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和二牛抬杠式的农耕生产方式，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几乎一成不变地延续了数千年。农耕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色调，因此也延续了数千年。近代以来，尽管工业化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但对这种色调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此后，强盗的坚船利炮虽然叩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封闭的大门，但仍未曾撼动它的根基。直到上世纪初本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和农业生产工具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逐渐由涉农专业化公司所替代，实现了从种植、灌溉、除草、收割到储藏和销售一条龙的规模化经营方式。在这一经营方式下，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离开祖祖辈辈耕作过的土地，或考入高等院校，毕业后大多留在城市里打拼，或背井离乡奔赴全国的各线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成为被称作“农民工”的产业工人或个体经营户。而他们的子孙，为了使其“不输在起跑线上”，都送到城镇入学，由他们的爷爷奶奶照管（可以预见，这些孩子长大后，大概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回乡，即使回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这样，除了为数不多的老人和被专业公司雇佣的少数本地人留守在村庄外，远离城镇的村庄变成了“空巢”，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
　　 然而，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基因”并没有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失，它根植在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中，成为这一代人心中的乡愁、精神依恋和永恒的回忆。孙志明的长篇小说《春困秋乏》，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创作完成的。
　　 小说一开篇，在城市打拼20多年的主人公方明回到他的家乡——县城郊区已经被城镇化了的村庄——与他的弟弟妹妹聚会，闲聊中与生性自私的哥哥方勇发生争执，聚会不欢而散。方明留宿在他的一个妹妹家，记忆中的村庄和他的青少年生活情景浮现在他的大脑皮层——县城近郊一个叫靠山的村庄。靠山村青山环绕，一条“野河”穿村而过，芦苇茂盛的湿地里鸟飞虫鸣，辽阔的田野上麦浪滚滚，生机勃勃……方明和他的弟妹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庄里踏上了他们平凡而又坎坷艰辛的人生之路。
　　 文无定法，水无常形。在与作者的交谈中他曾说，在一部长篇中，不一定套用哪家的“定法”，为了使作品丰满、取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在《春困秋乏》中，他实践了他的这一创作意图。
　　 首先，他大胆使用了散状结构，使贯穿全篇的“红线”若明若暗，若有若无，谋篇布局，宜开则开，宜合则合，或张或弛，自由而轻松。作品的前半部分，主要人物基本生活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之间，这是一个社会巨变的年代，是由高度集中的集体生产模式向家庭承包责任制转型的年代。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结构故事，展开情节，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活动，使主人公及其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人物行走在苦乐之间，徘徊在爱恨之中，在福与祸、成与败、得与失、生与死之间反复较量，相互转化，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人物命运的逻辑走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所谓的“散”，体现在纵的方面，作品大量使用“倒叙”、“插叙”的手法，在作者感觉适当的文本“接口”，插入方明父亲的“历史”叙事，将靠山村这一典型环境的时空向后延伸一段时间，拓展了历史的纵深尺度，表现出不同时空中靠山村村民生活的同与不同，如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饮食习惯、婚丧礼节习俗、语言表达特色、思想感情等方面，大同小异，异中见同。
　　 从文本意义和读者对故事的阅读期待方面来讲，“历史”叙事似乎与现实生活境况没有多少关联性，表现得确实有点“散”。但仔细琢磨，把这些生活场景置于农耕文明这个大的文化框架之中，就不难归结出其“统一”的特征，如对土地的高度依赖，自给自足的家庭式经营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协作方式等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自然形成了相互矛盾而又统一于一体的人物性格特征，其正的方面表现在重情重义，与邻为善，互帮互助，讲究诚信，勤劳隐忍，追求美好的生活的情怀等；负的方面则表现为思想封闭僵化、自私、愚昧、短视、小里小气。这种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一家有难，邻里乡亲互相帮助，互相慰藉，抱团取暖，共克时艰。再如，明明有病了，用“叫魂”、“燎火驱鬼”等愚昧方法“治病”，明明得了癔病，却认为是与女鬼交媾（民间称阴倒阳），最终妻离子散，白白搭上自家性命。在人际交往中，为一点小事，互相猜忌，动辄互相谩骂，甚至大打出手。
　　 纵向上如此，在横向上，完全可以独立成章的各故事之间似乎也没有密切的逻辑关系，但从“性格的统一性”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如阴倒阳的故事、朱元璋和五牛的传说、万羊接地脉的蠢举，互相之间既无关联，对情节的发展也非必要，但它给作品增添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神秘色彩，同样表现出农耕文明的某些特征，并对作者想要书写和表达的传统“乡土精神”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撑。
　　 其次，在语文表达方面，将口头语、书面语甚至文言文混合使用。一般的人物行动描写、叙述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村民的对话，皆用地域特征明显的口头语，其中好多词汇已经死亡，用在小说中，既能准确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又增加了行文的鲜活和情调。而在描写乡绅、乡村郎中、算命先生等“文化”人的行为特别是他们的对话时，用一些半文半白的语言，对塑造特定的人物性格还是有很强的表现力和独特性的。
　　 对场景的叙述和描写，特别是对一些特定建筑物和自然风光的静态描写，则多用“文学性”很强的书面语，读起来朗朗上口，所表现的对像也陡增几分美色。再次，在表现手法上，大胆突破小说创作的一般禁忌，交替使用直白、抒情、议论、心理分析、价值判断等多种“修辞”手法。在刻画人物时，作者毫不避讳作者的好恶和价值评判，直白地告诉你他的性格特征，他的行为方式，他的特长和短处；交待故事的来龙去脉时，发生在何时何地，因什么而起，如何走向，结局如何，清水下挂面，一清二白；介绍一件事物时，用白描的手法，几乎用毫无节制的文字进行描写和阐释，使他所表现或告诉读者的事物跃然纸上，没有进一步想象的余地；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有感而发时，他会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直抒胸臆，称赞其美，鞭笞其丑，淋漓尽致，一吐为快；当对某一事件，某种现象有所评价时，则用大段大段的篇幅，进行直接了当的评论和批评，不拐弯抹角，不掩饰，不矫情，使作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来感染读者，给读者以直观的价值判断；人物的心理描写也大多采用直白的手法，像一个心理分析师一样，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做静态的描写或叙述，有助于读者理解人物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作品在大量使用直白的同时，也不乏暗喻、隐喻等表现手法，如，一头驴挣脱主人的管束，倔强地闯进法院，幽默风趣之余，使人联想到某种社会现象，不禁哑然。再如，人鬼之恋（实为癔病），以人鬼之间角色的相互转换暗喻某些社会关系的转换。五牛的传说和五牛图，似乎隐喻某种社会势力和这种势力所释放的能量（或正或负，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
　　 窃认为，《春困秋乏》的价值在于，作者用原色调还原了一个典型农庄的底色。那不仅是作者生长的地方，更是他的精神家园。可以看出，他怀着对故乡的深切依恋，怀着对那些已经死去的和仍然在艰难中活着的父辈、亲人和乡亲们割舍不下的深厚情谊，用他饱蘸感情的笔墨，勾勒出一个村庄的历史画卷，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传统农民鲜活的生活场景。他笔下的村庄和村民的生活，其中有些还在传承和延续，但大部分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我们这一代人一旦逝去，我们的子孙，也许只能从文艺作品中看到田园牧歌式的村庄，但那已经是经过艺术家们艺术“加工”的失去了本色的村庄。
　　 小说的后半部分，其主体部分主要集中在主人公方明挣脱土地的束缚，一路由乡村打拼到城市的奋斗轨迹和心路历程上，他和千千万万进城的农民一样，都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通过方明的足迹，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城镇化巨变中农耕文明让位于工业文明的必然性和它的伟大意义。进城后，方明的子辈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村庄对他们这一代而言，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他们的父辈割舍不断的家乡成为他们度假的一个去处，而陈列在乡村博物馆里的农具和生活用具则成为历史的见证。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他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方明带着他的孙子去逛街，我们从他与孙子的对话中，似乎隐隐看到了些什么——由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花了数千年的时间，而从工业化到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仅仅用了上百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哪下一个时代呢？我们听一下方明孙子对着鸟儿那一声稚嫩的童音——飞，飞，飞！
　　 借此机会，就“文无定法”这个话题，与志明先生商榷。文无定法，但有章可循，贵在鲜活，重在创新。而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特别是那些经典之作，虽历经数百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时间的沉淀和检验，而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现在读来，历久弥新，常读常新。这些经典，蕴含着前辈作家的智慧以及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和“章法”，只有掌握了它的一般规律，才能进行开创性的创新，才能创造一种新的“文法”，让别人去仿效。而检验一部作品优劣的最终评判者，是千千万万的受众，希望志明的《春困秋乏》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