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刚从山沟里调到乌鲁木齐市工作，单位还没有分房，连续几年和母亲在外租房居住。时间虽然不是太长，但却让我和母亲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记得起始我和母亲租住的那两间小平房，是乌鲁木齐市平顶山上的居民自建房，每月的租金是一百二十元，不含水、电费，均另掏。没有暖气，烧炉子取暖。屋里有个小水龙头，可以接生活用水，但没有下水，水龙头下面是水桶，水满了就得提出来找地方倒掉。屋里没有厕所，好在附近路边有个旱厕。
　　 一天，我有幸碰到了我原在乌鲁木齐军分区工作时认识的居委会主任，当时的乌鲁木齐市拥军模范。经她的帮助，我和母亲就搬到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和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一大间门面房里。
　　 这间门面房背靠乌鲁木齐市葡萄园（现在这些门面房已全被拆除，已成平坦大道），月租金一百元。这些门面房租不出去的原因是地处偏僻，没有人来住，即使有，时间也不会太久。这门面房，和我们在乌鲁木齐市平顶山上租住的小平房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同样没有厕所。
　　 门面房前几米外是两排杨树，两排杨树间是一条浇树的小渠。两排杨树的西侧，便是通往五家渠和安宁渠的太原路。当时太原路和平桥路段路况实在是太差了，原因是从这里路过的都是些载重车辆和一些农用拖拉机。
　　 每当凌晨时分，那些由五家渠向乌鲁木齐市贩菜的拖拉机便开始响个不停，不知道多少次将我从梦中惊醒，因为这门面房距离公路实在是太近了。碍于和居委会主任的情面，我不好提出再搬走，因为当初是我决定要和母亲搬过来的，一百元的房租的确是便宜的，虽然地处偏僻一些。
　　 在我和母亲住的这间房北边几十米处乌鲁木齐市葡萄园的围墙下，是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刚好容纳一人的小旱厕。说是旱厕，实际上是人工挖得一个大坑，没有水冲洗。进入小旱厕，真可谓是臭气熏天。
　　 白天，一排门面房的所有租户抢着上小旱厕，因为这附近除了小旱厕外，再没有其它厕所了；个别租户不自觉，一到晚上，因为天黑，干脆就不进小旱厕了，而是在树下，围墙墙跟下，或通往小旱厕的那条窄窄的小道上大小便。有时我下班没事，看到那大、小便实在不舒服，就用铲子铲到小旱厕里去，但到第二天一早，仍会发现有人大、小便留下的“遗物”。
　　 我和母亲住的这间门面房地处这排小平房的最北端，也就是最边上的一家，距离小旱厕最近，因此受害最深。我记得，白天，尤其是下午，只要打开房门，成群的苍蝇便会嗡叫着向房里直飞，我和母亲一没事就拿着苍蝇拍子打苍蝇。
　　 旱厕有个小木门，小木门后来上了一把锁，和平桥居委员会小商店雇佣的甘肃小伙儿和我共用一把钥匙，他每天不知道要到我们住这间房子里拿多少回钥匙？但他却从没有自己配一把的想法。
　　 这小伙儿当时只有十七岁，随母亲从甘肃来到乌鲁木齐打工，因为年龄小，工作不好找，就受聘到和平桥居民委员会这个生意并不怎么好的小商店打工。据他说，每月工资才几十元钱。时间一长，他和我及母亲便很熟识。有时他上厕所，常让我母亲替他照看小商店。
　　 后来，我和母亲从这里搬走后，他给我通了几次电话，让我给他帮忙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但我最终也没有帮他找到。再后来，我和这小伙子就完全失去了联系。
　　 住在这里买菜很不方便。
　　 和平桥头路口东南侧的新疆电力学校围墙外有个商店，说是商店也卖蔬菜，这在那时是比较稀罕的。到这个商店买菜很难买到新鲜的。他们往往是今天批发来的蔬菜，今天卖不完，到明天接着卖，只要不烂，直到卖完为止。当然，他们到菜市场批发菜要跑好远，也不容易。
　　 一天，母亲给我说，每天早上都有个拉车的老汉儿从我们门前走过，到不远处的“三拖配”家属区去卖菜。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是兵团八建家属院，也叫“三拖配”家属院。这拉车的老汉儿是位年约七旬的维吾尔族老人。他拉得菜很新鲜，母亲经常买他的菜。
　　 我们生活用水，要到和平桥头的饭馆里用水桶去提，很不方便。有时，为节约用水，遇到门面房前几米外两排杨树浇树，母亲就用浇树的渠水为我洗衣服；下班时，我还看到母亲用渠水拖地、洗拖把，她无非是想让我少到饭馆里去用桶提水。两排杨树间的渠水，只有给树木浇水时才有，母亲节约用水的办法，让我想起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
　　 无奈之下，我又用五十元钱租了一辆小货车，和母亲将家搬到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山脚下西侧一位姓杜的自建房里。
　　 我清楚地记得搬家那天，我出去找车去了，母亲在家里将我的一些书籍全部用绳子一捆捆地扎好，为此将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母亲给累病了。
　　 姓杜的是个建筑包工头，陕西凤翔县人，我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武装部工作时认识的，他曾经承揽过南山矿区阿拉沟河的防洪工程。
　　 当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姓杜的包工头的家竟距离我上班的单位是如此的近。那时我想：在和平桥居委会租的房子的确是太远了，天天上下班忙坐班车，有时开会，一直开到下午下班，没有了班车，坐公共汽车还要倒一次车，且还感觉十分得远，很不方便，身心每天都感到很疲惫。搬到姓杜的自建房居住，那上下班可就方便多了。事实也就是这样，在姓杜的自建房居住，我只需要二十分钟，就可以步行到单位上班。
　　 我和母亲搬到姓杜的包工头自建小楼的一楼，一间房子里，仅有一个窗户，门是用很薄的“三合板”做的，质量很差。
　　 这一楼原先一直没有住人，我和母亲搬来是第一家。
　　 这座小楼房共有三层，地处在几家小院的狭缝里，进出要走很深的巷道。小楼房的东侧隔一个院子和一座小楼，就是鲤鱼山的西坡。
　　 小楼房盖好后可能是缺少资金，整座楼没有装修，通往二楼的楼梯是用铁架焊接成的，经常可以听到上下楼梯咚咚咚咚的响声。
　　 现在我才感觉到，我和母亲住得一楼的那间房子是那样的阴凉，好象是地下室，空气潮湿得让人心口发闷，天天都能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挥之不去。
　　 小楼有个大门，一出门就是一条拐几个弯的巷道，出了这条巷道便是一条比较宽的东西走向的水泥路。
　　 小楼房没有上、下水，没有厕所，好在鲤鱼山西坡有个大旱厕。小楼的大门外，有一个自来水水龙头，楼上楼下生活用水都到这里来提。自来水水龙头旁边放了个大空汽油桶，平时都将水放满，预防停水时用的。但即使停水，我和母亲也没有吃过这汽油桶里的水，母亲只是用它来洗洗衣服。
　　 这里没有没完没了车辆过往的喧嚣声，晚上睡觉明显安稳多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不用成天操心坐班车。
　　 夏天这里真好，因为在鲤鱼山脚下。鲤鱼山西坡并不陡，天气热得时候，我常和母亲，还有那姓杜包工头的岳母，带着她的外孙子、外孙女及两个小孙子到鲤鱼山上乘凉。鲤鱼山的北端树木茂盛繁多，空气异常清新，上面的天空也是格外得蓝。
　　 我记得刚从和平桥搬到这里不久，母亲就和姓杜包工头的岳母，年近六旬的陕西老阿姨熟识了。有事没事，她们这对老姐妹常在一起拉家常，不是母亲到楼上去，就是老阿姨到楼下来，亲热得像是一家人。她们在一起时真可谓是无话不谈，不是谈各自女婿，就是谈儿子儿媳，或是谈孙子孙女。
　　 在这里住得挺好，我和母亲为何又要搬走呢？说起来话头长了。
　　 刚搬来时，我不止一次地找过姓杜的包工头，和他谈我和母亲所住的这间房租金的事，姓杜的包工头显得很“大度”，总是说：“你和你母亲尽管住吧！以后再说！”但一段时间后，姓杜的包工头的妻子，也就是那位陕西老阿姨的女儿，总是以很多的借口向我借钱，不是说她家里的卡车没有油啦，就是车坏到吐鲁番啦。一句话需要用钱，张口就是两万元，当时我的积蓄实在不多，当然我就没有借给她。但时间相隔不长，她又让她的弟弟，也就是那位陕西老阿姨的儿子来向我借钱，这次不多，就借六百元钱，说用完就还给我！我心里想：租你们家房子，理应该付房租，你们直接说收房租不就得啦？当然，自从将给了他六百元钱，也从未见过他来还钱。没想到过了几天，老阿姨的女儿又到楼下找我来了，说借一万元修车，我没有借给她。
　　 回到单位上班，我就考虑着尽快找地方搬走。
　　 说来也巧，那天正好碰到我先前在新疆军区后勤部通信营当兵时认识的新疆《老年康乐报》摄影记者杨涛。那天他正好到新市区政府来开会，我在楼道上见到他。他当时已不在新疆《老年康乐报》工作，竟成了广州《亚太经济时报》驻新疆办事处的主任。
　　 老朋友相见，自然是无话不谈。
　　 杨涛说他也没有买房子，和妻子、儿子一直在乌鲁木齐市天津北路租房居住。他说他租住的这家房东很好。这家房子也是一座三层小楼，还有个小院子，环境也不错。为此，下午下班，我和他一同前去看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就向姓王的房东交了定金。
　　 第二天，我就联系了单位一辆给锅炉房拉煤的汽车。下午下班后，我就让这位驾驶员帮忙将家搬到了地处乌鲁木齐市天津北路姓王的房东家一楼的一间房子里，月房租金是120元。
　　 当时搬家时，我也没有到楼上向姓杜的包工头打招呼。
　　 一年后的一天，我曾在南山矿区武装部工作时的一位同事过来找我。他找到我说：“听说你在老杜他们家里住过，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我急需要找到他，他借我两千元钱一直没有还我！你能不能将我带到他家去一下？”我说：“我好久没有和他联系，可以带你去一下！”
　　 让我和同事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来到姓杜的包工头的家里时，发现早已是“人去楼空”。大门没有上锁，一楼的房门上贴着盖有“乌鲁木齐县公安局”印章的封条。在一楼的没有房门的房子里，住着一个来自陕西的打工小伙。他说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了这里，姓杜的包工头因为外面欠了不少钱，早已不在新疆回老家了。
　　 这次我和母亲搬到的天津北路姓王的房东家，是原乌鲁木齐县二工乡二队地域，准确位置是天津北路的西侧。
　　 房东姓王，租住在这个院子里租户都称他“老王”。我和母亲租住的是楼房的一楼一间。此楼一共两层，面朝南，我和母亲住的这间楼房，有一大玻璃窗，晴天里阳光非常充足，纵然当时已是晚秋，但这间房内给人感觉很是温暖。
　　 介绍我和母亲将家搬过来的原新疆《老年康乐报》的摄影记者杨涛则和妻子、儿子住在楼房对面的两间平房里。
　　 院子中央有一个自来水龙头，院子里除了住在二楼的房东老王和住在对面平房的杨涛家里有自来水外，其余的都在院子中央的自来水龙头处接水。
　　 冬天，院子中央的那个自来水龙头被冻上了，放不出水，我和院子里住的其他租房户，就到住在对面平房的杨涛家里去接。有时，住在二楼的房东老王家也没有水，他妻子也下楼到杨涛家里去接。
　　 “老王”家虽有上水，却没下水，二层小楼年久失修，身为房东的“老王”却没有维修的意思。院子里没有厕所，但好在附近不远的天津北路西侧路边有个收费的公共厕所，天津北路东侧，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建筑工地有一民工自建旱厕。
　　 院子中央本来还有一个下水道，后来堵塞了，我和母亲就将脏水提到大门外面的一个下水井处去倒。
　　 冬天，大门外面的那个下水井堵上了，我和母亲就将脏水提到天津北路西侧的树沟里去倒。当然，也有不自觉的，将脏水倒在了院子里，于是“老王”就生气了，在院子里也不知道说给谁听的：“你们还不如一个老人？老人都知道将脏水倒在树沟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天，“老王”到向我收钱，说要动员全院的租房户集资疏通下水道，我将钱交给了他，但直到我和母亲又一次从这里搬走，也没有见到他找人将院子中央的下水道疏通。
　　 在“老王”家的租房户真可谓是干什么的都有，所从事的行业各有不同。除了我和杨涛是搞文字工作的以外，其余的就是买水果的，卖酱油醋的，开理发店的，搞建筑的，大都来自四川、山东、陕西、河南。
　　 院子里住得人虽然来自不同各方，但在一起住得时间长了，邻里之间，男女老幼，大到老人，小到孩子，都很和睦，团结的像一大家子人。如果谁家有点为难事儿，都会主动出来帮忙。
　　 我和母亲在“老王”家租住的这间房子，月租金一百二十元，不含水电费，虽没有暖气，但要比租住在鲤鱼山脚下那姓杜的包工头家的那间房子宽敞得多，再就是房间的采光比较好。
　　 秋天住在这里没感觉到什么，岂料到了冬天却让人叫苦不迭。房内火墙怎么也烧不热，窗户玻璃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从窗户玻璃看不到院内的一切。有时睡到半夜，常被冻醒。母亲晚上睡觉说头凉，戴着帽子。也有时睡到半夜，被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看，不是派出所查户口的，就是二工乡队上的人收水费的。派出所查户口的样子都很凶，好象别人欠他什么似的。那收水费的也没有个收水费的标准，你让他拿出标准，他说标准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没有办法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