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借了手表去相亲(散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二十多了,父母很想给我找个对象。可我家穷,就算有姑娘看中我,却看不上我家。因此,我的婚姻高不成低不就,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1973年初夏,沉不住气的母亲不顾我的反对,硬拉我去经济条件比崇明还差的江苏海门去相亲。
于是,我穿着借来的节约领,全毛长裤,皮鞋,还借了族兄德亮哥的手表,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跟在介绍人后面,往海门赶路。
时值五月,田野里大片大片的麦子正在渐渐转黄,估计要不了半个月该收割了;一条条排水沟里,长满了芦苇,大概有一人多高了;远近不时传来怯生生的鸟啼,像极了我有点不着边际的凄惶。只有公路两旁的槐树上,挂满了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在艳阳下显得分外娇艳,醒目,似乎在为我呐喊、助威。
我穿戴着借来的衣裤皮鞋骑车,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反而觉得浑身不舒服。尤其是手上戴的那块手表,硌得我左手腕生疼。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戴手表,那新鲜,刺激,紧张的感觉轮番上阵,让我不得安神。
那时,村里有哪个男青年出门相亲,少不得要借德亮哥的手表,以壮底气,好增加成功率。当然,相好亲,所有借来的衣裤,包括手表,都必须立即归还原主,并表示感谢。这种做法,在当代人看来,似乎是相亲过程中对女方的蓄意欺骗行为。然而,这种爱虚荣,装门面的浮夸风气,大概不仅仅发生在崇明岛上。
那时的砂石路,因缺乏保养,路面坑坑洼洼,骑车在公路上,好像乒乓球远动员在打乒乓,全身不仅剧烈弹跳颠簸,而且左摇右晃。于是我时不时地瞟一眼左手腕上的手表,老是怀疑皮质表带断了,或者担心表带没扣好而弄丢了。
那时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得120元钱呢。就算德亮哥的表已经戴了好几年,按半价赔也得60元。可我全家几个全劳力在生产队里干一年的收入,也就一百元左右。这60元对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因此,我对德亮哥的手表,看得比我的眼珠子还重要。
终于到了介绍人家里,还没等我母子俩缓过劲来,问询赶来相亲的姑娘就陆续上门了。我赶紧按照母亲和介绍人的叮嘱,抖擞精神,以合乎礼仪的言行迎接一拨又一拨的姑娘和陪护的亲人。尽管我对百里相亲的荒唐事颇有疑虑,甚至不抱有任何希望,但我还是对来访者装模作样,颔首微笑,邀请她们落座。
出于我对手表的担心,我时不时地抬起左手腕看一眼,看它是不是还在走。看到秒针迈着小碎步,在表面上急促地走着,并发出清晰的“嚓嚓”声,我的心就平静下来。表很好,无须担心。
我那抬腕看表的动作,在今天看来,肯定被人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话。一块国产的上海表,又不是卡地亚,欧米茄,依波、百达翡丽、浪琴等名表,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可在半世纪前,一块上海牌手表,象征着中国制表技术的最高峰,更代表了戴表者的资产、自信,给相亲对方造成先声夺人的声势。我不经意间抬腕看表的动作,被来访的姑娘全扫进眼里。她们和陪同来的亲人彼此交换着眼色,露出颇为赞许的眼神。
那时,一个身材标准、面容端正的青年,穿一身时尚、体面的衣服,再戴一只手表,确实能引起一些姑娘的关注。然而,这次隔省相亲,由于时间太过仓促,人生地不熟的,互相缺乏必需的了解,人家怀疑我串通了介绍人搞异地骗婚。最终我还是深入宝山,却空手而归。
第二天清早,我骑车带着母亲回家。当我紧赶慢赶地骑到青龙港码头,抬起手表看了下,才八点半。我自信地走到售票窗口,对售票室内的售票员说要买两张九点的船票。可售票员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九点钟的船刚开走,你干吗不早点过来呢。你还是等中午那班吧。”我立即将左手伸进售票窗口,气急败坏地对售票员咆哮道:“看看我的表,这不才八点半吗,定好九点的航班,怎么会提前起航呢?把你们的站长叫来!我要他给我解释清楚。”
那个男售票员,先抬手将一丝不乱的头发轻轻地往后抚摸了几下,这才咪着眼睛看了看我戴的手表,旋即朝椅子上一靠,撇着嘴,再瞥了我一眼,毫不客气地嘲讽我:“兄弟,你这手表是借的,不会用,对吧?你看你那表都停啦,还跟我们较劲。”随即抬起右手往身后的墙上虚指了一下,“好好看那架挂钟,几点了?”
我顺着他的手势,一眼看到那架挂钟上的时间,我的天,都快九点半了。顿时臊得满脸通红,触电似地缩回左手。仔细看手表,秒针一动不动,确实停了。我心里暗暗叫苦,以为来回骑行两百多里坑坑洼洼的砂石公路,把手表颠坏了。
回家后,我不好意思地对德亮哥说,我把手表弄坏了,愿意赔偿手表修理费。可德亮哥接过手表,凑到耳朵边,轻轻地摇了摇。问我:“早上给手表上过发条没?”
我狼狈极了:“什么?手表要上发条?咋上呀?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