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相信命运。或因生活一时潦倒，或暂时工作不太舒心，很多人便会去埋怨，是自已的命不好，是时运不佳，而却很少去从自身的方面找原因。最后的结局往往是，整日里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终其一生。
　　 其实余以为，命运是可以，也需要自己去努力抗争的。
　　 记得十八岁刚进厂时，我被分在铸造车间学徒。那里环境较为艰苦，是全厂公认的脏，乱，差单位之一。每天面对高温，噪音，灰尘，年轻人没有几个能承受得了。面对这样的现实，开始我的确是很沮丧的，甚至暗暗感叹，这辈子只怕要在这里“栽”了。
　　 后来，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正当人们为派性闹得不可开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厂图书馆的管理员易师傅。那时，厂工会为了避免麻烦，厂图书馆一直无休止地闭馆。在联络上感情后，我成了当时唯一可以单独出入的读者，可以在书库里面任意找我喜欢看的书，并悄悄借回家中细细品读。
　　 说实话，那时的读书，既不系统，也无目的，大多只是猎奇而己。但老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正是这段时间的狼吞虎咽，让我对文章的一般规律有了初步的理解，也大大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知识面。后来，被借调到车间宣传组(那时各基层单位都有此临时机构，负责日常与论，报道等工作)，一应抄抄写写的事，我都能应付自如。第一次写了篇新闻通讯稿寄出后，竟很快被湘潭日报及电台釆用。这还着实让组长汤孝友既惊奇又高兴，马上向主管领导汇报了这个好消息。从此，我便和文字工作算是真正结缘了。
　　 1993年，经一位当官的文友推荐，我被正式调到厂党委宣传部任新闻专干一职，算是名正言顺的文字工作者了。
　　 这时工厂的情况很不理想，企业亏损，职工情绪低落，加之原任新闻专干的名声早已在外，我面对的压力确实不小。那时，部里不成文的规定，全年对外的新闻稿件不得低于200篇。乍一听这个目标，我还真觉得自已是否有这个能力去胜任这项新的工作。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除了随时关注各类报纸的新闻导向外，我几乎天天都往基层单位跑，想方设法了解第一手素材。
　　 记得那时下面的一个分厂正自主生产微型碾米机，虽已形成规模，但因宣传力度不够，销售还不甚理想。抓住这个典型，我反复深入调查，变着角度，先后对外发稿数十篇，最高的，甚至上了《经济日报》，从而较好地在省内外扩大了微型碾米机的影响。该分厂的宾厂长除年终给我也发了一份特别奖励外，还把外发的稿件集中在分厂门口展示，以激励广大员工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至年底，我负责的外宣稿件己突破了历史记录，达到近六百篇，因而受到上级的表扬和认可。更让我宽慰的是，在工厂发不出工资，家中又有两个儿子读大学，每月生活费就要支付八百元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我靠着那些微薄的稿费收入，终于帮我渡过了难关。
　　 二00五年退休后，我曾好长时间没有适应过来。原先一度忙惯了的我，一旦没有文章可写，没有脑筋可动，那滋味还真的难以名状，总觉得自已变成了这个世界上一个多余的人。
　　 后来，是通讯员笔友彭正辉把我拉入到一个笔友群中，清新的气息，熟悉的人和事，再次让我感受到文字对我的强烈诱惑。
　　 有了新的追求目标，我克服了手机使用生疏，眼疾越来越严重，记忆力越来越差等诸多困难，靠着信念和毅力，先后完成了数十篇，近十多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创作，并在圈内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上是我对命运抗争的一点真实感受。和那些大腕，大咖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也完全不值一提。
　　 但最让我值得欣慰的是，这辈子我通过自已的努力，干上了自己最喜欢干的工作，并充分享受了其中酸甜苦辣的全过程。当一种爱好，一种追求，甚或一种付出，既能切切实实地充实自已，又能分分秒秒地愉悦，或造福他人，这不就是大多数人所梦寐追求的完美人生吗！
　　 正因为如此，我从不相信所谓的命运之说，并坚持认为，不论你于生何地，背景如何，你的命运是可以抗争的，只要你矢志不渝的努力，你的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