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古稀老人幼年时的纠结
　　 他至今不理解一位40多岁的老师竟对一名年仅12岁的小孩子动用如此手段。他对我讲述：
　　 1963年初春的一天，小学球友小一届同窗高同学，约我晚上去民族文化宫二楼打兵乓球。我如约而至。一看不是平常的租乒乓球案子，付两角钱可以活动两个小时的那种。推开大门一看，里面熙熙攘攘，人声嘈杂。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以前经常在一起打球的外校同学，有熟悉的乒乓球教练老师，有我的哥哥的小学同学王大哥，还有我们小学的部分校友。看得出，其他学校都是有组织，老师带队来的。我们几位却是散兵游勇。问过后方知，这是一次乒乓球夜校选拔赛。我去已经7点多，大部分议程已经通过，走了不少师生。留下的还有一些学生，诸如我们。当即将宣布结束时，有人推荐了高同学上去试试，他有思想准备，是带着乒乓球拍去的，于是，找了个老师和他对打。无论是扣杀，还是推挡，或是反手扣球，高同学都大显身手，无所顾忌，没有十分钟就让他下来了。这时候走来一位50多岁，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的老人，记下了高同学名字和有关情况。后来，高同学向这位老师推荐了身旁的我。老师点点头，于是我向别人借了乒乓球拍，匆忙上阵。老师让高同学陪我联系。啊，那可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们是好几年的球友了，彼此很是熟悉了。
　　 1962年中国举行第26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个运动影响着全中国的人民。我就是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喜欢打乒乓球的。那时哥哥姐姐给的零花钱，攒起来几毛钱，买了一个浅绿色的两面没有胶粒和海面的光板。乒乓球1毛一个，谁打球都带着一个，轮换使用。没有场地，我们利用每天放学后点滴时间在教室摆上大约18个课桌。是个长方形的，然后找来两块砖头放在“案子”两边。架上一根木棍，四五个小朋友就开战，只要老师不赶我们走就可以打到天黑才回家。所以，我们在班里都是好学生，听老师话，也为我们课后自由活动创造些条件。逢到寒暑假我们就去学校，看见熟悉的慈祥的老师，就请求他们放我们进去活动，到教室搭建乒乓球案子。如果看见更好说话的老师就得寸进尺，请求打开北大教室（是坐落在学校院北边的一间大屋子，周围是老师备课的办公桌，中间空旷地方，摆着一台乒乓球案子),我们就鏖战一番，当然我们也非常听老师的话，她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帮助处理。比如买点什么小物件，或者帮助她们给自行车打打气之类的。作为学校从来没有组织过我们在假期和课外活动。
　　 我们最怵头就怕碰见一位姓夏的白发老人——传达室的职工。因为他对学生异常严厉，总是一副吓人的样子。说话粗声粗气，我们都不喜欢他，背后称他为“夏白毛”。一直到小学毕业，这位夏老人也没给我们留下好印象。
　　 自打那时与高同学认识后，我们经常在我家、在他家，在民族宫，在学校一起打球。我的球艺不如他，但是总不服气。越是不服气，越是追着他一起打球。到后来，我自我感觉球艺在增长。因为原来我与刘志、王刚、徐世本等打球都是互为输赢，后来发展到，我赢多输少，就觉得是高同学帮助提高了我的球技。这次，在夜校场地上你来我去，像平常一样紧张联系，发挥了自己的实际水平。获得了周围同学的称赞。也得到了那位李老师的点头，同样记录了我的姓名。
　　 几天之后，高同学告诉我晚上去夜校练习，当时我高兴极了。好像是每周两次，晚6点半至8点。第一次参加活动后，夜校借给了我们每人一副乒乓球拍子，嘱咐要保护好，如有损坏，自己负责。然后讲述了我们的纪律，和我们的教练老师。记得那时宣布的有李教练，主教练，还有刘露英，民族中学的体育教师，还有汪志强，当时在市财贸学校在校生。曾经获得当年天津市青年乒乓球赛冠军。还有王大哥，属于编外帮忙的那种。业校方面。由孙老师负责。只知道孙老师当时是临时工。至于他属于民族宫还是区体委哪方人士，就不知道了，反正日常的行政工作他是大拿。有时民族宫里演电影，还给过我们电影票。直到我离开夜校也不清楚。
　　 再过几天训练结束后，每人发了一张登记表。作为曾经被学校组织推荐来的学生，由带学生的老师领取填写，而我和高同学这样跑单帮的，自己带回学校，交给老师填写。
　　 第二天我们同时交给了时任体育教师刘。等到有训练的那天。刘老师分别给了我和高同学，午饭时就带回家。碰巧，那天大哥外出开会，在家吃饭。我将登记表给他看看，也表示一下我已经在乒乓球夜校训练了，让他也高兴。谁知他看完后一脸阴沉就甩给了我，说：“看看你还没到哪儿了，老师说你有自满情绪。”刘老师的字体我看不懂，只有他们大人通晓文章字句的联系，能看清。一旁的老娘还说，老师怎么知道你有自满情绪的？
　　 大人的话小孩不太懂。但是从他们的表情看，我觉得“自满情绪”不是好事儿。应该和骄傲一样的待遇。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心里怏怏不快。于是当天晚上我没有把登记表带到夜校去。等到再次训练课时，老师问我登记表的事情，我谎称找不到了，（其实真的不知丢在何处了。）教练又发了一张给我让我重填。这次，我就不想找刘老师写了。找谁呢？
　　 当时我在班上是中队委员，又是班里的积极分子，在小学校挺活跃的。大队辅导员是位姓李的女老师，我想请她来填写，可能好些。（不能找班主任写，如果他知道我们在外边晚上有活动，会干预的。五年级即将上六年级毕业班，班主任不支持。）于是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找到了大队辅导员，说明了情况，请她帮助填写。她对我说，这个儿应该找体育老师刘才好。我说，刘老师曾经写过一次，可是我给弄丢了。这次不好意思再找刘老师，害怕他批评我。李老师笑着说，行。那我转给刘老师吧。回头你来找我。
　　 第二天早上我迫不及待地找到李老师，李老师把那张登记表给了我，不但有刘老师的意见，而且还盖完了学校公章。我仔细看了评语意见，没有找到不好的字词句。当天晚上训练时交到夜校办公室。
　　 为什么刘老师自己填写意见和经过李老师转交的意见不一样呢？为什么对于一个刚刚加入业余体校的小孩子动用这样词语评论？而且，后来通过夜校方告知我，刘老师对我有看法。那刘老师为什么不直接教育我呢……这些过眼烟云已经半个世纪了，不足为谈。但是我清醒地记忆着，在我后来无论是当小兵还是当领导我从来不做两面三刀的事情。正直诚实，心口如一是我的做人原则。假如我对某人有意见和看法，会直接告诉他，并且交换意见。即使背后我对别人说了这个人或者这件事，也绝不会夸大其词，实事求是，心口如一对待每一人，每一事儿是我做人的原则。
　　 如今，我已经老了，说出这件事情无非是告诉大人们，孩童不可欺，刻在心灵的烙印是不可磨灭的，不管是好事儿还是不好的事儿。
　　 因为我同意这位老人的看法，所以我全盘托出告知人们：孩童不可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