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六日，王玉莲阿姨去世近一周年之际，在我和她的生前朋友丁姐（王玉莲阿姨认的干女儿）的牵头下，还有李大姐、王大哥、小贾，王玉莲阿姨生前朋友，到乌鲁木齐市北郊殡仪馆取出王玉莲阿姨的骨灰，将王玉莲阿姨的骨灰进行了下葬，实现了老人去世入土为安的愿望。
　　 王玉莲阿姨二零零七年去世时六十九岁，一生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多年来，王玉莲阿姨一直靠给人当保姆维持生活，心地善良，爱给年轻人牵线搭桥当“红娘”，爱给有孩子没人照看的两口子找保姆，受人尊敬，在社会上有着很不错的人缘。在我的感觉中，好象乌鲁木齐市的各个角落都有她认识的朋友，都有她曾经帮助过的人家，因为在平时，经常有人到她居住的房子去看望她，或接她到人家家里住几天。自从她住进了乌鲁木齐市老年福利院后，还不时有人提着东西，坐公共汽车，前到地处乌鲁木齐市北郊小地窝堡的老年福利院看望她。
　　 好长时间没有接到王玉莲阿姨的电话了，我有点不祥的预感。我知道，在往常，王玉莲阿姨只要身体好，或是精神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从福利院给我来个电话，电话的内容大都是她对在福利院生活的不习惯，不自由，不像未进福利院前那样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进福利院后，想要出去就得向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请假。有一次，她曾经在电话里带着哭腔给我说福利院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她入住福利院不长的生活时间里，是否真如她说的那样，我也不太相信。
　　 我这样想：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院，尤其是收养孤寡老人的福利院，绝对不会做出一些歧视或者虐待老人的事情来，王玉莲阿姨之所以说出那样的话来，有可能是她在福利院生活的时间短，年纪也大了，对福利院的生活不习惯，也有可能是福利院远离市区，距离公路较远，交通不太方便，四周又都是些农田，不像市区里那样繁华，进出自由，买东西也方便。
　　 我每次都这样开导她说：“你刚去可能有些不习惯，时间长了就会习惯的，感到寂寞了就和一起生活在那里的老朋友们说说话，饭要吃好，觉要睡好！慢慢就会习惯的！”说也奇怪，有时候给他说半天没有边际的话还真顶用，她在电话那头也会答应我：“好！好！那就再见啦！”然而，每当我放下电话，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从电话里，我可以感觉到，老太太是不愿意生活在那远离市区，交通不便的福利院的，但她不住在福利院？又有哪里适合她住呢？
　　 王玉莲阿姨一辈子无儿无女，前些年年轻，身体还硬朗，眼看年逾七旬，二零零三年，她开始靠户籍所在的社区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二零零六年五月，她因哮喘病、肺病住进了自治区第二济困医院，但没有被治疗彻底，就被医院用车送到她所居住的社区了。
　　 她的老朋友——家住农机厂家属院的刘军利的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医院担心她年纪大了，走进手术室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在王玉莲阿姨住院期间，刘军利的母亲，还有田妈不断前往医院看望她。
　　 记得出院那天，老太太也不愿意出院，打电话给我“告状”说“不想活啦！”我不问青红皂白，将电话打到自治区第二济困医院，说他们“没有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尽到一个济困医院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接电话的那位女同志一时被我给弄懵了，竟半晌无言以对，干脆将我的电话挂断。事后，我也感觉到情绪有点失控。
　　 此后时间不久，王玉莲阿姨就给我来过一次电话说，给她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碱泉西社区和乌鲁木齐市社会福利院联系好了，要将她送到社会福利院去养老，如果不去，社区就不给她发最低生活保障金了。我说人家让你去你就去呗！那里有和你同样无儿无女的老人，同吃同住同休息，生活也好有个照应，挺好的事嘛！她说不去也由不得自己，没办法！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晚上，我在单位值班，夜深人静，心里想着给王玉莲老阿姨打个电话吧！以前我按照她给我提供的三九六四七二九打过，但有可能不是恰当时间，很少有人接。
　　 我记得王玉莲阿姨曾经给我说过，她只有每天到这里来吃饭的时候才能接上此电话。但今天这个时候打让我高兴的是还是通了，一个女同志接的电话，我说：“请你把王玉莲阿姨叫一下吧。”“她搬到北楼去啦。”对方回答。“那里有没有电话？”我问的同时，也隐约地听到那女同志在电话里高声喊着同事，问北楼有没有电话。片刻，女同志在电话里给我说：“没有电话。”我感到遗憾，电话打通了，却没有和王玉莲阿姨通上话。
　　 虽然没有和王玉莲阿姨通上话，但我心里感到很欣慰，欣慰的是，王玉莲阿姨并没有像我想像的出现啥糟糕的事情，否则，接电话的女同志也不会这么说。因为我私下里知道王玉莲阿姨痪有哮喘、肺气肿、胆囊炎等疾病的。
　　 时隔三天，也就是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凌晨，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雨滴落地的滴答声将我从熟睡的梦中惊醒。天亮了，雨停了，我照常到单位去上班。中午一时二十分，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从来电显示上看像是一部“小灵通”手机，打电话是一位女同志，她的声音很急：“你是千海江吧！你认识王玉莲吧！她昨天晚上去世啦。”
　　 我惊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没有容得我说话她又接着说：“你想过来看看她吗？”我说：“我现在正在上班，只有下午下班才有时间！”那女同志又说：“你要过来现在就过来，她生前认识的有几个人都过来了，正在商量她的火化问题！”女同志说完不容我说什么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这女同志是王玉莲阿姨生前的好朋友小贾，我曾经一度误为她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王玉莲阿姨生前常称她为“贾小姐”，也经常给我们提到她。
　　 因为王玉莲阿姨生前我给过她几次小本子，让她记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每次翻她的小本子，总能很快在里面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小贾可能发现了她身边的这个小本子，才根据小本子上记的电话号码给我打的电话。
　　 我这样想：按照汉族人风俗习惯，人去世是要停尸三天才火化的呀！
　　 下午一上班，考虑到单位距离社会福利院太远，我赶紧将自己想去看看王玉莲阿姨的事情给单位领导说了一下，他很是支持，专门给我派了一辆车。
　　 接着，我又赶紧给王玉莲阿姨生前的好朋友——刘军利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说正在给别人带孩子，对王玉莲阿姨去世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她说将所带的邻居家孩子可以临时让一个开商店的代管一下，愿意和我同车前到福利院看王玉莲阿姨。于是，我就和她说好，二十分钟后在她所居住的汇轩园小区门口一起乘车。
　　 我坐驾驶员史东林驾驶的车还未到汇轩园小区门口，就在北京路至汇轩园小区的拐弯处的路边，看见了刘军利的母亲，她早已在此等候了。只见她手里提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着准备给王玉莲阿姨烧的黄色草纸和一束香。
　　 刘军利的母亲坐上车后，我们就火速向乌鲁木齐市社会福利院赶去。走到半路，天空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车到了社会福利院的门口，雨停了。门卫向我们坐的车走过来，我赶忙推门下车。门卫问我：“有什么事？”“我们是王玉莲阿姨生前的朋友，听说王玉莲阿姨去世了，我们是过来看她的。”我说。“她已经被送到火化场啦！可能已经火化了吧。”门卫说。听了门卫的话，我顿然感到全身的凉意，心里很是难受。心里想：这里的确距离市区太远，平时工作忙，家里又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却很少有时间过来看她，老天竟没有给我见她最后一面的机会！
　　 我和刘军利的母亲在车上这么推断，再赶到地处东戈壁的乌鲁木齐市北郊殡仪馆也晚了。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和刘军利的母亲赶往社会福利院的同时，王玉莲阿姨的遗体就已被乌鲁木齐市社会福利院送往北郊殡仪馆，而且送过去时间不长。通过电话，殡仪馆工作人员说：“王玉莲生前朋友名贾女士的签字，王玉莲的遗体火化了，骨灰被存放在北郊殡仪馆，后来我才知道这“贾女士”就是小贾。小贾手里拿着火化王玉莲阿姨遗体的小本子。这是事后我通过一一八一一四经和北郊殡仪馆联系才知道的。
　　 车刚从迎宾路拐上北京路，刘军利的母亲就“唉”地叹了口气说：“你看！我怎么没有想到在福利院门口将纸烧掉呢？又带回来啦。”她话里指得是手上提着个那塑料袋里装着的黄色草纸和一束香。我说：“那就找个地方烧了吧！”她说：“就到农机厂转盘处那个路口吧！”
　　 车到了农机厂转盘处路边就停下了。我和刘军利的母亲在路边找了一片满是石子、沙土，不易引燃树木草叶的地方。
　　 刘军利的母亲将黄色草纸从塑料袋掏出来，放在地上时，这才发现没有火柴。咋办？我心里满是焦急。刘军利的母亲说：“我去买盒火柴吧？”我说：“先不要去，咱们找找看！”我巡视着，刚好从喀什西路的人行道上走过来两个小伙子，边走边聊天，听口音像是两个四川人。
　　 我急忙走上前去说：“请问你们有没有火柴，我们认识的一位老阿姨去世了，我们前去送行，没有赶上，想在这里给他烧点纸！”“没有！”其中一个小伙子很干脆地回答。我顿感茫然，但当两个小伙子走近地上放着的那黄色草纸的一刹那，其中的另一个小伙子立刻像明白了什么似地停住脚步说：“我有打火机！”
　　 他将打火机递给了刘军利的母亲。这时，风开始刮了，刘军利的母亲连打了几下都没有将打火机打着，我接过来又打，打了两下都没有打着，两个小伙子的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来！我来打！”我说：“还是我来打吧！”当我第三次打打火机，打火机着了，刘军利的母亲赶紧将一张草纸对向打火机喷出的火苗点燃。
　　 我将打火机递给刘军利的母亲，她将打火机还给了四川小伙子，两个小伙子就走开了。
　　 随着风吹，草纸燃烧得很旺，竟然没有冒多少烟，草纸将那一束香也引燃，烧得连一点残渣都没有。
　　 纸和香烧完，等到火灭，我给刘军利的母亲说：“我送你回去吧！”“不用啦小千，你赶紧上班去吧！”她可能想这里距离她所居住的汇轩园小区并不远，执意要走回去。我眼看着刘军利的母亲过了马路，才上了在转盘路边停着的小车上。
　　 说也奇怪，车刚走出不到三百米远，豆大的雨滴便从天空中飘了下来，将前车窗玻璃打得叮叮当当。
　　 我给驾驶员史东林说：“幸亏烧得快，否则那纸哪能点得着。”
　　 回到单位后，我给王玉莲阿姨生前好朋友田妈打电话，她对王玉莲阿姨去世的消息也不知道。我给社会福利院打电话，一女同志说将王玉莲阿姨的遗体送殡仪馆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给乌鲁木齐北郊殡仪馆打电话询问遗体火化的情况，工作人员答复：“有自称是老人朋友的一男一女在火化单上签了字！老人就被火化了！他们将老人的骨灰也带走了！详细情况我不是太清楚，明天早上我们九点半上班，你再打电话询问一下吧！”说完，工作人员给说了两个电话号码，六六一四四四四和六六二四四四四。后来才知道，这工作人员不太了解情况，其实骨灰没有被带走，而是被存放到殡仪馆了。
　　 第二天，我给乌鲁木齐北郊殡仪馆六六二四四四四打电话询问王玉莲阿姨遗体的火化情况，工作人员让我给六六四三一五六打电话询问。一位女同志电话说：“尸体送过来就火化了，有人在火花手续上签有字，签字人：贾女士，手机号码是：一三五六五九零六八三九。”她说的贾女士就是小贾。
　　 我根据乌鲁木齐北郊殡仪馆工作人员提供的小贾的手机号，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问：“你是哪位？”我说是王玉莲阿姨生前的朋友，她惊疑地说：“你就是千海江呀！”看来王玉莲阿姨生前也向她提到过我。她接着说：“我们给田妈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我将田妈，刘军利的母亲想到乌鲁木齐北郊殡仪馆祭奠一下王玉莲阿姨的意思给她说了，殡仪馆同志说必须得有持有火化王玉莲阿姨遗体的小本子。她说：“可以，你们什么时间去，就什么时间和我联系，我将那小本子给你们！”
　　 王玉莲阿姨的突然去世，对我的打击很深，同时我也感到有很多的疑惑和不理解。我再次打电话给小贾，试图从她那里了解王玉莲阿姨在社会福利院突然去世的原因。我说难道社会福利院就没有采取一些急救措施吗？小贾说她也对此感到不理解，闻讯王玉莲阿姨去世的消息，她当即赶到社会福利院，得到的答复是抢救无效，她请求看一下王玉莲阿姨生前的病历，却没有得到允许。
　　 事后，我给王玉莲阿姨曾经给介绍过对象，名字叫刘洋的小伙子打电话，询问他知不知道王玉莲阿姨去世的消息。“咋会不知道？”刘洋说：“那天给王玉莲阿姨送葬我也参加了！”他给我谈了那天为王玉莲阿姨送葬的详细情况。
　　 原来，王玉莲阿姨去世后，福利院根据王玉莲阿姨身边的小本子拨通了好几个人的电话，最后来了四、五人，这其中就有小贾，王玉莲阿姨生前曾经给我提起过的“小贾”，还有小伙子刘洋。刘洋说，王玉莲阿姨的“送老衣”是福利院提供的，但扣除了王玉莲阿姨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火化费二百一十元也是福利院出的。火化完后，殡仪馆工作人员一算帐，需要交六百元元钱，钱不够，参加送葬的小贾、刘洋两人兑钱才补齐了殡仪馆所要交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