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田小娥
　　
　　 龙跃国
　　
　　 人心叵测。世界上最善变之物，人心也，尤其是在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时。如田小娥。
　　 诚然，田小娥勾引黑娃，是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婚姻的反抗，因为她在郭举人家里过的是“连只狗都不如”的日子，在郭夫人的凌辱下，她这个小妾享受不到做人的权利。再说，郭举人足以做她的爷爷了，他们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可言，田小娥也无法享受到做女人的幸福。这时候黑娃出现了。对田小娥而言，黑娃就是救命稻草，她必须要紧紧攥住。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尽管族长白嘉轩坚决不允许黑娃和田小娥进入祠堂拜堂成亲，但是他们同居了。田小娥给黑娃说的很明确，“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言下之意即他们已经是患难与共的夫妻了。既然是患难夫妻，并且深深相爱，那就要自重自律，坚守感情的底线，为自己的另一半着想，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用理性锁定易变的感情。然而在黑娃逃生在外时，田小娥却禁不起外界环境的诱惑，为了生存的需要，同时也为了情欲的满足，竟然与黑娃的族叔鹿子霖乱伦。按照杨光祖先生的观点，生在男权社会、身处乱世的田小娥当时只能靠出卖肉体、只能依附于男人才能维持生存，那倒也是。正如常人所说，关于两性关系，物质决定能不能稳固在一起，信任（爱情建立的基础）决定能不能长久在一起。
　　 后来，田小娥为了报复族长白嘉轩竟然听信了鹿子霖的馊主意——勾引白孝文以给白嘉轩致命一击。这次又是只能靠肉体来解决问题了，这就不择手段了，也就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而田小娥之所以丧失尊严，杨光祖先生认为罪魁祸首还是封建礼教的忠实奴才白嘉轩。是的，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里，封建礼教吞噬了人的自由，底层人尤其是处于最低层的女人田小娥没有尊严可言。但是，在黑娃迟迟没有出现时，已与白孝文同居的田小娥又爱上了白孝文，这时田小娥就彻底冲破并肆意践踏了感情的底线，将与黑娃患难与共的夫妻之情一股脑忘却、抛弃了，山盟海誓的诺言轰然倒塌、瞬间崩溃。其实，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黑娃在积攒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铜子和麻钱后，置买了九分六厘山坡上的人字号缓坡地，并且和田小娥务弄起了猪娃和小鸡。我在想，既然有了土地，就应该靠双手自给自足呀，还必须要依附于鹿子霖和白孝文生存吗？可能是生在男权社会、身处乱世的女人还需要男劳动力和牲口、工具才能播种、收割吧，看来光有土地是解决不了生存问题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为了迎合读者（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一部分读者）的口味，作家陈忠实笔下的床上戏过多，着墨过重，给人以滥情之嫌，所以，雷达先生批判田小娥“水性杨花”、“没有底线”。当然，黑娃也应该被批判，因为他在沦落为土匪之后，与黑白两朵牡丹有肌肤之亲，他也没有坚守夫妻感情的底线，没有用理性锁定易变的感情。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忘记给田小娥送一袋粮食，虽然此时田小娥已被黑娃的父亲鹿三杀死了。鹿三杀了田小娥，是因为“她害的人太多了，不能叫他再去害人了”。在鹿三看来，田小娥是造成黑娃和白孝文堕落的女人。
　　 不管怎么说，人一旦丧失了尊严，一旦守不住底线，就不能称其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了。我必须承认，田小娥值得同情，我也必须强调，田小娥也应被批判，她的用情不专，她的小农意识，她的过于强烈的新鲜感和自由感……当然，这枝红杏出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不外乎三种因素，即树太高、墙太矮、风太急。
　　 是啊，我们在此同情田小娥，可是又有谁同情过狗蛋呢？恐怕没有一个人吧。鹿子霖陷害、欺凌狗蛋，团丁殴打狗蛋，白嘉轩惩罚狗蛋，正是这些凶手，制造了一起杀人不眨眼的谋杀案，把徘徊在最底层的狗蛋永远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小说中，主谋鹿子霖策划了两起“花案”。第一起“花案”的受害者是田小娥，更是狗蛋儿，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由于自身的原因，他与田小娥云雨的美梦成空，却一步步迈入阴谋者设计的圈套中，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第二起“花案”的间接受害者是白嘉轩，直接受害者是白孝文，即白鹿村的现任族长。这段婚外情（田小娥是有夫之妇，白孝文是有妇之夫）不仅使田小娥成为白孝文真正意义上的女人，而且使白孝文一步步走向阴谋者精心设计的陷阱，最终从神坛、圣坛（此时作为族长的白孝文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上跌落入无底的深渊，同时给前任族长、父亲白嘉轩在精神和信仰上以致命的当头一棒。
　　 一个半月后，正值新年那天，白孝文明目张胆地走进了田小娥的那孔破瓦窑，他向田小娥表白，“妹子你擀面我烧锅，咱俩今日个过个夫妻年。”从那天开始，他在田小娥送给他的新年礼物——烟枪和鸦片的迷醉与麻醉中逐渐沉沦，直到卖光了所有的土地和房子（买主是鹿子霖）。至于第一次卖地的银元，他给了田小娥一摞，自己留了一小半。当媳妇要求把银元锁到柜里存放时，他却说银元由自己装着，叫媳妇啥事都不要问不要管。不仅如此，白孝文还给媳妇说“你要死就快点死”，并且向媳妇指明了几条死的路途：跳井、跳河、跳崖、上吊。当眼看要饿死的媳妇去田小娥的破瓦窑找他时，他却给媳妇一个耳光、两个嘴巴，然后“像拖死猪似的拖回家去”。直到白孝文把三间门房全部卖给鹿子霖，把所有的银元摞在田小娥的炕头上，回到家后才看到了媳妇的僵尸。正因为他迷醉于田小娥与鸦片，不问不管自己的媳妇，把媳妇给活活饿死了。后来，当白孝文去神禾村讨吃要饭时，他已经把人活成了狗。是啊，一两个月的婚外情就彻底把多年的夫妻之情抹杀了，与田小娥发生肌肤之亲的白孝文的天良已经完全丧尽了，无尽的情欲葬送了他这个有妇之夫作为人的尊严和道德，也是无尽的情欲最终毁灭了田小娥这个有夫之妇。
　　 客观地讲，处于社会底层的田小娥的一生是屈辱、悲苦的，就连死后也不得安宁。她的鬼魂附体于鹿三，欲借鹿三之体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及对她的戕害，虽然她的鬼魂将杀害她的凶手鹿三折磨得萎靡不振，但是她的骨灰最终还是被白嘉轩和白孝武压在镇妖塔之下了，她的鬼魂并未能洗刷她在人世间所受的冤屈。正如作家陈忠实所说，田小娥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田小娥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也是社会悲剧。
　　 黑娃本想下几年苦买二亩地盖两间厦房，过两年添个娃娃，可最终还是在鹿兆鹏的鼓动下参加了“农讲所”培训活动，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也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最终不仅失去了田小娥，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当国共分裂的消息传到滋水县时，鹿兆鹏和黑娃都逃离了，田福贤随之回到白鹿原，开始忙着收拾黑娃的革命三十六弟兄，并吩咐鹿子霖召开白鹿村集会批斗当过农协头目的人，将田小娥吊到了木杆上，施用蹾刑惩罚她。正是黑娃“风搅雪”的革命行动引发了田福贤疯狂的报复行为，当黑娃在出逃之前回到窑里补垒坍塌的猪圈、把窑面上脱落的泥皮重新抹糊浑全时，他只能向田小娥尽最后一点男人的义务了，他也只能在田小娥绝望的哭泣声中选择离开，他为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田小娥所说，要是不闹农协，他们会像先前那样安安宁宁过日子。但是，既然已经闹了农协，就不能说后悔话，此时黑娃也只能向田小娥说“过一些时月给你送钱回来”这样的话了。当田福贤说“只要黑娃回来，我就出面去担保”的话时，田小娥存着侥幸心理去第一保障所向鹿子霖下跪求救，饶了黑娃这一回。鹿子霖答应立马去找总乡约田福贤，并按照田福贤的吩咐千方百计把田小娥抚拢住，以便寻机逮住黑娃。于是，鹿子霖乘人之危，在第三天夜里敲响了田小娥窑洞的门板，先是扬言说田福贤已于昨日专门到县里去找书记岳维山了，尔后又说黑娃万万不能回来，并声明自己心软没法子改，不想看见田小娥钻进田福贤设的套里去。为了满足自己无尽的情欲，鹿子霖最后向田小娥承诺在物质生活方面周济她。
　　 如果说白嘉轩是“挺直了腰杆”的“典型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杨光祖语），那么，鹿子霖就是奸诈、狡猾、阴险、毒辣、善于投机、乘人之危不择手段的卑鄙无耻之徒，其行径可谓令人作呕、让人发指。肇事者、上层人（鹿子霖是白鹿镇第一保障所——白鹿村的乡约）永远逍遥法外，与侄媳田小娥肮脏、丑恶地乱伦着，而替罪羊、底层人（狗蛋儿）却始终备受欺凌，直至死亡，当然作为受害者的田小娥和在犯了族约之后不得不把族长的神权、圣权移交给白孝武的白孝文也在劫难逃。尽管鹿子霖善于投机、不择手段，但是个人觉得白鹿原上最大的投机分子非白孝文莫属。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投机军人不仅心狠手辣，枪杀保安团团长并在团长脸上补了一枪，而且贪图功名利禄，给上级写信把全团起义说成了他所领导的一营单独起义，乃至于靠钻营投机当上新中国滋水县的县长后竟然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以“人民政府的新政策”的名义处死了真正的起义者、副县长鹿兆谦（黑娃）。这种冷冰冰的社会现实让人不寒而栗，赤裸裸地刺痛着每一颗良知的心灵。
　　 鹿子霖买走了白孝文的所有土地，也买走了白孝文的所有住房，就是揭了族长白嘉轩的脸皮，但白嘉轩并没有和鹿子霖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鼓励白孝武把白孝文卖了的门房再盖起来，还要盖得更体面些。看到这儿，我为白嘉轩竖起了大拇指，虽然此时他的腰杆已挺不起来了，但是他的骨头永远挺得又硬又直。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手记》中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白嘉轩和鹿子霖，一个族长，一个乡约，在名和利的强大刺激的驱使下，紧张地忙碌着，忙着生，忙着明争暗斗，当然最终也忙着死，为名而死，为利而死（鹿子霖因疯而死）。还有丧失尊严、不守底线的田小娥，最终也是为情而死，为欲而死。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时代的人被异化了。其实何止如此，在物质世界里生活的人，就是物的工具，就是物的奴隶，就是被物质异化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