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道在《送苏公知杭州》诗中说：“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意思是说，众生虽然芸芸，但在我们周围真正光彩夺目的，不过是数人而已；就算百年之间，又有几人出类拔萃？这是一首称颂苏轼的诗，然而细细想来，历朝历代，岂不都是这样？除了炎汉盛唐等寥寥几个时期英雄辈出，有些朝代，甚至连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都没有。
　　 南宋初期同样是这样，真正影响时局、左右时局的，不过是几个人而已。但由于正处于中华民族性格的转折点，所以这几个人不仅影响了南宋，还影响了以后上千年的中国，一些人的做法，被明里暗里套用。大家都知道秦桧是个坏蛋，即使在当时也没有什么异议——杭州人创造了“油炸桧”这种食品，后来改名为油条，就是要表达对秦桧的憎恨。到了明朝，当时的布政使周木，更是铸秦桧等人的铁像跪在岳飞面前。然而，从上到下的敌视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整个南宋的政策，几乎一直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摇摆，而且经常是秦桧力主的政策占据上风。于是身死道消的秦桧，在南宋仍然几次受到追封。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有部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为秦桧翻案，称赞他深明大义。如此造势的目的，就是想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妥协。
　　 今天，在网络上仍然不缺少为秦桧说情、洗白的人。在这些人的眼里，秦桧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真英雄。秦桧就算勉强能与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这几个词语扯上关系，可是一个总是跪在别人脚下，一直想当奴才的人，真英雄这三个字又从何说起？如果认怂装死就是英雄，那么遇到危险就倒地不起的臭虫，岂不是要供奉在最神圣的祭坛上？岂不是要变成民族的图腾？
　　 适当妥协和跪地磕头，两者之间还是有巨大差别的——处于弱势的时候，不是不可以采取守势，但必须要有底线。十几年前，国内一位运动员在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提到对手，他说：“就算明知道不是对手，我也要吓他一跳。”当时全国人民都会心一笑。岂不知只有这样，才会赢得对手的基本尊重。可惜的是，在南宋时期，汉人妥协得太彻底，让对手连怜悯之心都无从生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接触《宋史》，虽然里面有不少我非常喜欢的文人墨客，但想到那些奴颜婢膝的当权者，就让我不愿靠近。
　　
　　 （一）宋高宗赵构
　　 今天我们读古代历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下为“尊者讳”的包袱，可以去掉云遮雾绕的光环，把那些高高在上、天赋神权的“真龙天子”当做平常的首领来看待。
　　 从这一方面来说，卸下盛妆的宋高宗，实在没有多少过人之处。作为兵马大元帅，他几乎没打过胜仗；他获得帝位，主要是靠老祖宗的余荫和偶然的机会；作为“守成”之主，在刚刚到达江南的几年里，被金兵追赶的四处逃窜。
　　 如果仅仅是这些，远不足以诟病一个领袖，刘邦在与项羽对垒的时候，战绩同样不好；从宋太宗赵匡义开始，赵家皇帝的战绩都不好，但并不妨碍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优秀帝王。
　　 然而，赵构真的不是多么适合做领袖。
　　 纵观宋高宗的执政理念，主要就是四条，第一，怕死；第二，爱闲散；第三，不甘心；第四，不想被人左右。
　　 因为怕死，所以类似投降的字眼，宋高宗说起来一点儿都不尴尬，而且振振有词、冠冕堂皇。同样是因为怕死，所以他几乎是鼓励朝臣之间内斗，以避免产生尾大不掉的权臣。还因为怕死，特别是经过苗刘之变以后，他更防备的是身边人。于是所以很多时候，明知道该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时候却在那里和稀泥，或者是主动搅起泥浆。
　　 因为热爱闲散生活，所以对处理政务热情不高，因为没有热情，所以经常临时抱佛脚。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对国家大事做到提前预判，只能被潮流所左右，而且是推到哪里就算哪里，问题能拖一天就拖一天。表现出来就是遇事没准星，处事没定论，造成他执政前期手下的文臣武将闹哄哄，执政的宰辅不停更换，而后期为了图省事，明知道秦桧有问题，还是放权给秦桧，随便他搅乱乾坤。
　　 因为不甘心，所以不信任臣下，开始的时候，他褒奖岳飞是“精忠报国”，等到岳飞真有能力改变宋金双方的局势，他又开始变卦了；秦桧是他的助手，但第一个揭秦桧“老底”的人就是宋高宗。而且即便是后期，宋高宗也经常“点”秦桧一下。“点”秦桧，不仅仅是显示自己的存在，更主要是为秦桧树敌，鼓励更多同僚攻击他，防止他一家独大。因为宋高宗这些行为，就造成一部分人不断对皇帝充满幻想，觉得皇帝还是想有所作为，不过是受困于小人而已。却不知道正因为这种幻想造成很多事情拖来拖去、拖来拖去，最后不了了之。
　　 有人说，赵构的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经”被下边的人念歪了。我特别想问一句，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赵构的初心就是好的？
　　 宋高宗不想被人左右，有时候纯粹就是任性，有一件事情表现得特别清楚。在宋高宗禅位之后，有一天去灵隐寺冷泉亭喝茶，有个行者对他照料得很殷勤，他打量了一番行者说：“我看你的样子不像个行者。”行者哭着诉说道：“我本是一个郡守，因为得罪了监司，被诬陷降罪，罚为庶人。为了糊口，干此贱活。”赵构当即说：“我明天替你去向皇帝说明。”回宫后果真对皇帝讲了，要复这个人的官职。几天后他再去冷泉亭，见行者还在，他回宫后在宴饮时便怒容满面。孝宗小心翼翼地问赵构为何生气，赵构说：“我老了，没人听话了，那行者的事，我几天前就同你讲了，为何不办理？”孝宗回答说：“我昨日已向宰相讲起，宰相一查，说此人是贪赃枉法，免他一死已经宽大，再要复职实在不行。”赵构却不顾这些，说：“那叫我今后怎么再见人，我已经答应他向你求情了。”孝宗无奈，只得去对宰相说：“太上皇发脾气了，那人即使犯了谋杀罪，你也得给他复职。”宰相只得照办。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自称是“十全老人”，一个是五代十国的冯道，一个是满清的乾隆。之所以自称十全，是因为他们既有滔天权势、团团富贵，又活得轻松自在、如鱼得水，各方面都称心如意。
　　 而宋赵构显然一直都在向十全老人靠拢，不是去做个兢兢业业的好皇帝，而是努力向着轻松自在、如鱼得水努力。比起做皇帝来，赵构更愿意当个艺术家。
　　 赵构在《渔父词》中，充分表现了他对江湖诗酒生活、隐退天涯的向往与迷恋，更以“江汉独醒人”自居。加上临幸宫人时受到金人惊吓，失去了做男人的乐趣。还有唯一的儿子在两岁夭折。更让他对做千秋万代之类的词语兴趣缺缺。于是，不过是55岁，赵构就早早就让出了皇位（没想到接班人是个人才，除了打仗不行，其他方面都井井有条，南宋一百五十年，更大的功劳应该属于孝宗）。
　　 在中外历史上，有好多个热爱艺术的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大多数人或者无能，或者残忍，或者既无能又残忍。而高宗就属于无能的人。当然，是从宋太宗开始的重文轻武国策，造成宋人普遍缺少血性，然后浸染到皇室，也是重要原因。轻视武备，终于在宋徽宗、宋高宗父子手里结出了恶果。
　　
　　 （二）秦桧
　　 儿子十二岁，马上就要踏入青春期的门槛，开始无法无天。那天埋怨我处事不公：“我算看清楚了，男人就没有不怕老婆的，明明我们俩都有错，为什么总向着你媳妇？”
　　 我为什么偏向媳妇？我不偏向媳妇，家务事谁管？水费电费谁交？要是生出个外心来，怎么收场？
　　 宋高宗也是一样，明知道秦桧有大问题，为什么还是力挺秦桧？除了议和的主张符合皇帝的心意，主要还是秦桧在帮他打理日常事务。如果秦桧撂挑子，好些事情就得他自己处理。而像宋高宗这么“有情调”的人，岂肯纠缠于“俗务”？
　　 秦桧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却是最实际的选择。
　　 在赵构做皇帝的时候，前后有15任宰相，在这些宰相当中，有些人足以担当大任，有些人不称职，但很少有人是因为工作出现问题被撤换，更多是在内斗中倒下去的，李纲、黄潜善、汪伯彦、朱胜非等无不如此。
　　 纵观南宋，最大的问题就是内斗、内耗。
　　 大家都知道崖山跳海的陆秀夫，真正是纯良之臣。然而，第二天就背皇帝跳海的人，头一天还在内讧。这时候跟在皇帝身边的人，肯定都是忠臣，然而彼此之间依旧斗来斗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那种危亡时刻尚且如此，当初的临安会热闹成什么样子？
　　 其实从北宋开始，这种互相攻讦之风就非常严重了。宰相王珪因为曾经携带官家浴桶入东府，舒亶就因此告他有罪。后来舒亶有罪入狱，罪名就是私用官家的蜡烛。神宗想减他的罪，就说：“舒亶不至于偷蜡烛吧！”然后就有人说：“舒亶不爱官烛，王珪难道就贪图木桶?”
　　 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南宋那些副国级、正部级领导应该是胸怀天下、大气磅礴，关心的全是对社稷举足轻重或者生死攸关的事情才对。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有宋以来，整个统治集团就处于这种低俗而琐碎的攻讦之中。高宗时期的宰相也是这样，很多人是自愿离开政坛的，就因为受不了身边人的狗苟蝇营、没完没了。
　　 秦桧从金国回来，明眼人一看就有问题：拖家带口、辗转千里、从容不迫、毫发无损。然而，在范宗尹、李回的力保之下，秦桧站稳了脚跟。而站稳脚跟之后的秦桧，很快就脱颖而出。在南宋朝臣在内斗方面，他竟然是无敌的存在。特别是到了中后期，更没有一个人能经受得住他的组合拳。
　　 如果说秦桧前期还扮演过忠臣的角色，但后期纯粹是奸臣，而且几乎毫不掩饰。然而即便这样，秦桧的相位还是稳如泰山。为什么？第一，秦桧布下一张粘性极强的蜘蛛网，专等猎物上钩！第二，在这时候，宋高宗想换掉秦桧，另外找一个能镇住场子的人物并不容易。
　　
　　 今天的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那句话，“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回答一个问题更重要。”可那是针对科学研究，对于国家管理、企业管理，甚至夫妻之间，这个道理并不适用。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暴虐，可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就是管不了；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由，可是如何解决却让无数经济学家头痛。
　　 在当时的南宋也是一样，大家都在纷纷上奏章指出问题。可是下一步呢？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绍兴八年十月，针对与金人议和问题，秦桧独自留下面见高宗，“臣僚畏首畏尾，多持两端，不值得和他们决断大事。若陛下决心讲和，请专与臣商议，不要让群臣干预。”皇上说：“朕只托付卿一人来办。”秦桧说：“臣也怕不妥，望陛下再考虑三天，容臣再奏。”过了三天，秦桧又留下奏事，皇上想议和的决心更坚定，秦桧仍认为不行，说：“臣怕另有不妥，想请陛下再考虑三天，容臣再奏，”皇上说：“可以。”又过了三天，秦桧又留下奏事如初，知道皇上议和的决心不可动摇，于是，拿出文字请皇上签上名字，并不许群臣干预。
　　 你看，这就是秦桧的作用。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投降派，是大汉奸，可他至少给出了一个方案，比起那些夸夸其谈、漫无边际的同僚，还是要靠谱。
　　 宋朝重文轻武，而重文轻武除了让人变得懦弱之外，还有就是做事拖泥带水、犹豫不决。秦始皇要封禅泰山，让儒生拿出个方案来，结果旷日累月没有结果，让急脾气的秦始皇暴跳如雷，直到最后演变成焚书坑儒……
　　 而宋高宗在这时候需要什么样的人？他需要的首先是建设这个国家的人（当然，岳飞是建设国家的人，却没有好下场），却不是在那里专门提意见的人。
　　 第三，秦桧是汉奸，有与金国进行良好沟通的渠道。
　　 其实秦桧有几次地位也是岌岌可危。但因为有了金国与他遥相呼应，这个人又施施然走上相位，继续把持朝政。当然，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宋高宗太懦弱，明知道这个人是个奸细，却不敢快刀斩乱麻，任由这样一个既尊重皇帝，又拿捏皇帝的人在那里作福作威。
　　 古往今来，除了南宋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大概没有第二家了吧。
　　 由秦桧操刀，由宋高宗批准，在临安大理寺的风波亭杀死岳飞，无论对整个南宋的历史走向，还是对民众的感情伤害，以及对宋金双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在南宋统治集团圈子内，震荡却没有那么大，只有李纲问了一句：“是什么罪名？”秦桧回答：“需要罪名吗？”然后就结束了。甚至不如苏轼的乌台诗案，前前后后还持续了一二十年。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许在平头百姓，在圈子外的人看来，这是了不起的大事。但对圈子内的人来说，就是派系间的利益之争。所以，尽管外面声势汹汹，朝堂之内也没有人过分怪罪秦桧。
　　 南宋这种执政文化氛围，其实比投降主义更可怕。因为在那个圈子里，是非善恶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为国为民也好，为天下社稷也好，在大家看来，几乎都成了借口，成了彼此攻讦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谁还相信正义，谁还相信崇高？
　　 翻开中国的史书，你会发现历史上的坏人车载斗量，为什么单单秦桧被挑选出来，和他媳妇王氏一起，跪在岳飞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