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生活在习俗的力量之中，在约定俗成之间，习焉而不察。倘若是陋习，哪怕根深蒂固，改变也只是在觉醒之间。疫情的爆发，为分餐制的回归，提供了机缘。
　　 记得从小不讲究，只要好吃好喝，没多少卫生不卫生的概念。可在饮食上却有一条铁律：别人吃剩的饭菜不吃，别人用过的碗筷不用，但从没想过，一大桌人围在一起共用碗盘，进行口水级的亲密交流有何不妥。只记得上小学时看《上下五千年》，郑和下西洋来到一个南洋岛国，那里的酒俗是一大堆人同饮一大缸酒，却不由恶心起来，一直记到现在。然而比较起来，合餐制岂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我们的选择岂不是自相矛盾呢？
　　 油然而生的厌恶，来自人的天性，人们在内心深处崇尚清洁，厌恶混杂，也就是饮食文化应有之义。只是习俗的力量和美味的诱惑，掩盖了人们追求清洁的天性。
　　 长大以后，在一起吃饭成为中国人最寻常的交往方式。甫入社会，饭桌上最大的印象无非两条：一个是丰盛，家常菜再好也比不上馆子味儿；一个是浪费，除非个别好友相约不剩菜，不浪费是不可想象的事，差别只是吃得多还是倒的多罢了。记得有个老哥为了实现公益梦想多次请客，总是点上一大桌菜，生怕招待不周，每次都要打包回家吃剩菜。万物皆有生命，一桌食物的生命就是被人们享用，让曾经的生命不枉来世间一遭。既然不愿暴殄天物，何必如此呢？既不肯浪费又使劲点菜，岂非自相矛盾呢？
　　 矛盾在习俗之中，在崇尚节俭与尊重宾客的美德之中。既然我们天天离不开饮食，饮食文化的进步，就是在最细微之处牵涉最为广泛的进步。然而，也不过是向固有传统的回归。
　　 “举案齐眉”的故事留给后人的启迪，是夫妇相敬如宾的传统，却透露出一条饮食文化的重要信息——早在汉代，我们的祖先便采用分餐制，把食物放在轻盈的几案上，席地而坐，分别享用。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早在龙山文化时代，也就是开启上下五千年的五帝时代，我们的祖先便以此分餐。魏武所谓“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说的是崇尚分享，但不等于混杂无别。如果说传统，回到中国饮食文化的源头，这才是最深远的传统。
　　 直到宋代以后，合餐制才渐成主流。可以想见，诸夏固有的礼俗，难免在历史的板荡中播迁。大约人们渐渐习惯于觥筹交错的热情，或者同器而食的简便，尤其是菜品的极大丰富，使口味的需求愈发超过了肚量。于是，在宾客交接、送往迎来之间，人们对于津液混合、剩饭剩菜，也就顾不上讲究。不同的是，西方饮食文化恰恰是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从法国宫廷开始变得讲究起来：从饮食卫生出发，爱好聚会的王公贵族们推行分餐，引领了社会的潮流，迄今成为西餐的传统。
　　 可见，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分餐制只是让我们向饮食文化的本义回归：我们需要清洁的食物，不需要津液的混合物，何况传染病已然成为人类最大的公敌；吃饭不过是量腹而受，自己盘中的食物自己负责，实在吃不了也好打包回家。合久必分，分合适度。至于公筷公勺或者适合分餐的餐具，不过是器物层面的演进，只要讲求，殊非难事。
　　 清洁与节俭，在饮食文化的进步中，回归饮食文化之本，便是饮食文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