，刘玉宝都会早早的起来，六点准时打开牲口圈的栅栏门，等待着社员们来拉粪。母亲劳动积极性高，凌晨时分便把唤我起来，于是，我拉着架子车赶到牲口圈的栅栏门前，等了许久，还不见开门，就着急地大喊：“刘伯，开门来！”不大一阵儿，刘玉宝出来了，手电一照，发现是我，才笑着说：“咋来这么早啊？这阵儿才四点多。”刘玉宝让我拉着车进牲口圈，接着问，“是坐热炕等，还是装车拉粪？”我说，“拉粪。”刘玉宝便去墙边取了一张铁锨，和我一起装了一车粪。临走时，他把手电给了我，还叮咛道，“路上操心点，害怕就回来。”我听了很受感动。那天，我一共拉了三回粪，天刚麻麻亮便完成了任务，生产队长晓得了后还表扬了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看着牲口圈里的牲口和农具要被分到私人家里了，刘玉宝心里很不好受，蹲在旮旯儿里默默地抽着旱烟。他没有儿女，这些牲口就像他的儿女一样，别人要拉走了，他既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刘玉宝是村里唯一的一个老光棍，没有自己的窑洞，就只能住村里的这孔黄土窑洞了。牲口圈也借给别人做拖拉机房用了，没过几年，刘玉宝就得病去世了。村上就把曾经的牲口圈的瓦房和那一溜黄土窑洞折合成钱卖给了私人。
　　 如今，几间瓦房已被拆除了，并在原址上重新修建起了一排六孔崭新的石窑洞，几孔土窑洞也被接了石窑口，窑内被拾掇得跟石窑洞一样的明光铮亮，不晓得人还以为是真正的石窑洞哩。至此，历经几十年的集体经济产物就这样彻彻底底的消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