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
　　 初夏中午三点过，明晃晃的太阳正好趁着万里碧空灸烤大地，气温一下子升到35度。公交站，我正在急不可耐地等着。一辆长途客车突然气喘吁吁地停到我跟前。
　　 “砰砰砰——”
　　 从车上扔下来三包东西。“快点下去，我们这儿停车要遭！”在售票员的催促声中，一名中年男子从车上跳了下来——袒胸露怀、须发凌乱，卷起高低不一的裤管，汲着一双粘满泥的凉拖鞋，手上还拎着一个塑料大水瓶。显然他就是这三包东西的主人。
　　 “嘟嘟——”
　　 还没等他把行礼搬开，又冲过来一辆大巴车朝着他一阵嘶鸣。他赶忙就地拉起那三包东西惊遑地避让——一个牛仔大背包，拉链已坏，只好将链块置于袋口中间，算是镇守住了里面塞得满满的衣物；一只蛇皮口袋鼓着大肚皮，被花从没有扎紧的袋口露出来；还有一只红色的塑料水桶，铭牌显示是装防水液的，此刻装着脸盆、毛巾、晾衣架等物。
　　 等他在站台上暂时安顿下来，已是汗水涔涔。我等的公交车迟迟不来，倒给了他喘息和我打量他的时机。
　　 疫情过后，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像他这样前来打工的农民工很多，在一头的老城区租住着破旧和廉价的瓦房或平房，然后再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或电瓶车去到另一头的新区修三十层高的天价电梯房。一般是男人先来打头阵，站住脚跟以后，再把老婆接出来，这时家里的庄稼、老人、孩子也已安置妥当。进城打工是第二手。他们要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想到了几天前总理接见记者的新闻，总理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他还表扬了一个地方，因为临街新增了3.5万个摊位，促成了10万群众就业……
　　 “嘟嘟——”
　　 一声清脆的汽笛打断了我的思绪，是我要乘坐的8路汽车来了。空手一人的我拢了拢口罩捷足先登了。“有口罩吗？没口罩请下去哈！”司机提醒道。坐定看时，打工哥拎着大包细包的东西手忙脚乱地上来了，正往车里走呢，脸上却并没有戴口罩。“提东西那个大哥，有口罩吗？没口罩赶不倒公车哈！”司机再次通过喇叭提醒道。“嗯——”“有！”“有！”我分明地听到了三句断续的回话，也看到了他脸上的惊鸿一瞥。有些犹豫，有些慌乱，有些孱弱。
　　 后面的人还在鱼贯而入，他终于把另两包东西放好，抱着牛仔背包坐到了椅子上，并打开背包开始找起口罩来。东摸摸，西捏捏，显然，他对包里东西的定位并不是很清楚——这包东西，也许是他媳妇给归置的，也可能是他自己胡乱收拾的，因为像他这样的农民工只在乎庄稼和工地、收成和工钱。
　　 “喂，喂——”
　　 喇叭里又传来司机的声音，但欲言又止。我也跟着打工哥一个激灵。只见他立即改变了策略，开始一件件地翻出里面的东西放到无人的邻座上找起来。先是外衣，然后是洗发水瓶，再是手机充电器，还有刮胡刀，直到内衣、内裤……别以为见底了，到这里拿出来的也不及三分之一吧，底下的东西还多着呢——我想如果全部翻出来的话那个座位是肯定放不下的，也难怪，毕竟这是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家当啊！也许是杂七杂八的东西不便示人，也许是捣腾累了，他决定不再继续翻出来了，转而开启了先前那个东摸摸、西捏捏的模式……
　　 “下一站政务中心！”
　　 “下一站佳缘超市！”
　　 “下一站税务局！”
　　 “下一站人民医院！”
　　 “下一站梧桐树！”
　　 “下一站小河沟！”
　　 “下一站康明小学！”
　　 播报声中，我在我的站台下车了。一些往事却涌上心来。
　　 2月份，抗疫最紧张的时候，寂廖的小城突然间警笛声声，门可罗雀的佳缘超市门口，竟然人声鼎沸。“出什么事了？”深居简出的人们竟然围了起来。“原来是没戴口罩！”一会儿，从里边出来的甲君大彻大悟地说。“竟然没戴口罩！”一会儿，从里边出来的乙君怒不可遏地说。“不就是没戴口罩嘛？！”一会儿，从里边出来的丙君轻描淡写地说……
　　 3月份，抗疫稍松的时候，江城半岛小区门口警报闪闪。一男子被几名保安死死按住。“原来是没戴口罩！”人们议论纷纷。“活该，总有些人不听招呼！”“人家就是出来在门口取个快递，至于吗？”……
　　 4月份，已经复工复学了。广场站，3路公交车刚停，上来一家四口，夫妇以及女儿均戴着口罩，只是襁褓中的儿子没有戴口罩。“我儿子发烧了，急着去医院，求你让我们走吧！”“不行，不符合规定，我要遭罚款50元，请下车！”……
　　 打工哥的口罩找着了吗？司机会让他下车吗？我开始担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