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的故乡舟浦，有一棵树。
　　 那是一棵好大好大的树，苍翠如盖，绿荫匝地。那是一棵很神奇的树，它不是人眼所能及的，而是长在舟浦人的心灵深处。它是一个人物的化身。那人，叫支书公。
　　 支书公的本名叫汪耀宗，他生于民国，成长于新社会。在舟浦，他至今仍然保持着多项常人难以逾越的记录。
　　 新旧社会两重天。
　　 从个子最矮到官衔最高，从吃百家饭到管百家事，从人微言轻到一言九鼎，从招人嫌到惹人喜，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新社会。我是六三年生人。我呱呱坠世时，他就已经当了十年的村支记了。新世纪过去三年，村支部换届，他漏着口风郑重宣布：本人因耳目失灵，口齿不清，决定交班。说完，人就当场昏厥过去。一个月后，他从医院回到村里，遇村人皆若路人，形同陌路，失忆了。惟一事不曾忘记，他每日捧着“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且声若洪钟，时有经典之语犹如金属相击，从那间两层的砖木房中破窗而出，在风中号角般地回荡。
　　 支书公是人们在他身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绰号。这也难怪，一个当了长达半个世纪村党支部书记的人，就是一个丑小子也熬成公了。除此，他还拥有许多绰号。最早，大家叫他“百家娒”。他是四面屋人，嘴巴未脱奶，做长工佣人的父母嫌活在世间大苦，便双双到森罗殿找阎罗王算账去了。舟浦人慈悲，遂今天张三家明朝李四家地轮着养。小脚丫能独立穿街窜户了，就提个红三方米装儿，端只破了唇的大粗碗，跟着村里的老叫花子耀定公东山上西山落地要饭吃。虽然还是吃百家饭，但大家把他的绰号改了，叫他“讨饭娒”。
　　 长期的后天失调和营养不良，他是只增年纪不长个。村里与他同龄的孩子都长成头顶梁的青皮后生了，他跳起来仍够不着吊在饭桌上空的竹饭篮，身高永远地停留在一米四五的海拔高度上。村人遂呼他“糢糍台”。糢糍台是舟浦人用来祭祖或道士先生做道场用的供品，由晚米粉炊熟手工搓成，饼干般大小，略厚点儿。他的身材有许多雅号可套用，也有人在背地里称他“三寸丁”和“武大郎”的。
　　 他吃了多年的四方饭，走过一庄又一庄，见识透了人间风雨和人情冷热，嘴皮子就练得超人一筹。解放后，公社的林书记到舟浦搞忆苦思甜，请大家上台诉苦。满堂人不敢，一味的低头沉思，惹得林书记有点扫兴。他见状，心想诉苦谁不会呀，遂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上台连哭带泣地痛诉了自己在旧社会所受的千般苦。三九寒冬，他穿着一件百褶裙般的破棉袄，簌簌发抖地站在老祠堂的戏台上，先唱《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唱完亦是泪水横流。悲惨的歌声伴着凄厉的北风呜呜咽咽，几乎令摆在祠堂横梁上的空棺木爬出活鬼来。接着，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开始诉苦。末了，他摘下那顶千疮百孔的狗皮帽抹掉泪珠，又放声大唱《东方红》，把林书记听得热泪盈眶感动不已。于是，他又得了两个绰号——“烂哭猫”和“苦瓜种”。
　　 诉罢苦，他便苦尽甘来。林书记亲自培养他入了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村支书。
　　
　　 二
　　 舟浦是个人丁逾千的古村落，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庄内藏龙卧虎，能人辈出。单单是被人们誉为“头”的人物就有六个，什么“老狸头”、“老威头”、“老镜头”等等，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
　　 支书公是个孤儿，势单力薄，加之五短身材，其貌不扬，林书记怕他镇不住。支书公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你放心，我就牢记一条，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为人民服务，群众自有公论。林书记一听，心就放了下来，道，很好，我没看错人，你放开手脚干，我当你的坚强后盾。
　　 支书公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那时候，村里在祠堂办起了食堂，大家闹哄哄地吃起了大锅饭。一晚，祠堂边的鸡簺里，突然响起了半夜鸡叫。他披衣前去一看，发现少了一只很会踏卵的公鸡。第二天，有人前来向他举报，说那偷鸡之人就是“秧地鸭”。他立马喝道，别胡说，昨夜我看清楚了，鸡是被猫狸拖走的。私下，他却领着几个民兵在祠堂边连续潜伏了几夜。终于，偷鸡者在第三个晚上被逮了个现形。秧地鸭是舟浦的头号浪荡子，根本就不把支书公放在眼里，还叫嚣道，我要钱没钱，要劳动没劳力，要命有一条，爱咋处理就咋处理。大队一班人开会研究处理办法，个个束手无策，说算了算了。支书公说，他敢偷社会主义的鸡，岂可轻易放过，这样吧，罚他站在供销社门口的柴油桶上示众半日，倒他祖宗八代的霉，看他今后还敢不敢在村里偷鸡摸狗。
　　 于是，次日一早，秧地鸭就被民兵押上了柴油桶，鼻孔还被塞进了两根鸡毛，模样甚是滑稽。临中午，支书公到供销社瞧了一眼。秧地鸭看到他，便朝他破口大骂。他不生气，对看守的民兵说，下午再让他站半天。秧地鸭立即就蔫了下去，说自己错了。支书公说，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软骨头，晚上再罚站半夜。
　　 支书公一战成名，就连舟浦的族长老狸头都说，千万别小看这个糢糍台，他是梁山好汉矮脚虎王英转世投胎呵。支书公虽然对秧地鸭显得十分强硬，但对众乡亲却是非常的友善和热心。他当上大书记了，仍然不直呼村人的名字，仍然像当年当做讨饭娒那样逢人便低头哈腰，叔呀婶呀嫂呀弟呀侄的叫个亲热。但凡村人求他办事，绝不推口。他说，我是百家娒，是吃着舟浦的百家饭长大的，全村的叔伯乡亲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得记恩。
　　 这话让乡亲们听了，便感到贴心温暖。因此，日子一久，大家都愿意对他掏心窝，家中遇到红白喜事，皆请他当总管。他总是会为主人着想，精打细算，该花则花，该省则省，坦坦荡荡，堂堂正正，令人叹服。
　　 那一年，一股大炼钢铁的热情骤然掀起。他自然不甘落后，率先在村里筑起了高炉，把村庄四周青山上的大树砍倒，化为熊熊的炉火。每晚，舟浦的上空火光一片，把村庄映照得如同白昼，让白天的太阳都感到无地自容。但是，公社的驻队干部老胡仍然不满意，他非得令村里把松树冈上的那一冈古松炼了不可。支书公不信鬼也不信佛，就偏偏相信风水，顶住不干。老胡说，为什么？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特殊情况要特殊解决。老胡说，那些松树有啥特殊的？他说，那是舟浦的风景柴，要保护。老胡说，你是想说风水柴吧，你身为支书，怎么会讲迷信？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我不是讲迷信，而是要给舟浦保全一处好风景。
　　 就这样，松树冈上数百株合抱的古松，才幸免了灭顶之灾。此事发生后，他的形象在村民的心中又高大了许多。从此，村里的老老小小，遇到他都不按辈份称呼，全叫他支书公。也有个别好事者，戏称他为“松树冈上一矮松”，不过，这纯粹是说笑而已。
　　
　　 三
　　 舟浦有个习俗，但凡有人娶亲结婚，都要在新婚之夜举行结婚典礼。
　　 婚礼的仪式感十足。现场选择在像间，一溜子摆五六张方桌，桌面上盖花被单，摆八九盆水果、花生、红枣、瓜子、烟糖之类物品。新郎新娘坐于上首中央，男女宾相分坐两旁。婚礼的议程简单而热烈。口齿伶俐的大队会计老镜头一般都充当司仪，先由婚礼主席讲话（应该是证婚人的角色），依次便是新郎新娘、男女宾相讲话，最后，便进入新郎方与新娘方的送婚队展开拉歌大赛。凡上场歌唱者，每唱一首歌，大人奖励香烟一支，小孩奖励糖果一粒。婚礼结束时，会把桌面上的物品全部分光。
　　 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参加婚礼的拉歌比赛，一夜下来，往往能分到五六粒糖儿，诱惑力很强。每次，当婚礼主席的都是支书公，就像村规所规定了一样，无人敢与他竞争。往往，老镜头亮起嗓子高喊，首先，有请婚礼主席讲话！新郎和新娘就主动将各自的椅子往两边挪出一个空间，相帮人拿来一张四方凳往里一塞，支书公就笑呵呵地爬到凳子上，他站定，先向贴在像间板壁上的毛主席画像连躹三躬，然后正言开讲。
　　 他的讲话中气十足，但几乎千篇一律，没有新意，就像我们背书一样。他说：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今夜王五和马六两位同志结为革命伴侣，我感到很高兴。希望你们要团结友爱，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他说完，又向毛主席画像躹躬，然后接过新郎递过来的香烟，由新娘点燃，叼在嘴角，“嗖”地跳下凳子，站在一旁观赏拉歌大战。
　　 他为全村的数百后生证过婚，但自己一直却单着，也从来没跟哪个女人闹过绯闻。有人笑他是否是死牛不吃草。他呵呵道，别笑了，你不知无草可吃的黄牛，日子过得是多么的没滋味啊！直到五十岁那年，村里的“百鸟腔”给他介绍了一个外地女子。那女子四十多岁，大屁股，脸上长几斑雀花，两条眉毛高高地吊着，像两条欲站直了的蚕。百鸟腔问他可以不可以。他很干脆地说，可以！但那女子却说不可以，她相中了站在他身边的大队长老威头。老威头长得牛高马大像神话中的巨灵神般威武。
　　 那女子叫什么菊来着，后来我们都称她为阿菊婆。阿菊婆说，要嫁就嫁给那个高的，那个矮子长得像个娒娒，趴在我身上连吃奶都够不着，不行不行。
　　 百鸟腔连忙打住她的话，用下路腔跟她说，你说的是屁话，人家可是村里的一号首长，就你长一双扫帚眉的怪样，还好意思嫌人家高矮胖瘦。
　　 支书公一听，便知阿菊婆是个脑里缺根弦的货，说话不知分寸，但想想自己的条件确实不是很出众，就当是夜里到田里摘西瓜，随便抱回一个就得。
　　 当夜，两人就被送入了洞房。村里的一批好嬉者，悄悄地躲在窗外听动静。秧地鸭还与百鸟腔私下打赌，就赌支书公能否拿得下大屁股的阿菊婆，赌注是一只猪耳朵。秧地鸭像兔子般竖着耳朵贴在板壁上听音，先是闻到一阵窸窸簌簌声，接着就听到阿菊婆浪声浪气地骂支书公死鬼，最后又听到……
　　 次日，支书公精神抖擞地对百鸟腔说，有道是卵小黄大，别说是这个扫帚眉，就是换作大刀眉我照样也把她拿下。他无比感慨地说，我总算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了，争取尽快让她肚子开花，以续香火。
　　
　　 四
　　 耀宗公很喜欢孩子，他更想拥有自己的孩子。不料，几年过去，阿菊婆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村人们为他着急，有人给他送牛鞭和狗鞭，他一律予以拒绝。说，不是我的种子不壮，是那个婆娘原本就是一只闷鸡娘，任公鸡踏卵，她只会“咯咯”叫，就是不会下蛋，算了算了。
　　 那一年，村里决定搞多种经营，发展养蚕业。建蚕场需要一大笔钱，但村集体无分文收入，咋办？有人向他建议，把松树冈的古松砍掉几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他又于心不忍，那些古松可是舟浦人的风水柴呀！他犯难了，遂捧着毛主席诗词反复看，最后，他下定了决心。在会上，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要想把舟浦换成新天，必须要有牺牲。我想定了，别无他路可走，惟有委屈一下那几株古松了，如果老天爷怪罪，就责怪我吧！
　　 于是，随着松树冈上轰然倒下三株古松，崭新的蚕场便建成了。一个黄昏，阿菊婆到蚕场扛回了一捆刨花和木屑，放在柴仓里当柴火。他一看，立马就把它背回了蚕场。他对阿菊婆斥道，公私要分明，这些东西是集体的，不可乱来，你想要也可以，得过枰用钱买。
　　 支书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当了五十年的村支书，从来没有占过集体的一分便宜和任何油水。那时候的村干部，没半毛钱的报酬，却要管一村的天文地理和鸡毛蒜皮，终日东家进西家出的去解纠纷、化矛盾，每每都得捧着当事人的下巴说话，倒贴许多功夫且不说，遇到刻薄刁钻的婆娘，还得受一肚子的气，纯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他却乐此不疲。
　　 支书公两袖清风，惟有一点例外，就是百家饭照吃不误。村里有人要把肥猪宰了，主人事先都得向他报告一声，说支书公，明天我准备宰猪了，请你过来“杀猪丧”。他说，好的，我一定来。有时，也会遇到两户人家都欲宰猪，他就会说，张三呀，李四家明天也杀猪丧，你的猪放在后天宰吧。张三遂说，好的，支书公。杀猪丧通常都安排在早饭时间，主菜是猪血滚咸菜，外加一盆猪脖子肉，配白米饭。村人有时会砍一刀肉让他拎回家，但他不同意，说杀猪丧是风俗，拎肉回家性质就变了。
　　 支书公是个深藏不漏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让人们见识了侠客的风采，得了个“飞刀公”的侠号。那一年，邻村人眼红松树冈的古松，并放出狠话，要以武力来砍伐。他一边到公社报告，一边组织村民日夜守护。舟浦一时张弩拨剑，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男人们手持木棍刀铳，全副武装，日夜坚守在松树冈四周。他不扛长铳和红缨枪，在腰间插了两把扎着红绸的宰羊刀，惹得大家捧腹大笑他是一个儿童团员。他说，我露一手让你们瞧瞧，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真人不露相。说着，抬手扔出飞刀，但听“嗖嗖”两声，两只歇在树梢上叽喳不停的山叫子便应声落下。这一手犹如小李飞刀、例无虚发的神技是他当年讨饭时，为防饿狼野狗袭击而练就的。村人皆惊得呆若木鸡。当然，最后冲突和械斗没有发生，公社及时出面制止了。
　　 支书公老了以后，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了小品演员潘长江的演出，甚是兴奋。他说，那个小个子演员，不就是年轻时节的我吗？他们确实长得很像，只是潘长江的个子要比他长得高些。
　　 阿菊婆好像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就去世了。支书公患上失忆症后，又孤寡一人，生活不能自理。新任支书汪灵聪灵机一动，便把他纳入了低保。然后，由全村挨家逐户轮着派人侍候。村人们感念他的好，无一怨言。为此，他又得了一个绰号，叫“百家公”。
　　 支书公八十三岁那年，当一个崭新的春天回到舟浦大地的时候，他悄然谢世了。他走得很安然，靠在竹椅上犹如老僧圆寂一般，怀里揣着一本发黄的红宝书。
　　 他究竟有多少个绰号，没人统计过。大家最喜欢他的一个绰号是——支书公。
　　 支书公是一个小个子。
　　 然而，在舟浦人心中，他是一棵大树。他的一生，宛若大树传奇。就像松树冈上一青松，笑傲风雪，风骨卓然，经年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