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检查卫生是我记忆里较为宏大的事件，不晓得这是不是国粹，但从我记事以来就常遇这档子事，那是许多过来人曾经亲身经历的温情岁月里的一幕，也是社会生活在发展变迁中淡淡的流年碎影，偶尔想起，让人恍若隔世。
　　 现在看来，检查卫生是一种集体督察活动，意在倾力推广和树立社会伦理意义上的新风尚，让人知耻知荣，知道知理，带有群众自查自纠，集体帮助管理的性质。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当时的居委会过一阵子就要挨家挨户去各家检查卫生，一般提前一天就通知要来检查卫生了，于是各家各户就要彻底清扫自家的环境卫生。母亲听到消息就闻风而动，立即与我开始了繁忙的清扫工作，因为我是长子，能干一些体力活了。母亲喜欢借这个机会重新摆置一下粗陋沉重的柜子、桌子、凳子，既能清理卫生死角，又有视觉上的新鲜刺激，还能营造一种仪式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穷折腾。
　　 第二天，听到楼下传来嘈杂的人声喧哗，就知道卫生检查团要上来了，心里砰砰地乱跳，好紧张。终于听到有人说，楼上的是谁家啊？先去哪家呀？母亲就赶紧打开门说：先来我家吧。原来你家在这里住的啊！许多人打着招呼就进来了。
　　 这些人就是各个居委会的主任们，她们一进来就让家忽然变得窄小起来，感觉到处都是人影晃动，人都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在一阵家长里短谈笑后，这些人就一窝蜂似的走了。我家的门上就贴上了一张“卫生之家”的小横幅，红底黑字。
　　 有一次，我看到那些人检查完了就站在院外空地上聊天，那些女人们一个个都在埋怨自己的丈夫无能，每个人都在精选自己丈夫愚钝的故事，用表情夸张的语调讲出来，好像是竞争最蠢丈夫的桂冠。比如男人买菜不会挑啊，出差捎回来的东西不合适啊等等，能引来其她人的附和与同情就特别开心。“你说是不是啊？气人不气人？实在是没办法，摊上了这么一个男人。”这些声情并茂的词语让我感到这些人都是厉害女人，要不是有那些个男人们拖后腿，这些能说会道的女人们可能会做更大的事呢！
　　 只有一个女人除外，她是某厅长的老婆，当别的女人问她遇上这么一个男人气不气时，她面色沉稳，语气平和地说：不气，我还可怜他呢，连这么一件小事都办不好。这句反潮流的话一出，一时让其它鼓噪的女人们静了下来，面面相觑地发呆。
　　 我在旁边听到了她这样一句不合场面的话，心中一恸，再仔细端详这个女人，感觉这个人骨子里有自己的主意，不随风倒。心里不由得暗暗思谋，将来找老婆就找这样的女人。那时的居委会主任都是女人们来担任，还都是高级领导的没有正式工作的老婆，可能是近朱者必然赤吧，即使是大字不识几个的随夫家属也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但我在另外一些地方，看到这些居委会主任们，把口号喊得骇人就是思想进步的特征。
　　 一群人来到私人空间造访，从我的经历谨知道有四种情况，一是拜年，二是检查卫生，第三就是上门打群架斗殴，第四就是抄家。前三种我见过，第四种听说过。这四种情况除第一种外，其它的是一种比一种恐怖。检查卫生就带有温柔的强制性质，让人有点微微不舒服，现在至少在我生活的范围内，不听说还有入户检查卫生的事情了，尊重个人生活的习惯，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二
　　 那时没有“隐私”这个概念，每家有几只板凳，几张床，墙上挂着什么画，镜框里有什么照片，还有家庭的殷实贫寒都能一目了然。即使有些较为贵重的东西，也要藏起来，就怕卫生检查团的人看到了，出去传播走样，让人们以为这家人有来路不明的外财，引来麻烦。我在当时去过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家，被那些奢华富庶的陈设惊呆了，人家不避讳，主人还特意介绍自己访问苏联时带回来的稀罕物品，我只记得有硕大的落地收音机、地毯、沙发、弹簧床等等，其它的东西也都特别精美，我心里想，这可能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吧。这些人是比我家多挣一些钱，但生活状态是那样无法想象的天差地别，直到四十年后我才知道了一些内幕，也就明白了更多更深层次的道理。在后来的同学聚会上，有女同学就自然而然地说：那时我们就不和那些穷孩子玩。她就是我们院里的那些高干子女之一。为此，我自然而然地就拉黑了她。
　　 上学了，依然要检查卫生。那时除了每天卫生值日要打扫教室外，遇到重大节日那就是全校大动员，自带抹布、水桶等工具，兴高采烈地沉浸在集体的劳动热情中了。擦玻璃、擦桌椅、擦门框是必须的，还要提水、洒水、扫地、洗抹布……有一次，我费劲地提了一桶水，左摇右晃，双手交替地终于走回来了，就到教室门口了，却被一个比我高大的男同学热情地抢过来，提到里面向老师表功去了。我随后气喘吁吁地进了教室，老师看到我说：其他同学都干了许多活了，你快扫地吧。
　　 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个男同学还多次耍心眼儿占我的便宜，还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友谊。直到我五十多岁了，才下定决心不再和他来往了，把他从我的生活里“清理了卫生”。在这之前我就是顾及所谓的面子，不好意思拆穿他，让他屡屡耍小聪明得逞。但这样的人在我后来的社会生活里还遇到几个，随着岁月的流逝都自然而然地被我“清理了卫生”。
　　 终于长大了，自己能独立生存了，成了一名工人，进入了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但检查卫生的常态也是如影随行，就像是孙悟空头上金光闪闪的那道紧箍，神圣闪光，好看也漂亮，但总觉得碍事。卫生检查就像是让土著人能够快速融入文明社会，使散乱的原始生命力得到集体驯服，虽然不同的人们在卫生检查“紧箍咒”的约束下，能够间接地给文明社会的普及提供一种“社会化”的保障，但感到有一种潜在的公共意识在盯着你，让你在无意识里随大流。
　　 检查卫生是自上而下的，从单位到个人，无一能幸免，都在预先制定的规划之中被规划。现在有了升级版，有文明卫生城市这一庞大的荣誉，让检查卫生的验收工作铺天盖地，惊天动地，顶天立地。那年月没听说这么大的荣耀事，检查单位的卫生就是最隆重的事情了，那些检查团的成员都很神圣，就像是钦差大臣来基层巡视，自带一身灵光。
　　 再往下就是各单位检查自己家属院各家的卫生，有时卫生检查团的成员们意犹未尽且突发奇想，认为单身宿舍的卫生情况也不能放过，就声势浩大地来了。我那时就在单身宿舍住，也亲身经历了一次颇有记忆的卫生检查。
　　
　　 三
　　 我住的房间隔壁是两个知青，一个是北京知青，一个是天津知青，从那时起我就发现天津人比北京人洋气，北京人比天津人有底气。大概北京人在皇城根边儿长大，知道的国家大事多，说出话来特别唬人；天津是中国北方近代洋务运动的基地，几百年来的西风东渐，养成了天津人西俗化的倾向，也让天津人有了炫耀天津腔的资本。
　　 我隔壁的天津知青每年探亲回来后总有变化，就有一些让人惊异的举动，特别是服装的颜色和样式，总能让人必须刮目相看。所以，每年这个人从天津回来了就成了人们最特别的话题，我们单位因此就让其它单位的人羡慕，认为可以近距离地与时尚生活擦边，而这个重要人物居然就住在我隔壁。
　　 不过，我在那个单位工作了十几年，只去过他的宿舍两三次。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吧，我那时的朋友基本都是省城下放干部的子弟，大家聚在一起抽烟喝酒，谈人生理想，最兴奋的是聊所谓的内部消息。那时的我们特别关心政治，我的许多预言后来都被国家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若干年后，一些人见了我还忘不了那些曾经的往事，感叹荒唐岁月里年轻的我像刘伯温。
　　 展示时尚是一些天津青年在灰色年代里的首要任务，映入普罗大众眼帘的另类装束就是瘦腿裤，有些人的裤子瘦得厉害，就像欧洲跳芭蕾舞男演员穿的紧身裤，让男性生殖器那里鼓鼓的，形象分明，路过的城乡女孩互相悄悄提示关注，然后羞得扭头嬉笑。我们这个天津知青还比较保守，瘦裤腿恰好突出了津味的洋气，包裹生殖器的地方也不太明显鼓出，让人感到这个天津人懂一些服装美学。
　　 这个天津青年为此还学会了自己改裤子，后来他又买了一台缝纫机，学会了裁缝手艺，自己给自己做市面上买不到的新潮衣服，有时也给其他关系好的人改裤子。后来有一个男人打上门来，我才知道他还据此手艺，勾搭了一个让他改裤子的迷人少妇。这个少妇也是天津人，是从其它单位调过来的，两人有共同语言，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得近些。改裤子必然要量身体，就有了肌肤之亲的借口，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
　　 天津知青喜欢另类，就是现在人们形容的玩酷，在检查卫生时就故意不叠被子，还说我们天津人就不喜欢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规规矩矩，那样显得傻兮兮的土气。检查团来了后，被他宿舍里自己制作的另类家具、白色乔其纱窗帘、精致的小摆设惊呆，在回过神以后发现他的被子平铺在床上，没有叠成老规矩，就皱起了眉头，说他各方面都好，就是因为被子的原因，没有给他发卫生合格的小横联。
　　 他刚开始还满不在乎地嘴硬，脑子再一转觉得不太对劲：这事要传出去，好像自己像个外面光的臭鸡蛋，让精心准备的另类时尚样板房走入败局。他是个聪明人，马上又从房间里追了出去，央求卫生评比团的领队，表示自己是一时疏忽，马上改正。他又点头又哈腰，好话说了两篮子，最后才拿到了那张红纸，然后赶紧回去把被子叠整齐了，再哼着小调把那张“卫生合格”的红纸贴在门上。
　　 从现在看来，高档酒店的被子没有叠的，都是平铺在床上，他的思维比当时的人超前了十年，可惜在那时代被埋没了，如果赶上当今的时代，他没准是一个时尚创意达人，有自己的公司，闲暇时会有许多推不开的花团簇拥呢。顺带说一句，那天津人和我挣得钱一样多，每月就二十多块钱，他就是省吃俭用精心谋划把自己打扮得满意一些，并没有其它外快和收入，有一次他丢了十块钱，难过得一个月不和人说话。
　　 我那时怕拆洗被子麻烦，就搞了一项发明，用有限的布票做了一个被罩，需要时就单洗一下，就省去了许多麻烦，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个人卫生情况，也被人们奚落为懒人懒办法。后来人们回忆起我的事迹也感叹，说我聪明，思考问题超前——现在谁家没有被罩啊！
　　
　　 四
　　 那时每季度都有卫生检查团来单位检查，单位就要提前一天停工停产打扫卫生。工厂打扫卫生和宿舍不一样，除了把自己的机床、工作台擦拭干净外，工作场所的清洁规整也是要眼到手到，收拾利落的。最让现代人不理解的就是拔草，只要看到厂里的犄角旮旯不起眼的地方有野草的存在，卫生就不合格。那时的草就像是阶级敌人，在哪里都无法生存。农民除草，工人拔草，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都容不下草的身影，直到改革开放了，才发现城市乡村都可以种草、种花。
　　 我拔草的时候心里特别不痛快，这绿绿的植物好歹也是一条命啊！就这样被摧残死了。但也没办法，只能又拔又铲，弄得地上光溜溜的，就算是完成了任务。谁知，在人们不注意的情况下，那些野草又不断地冒了出来，依旧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怪不得那时的政治术语就是把野草形容为资产阶级思想，要年年拔，月月拔，天天拔，时时拔，处处拔，一时疏忽大意，它就会泛滥成灾。
　　 种草的事，那时的人们压根儿就不敢想，至于种花，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不提倡。不过人们的爱美之心挡不住，在家里养几盆花还是被默许的，我家就养过仙人头、绣球花。我妈与花有缘，怎么养都好，我就不行，种些长绿叶子的草还行，可能是当年我拔草时的怜悯之心感动了草头王，它现在有意与我结盟，拉我上山逍遥自在。
　　 我们单位有一位女工，是二车间的一名油漆工，皮肤不白，但五官端正，大眼睛会讨喜地闪动，身材适中不胖不瘦，脸上总带着大方且迷人的浅笑，是健康、有精力，有活力的年轻女性。她的年龄比我大几岁，我和她没有多说过话，偶尔碰到也会微笑地打个招呼，印象很好。她在我们厂里没有绯闻，没有亮点，没有被人沦为话题，是一位很普通的女职工。有一天她调走了，去了我们厂旁边另一个小工厂。
　　 我们厂就是一个小工厂，在我的印象里，凡是在这个厂里工作的人都是没办法的人，任何一个工厂都比我们厂好，所以有人调走了，在厂里也是一件让人们议论的事，大家都在分析这个人走了什么运，能够鲤鱼跳龙门。
　　 鲤鱼跳龙门的例子是鲜活的，那天我们又要打扫卫生了，拔草、规整车间的钢材、清扫、擦拭……忙了一整天。第二天检查团来了，我突然发现，从我们厂调走的那位女工也赫然在其中粲然踱步，我惊喜地问道：你也来检查卫生了？她笑嘻嘻地说：是的，我们单位抽调我来了这个卫生检查团。我索性就多问几句：你去了那单位干什么工作呢？她满面春风地说：在办公室工作呢。我说，这不错啊！你挺有本事。她走近我的身边，幽幽地小声对我说：我找的男人家里有办法，给我换了一个好工作。说完，给我使了一个调皮的眼色，转身跟上检查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