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5年，我的父亲经受了一场最大的劫难。
　　 这年八月，汪锋受中央派遣潜回蓝田，在歪嘴崖组织了“蓝田游击队”，随后又迎接中原军区突围出来的李先念到霸龙庙，成立了中共蓝洛县委，组建了蓝洛支队，反复地打击了蓝田县东乡及山区国民党政权。时任国民党蓝田县县长的田云汉，穷凶极恶地组织反动势力，对蓝田县东乡五六个区进行烧杀抢掠，一时间，500多间房屋被烧，几万乡民无家可归，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年，我父亲二十七岁。
　　 冬天特别冷，西北风常常肆虐着大地，两三个月没见到一片雪花花。人们在村子里不敢待，于是，就相约下兴安（兴安：即今安康）。
　　 村里人把下兴安叫“耍扁担”。一条桑木扁担，宽三寸，长七尺，软溜溜地。去时挑一担板板盐，回来担一担兴安的木蜡，或者白河的桐油，或者汉阴的灯草、平利的火纸。一个来回三十天，几乎日夜兼程，马不停蹄。
　　 父亲当时年富力强，一个冬天在兴安往返跑了三趟。
　　 第二趟下兴安时，正是国民党政府在玉山乡疯狂抓丁拉夫的日子。从乡公所到保公所，全体动员，将每个村子的男人掳掠到东山一带，修筑防共工事。沿山十多个碉堡，容纳了玉山一带五百多乡亲。那天中午，保长沈石头戴一副墨镜，拄一根红油漆拐杖，身后跟了两个背长枪的保丁，摇摇晃晃地走进我家来，开门见山地问：“掌柜的呢？”
　　 母亲见那些背枪的人，一时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我也害怕得躲在母亲身后，不敢正眼瞧他们。当保长猛喝一声：“人呢？”母亲才清醒过来，忙说：“下兴安去了。”
　　 保长一摆头，两个保丁跟着走出了我家大门。
　　 隔了十多天，父亲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挑着一担桐油回来了。母亲把保长来家里抓人的事说了，我父亲低着头沉思了片刻，知道保长要送他去流峪口修碉堡，所以连饭也顾不上吃，急忙忙挑了桐油到许庙街上，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油行，连夜晚又去了兴安。
　　 时近年关，天气突然变得更加阴沉了。腊月二十三这天，纷纷扬扬地飘起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地上铺了厚厚一层。
　　 母亲整日眼睁睁地向门外白皑皑的大雪望去，盼我父亲快些回家过年。腊月三十，两个保丁又背着枪来到我家，喝问父亲回来了没有。母亲回答了一句“没有”，那两个保丁不相信似的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然后扭身回保公所交差去了。
　　 天黑了，各家各户开始安置香案，服侍老祖宗回家过年，街道里稀稀拉拉地响起了鞭炮声。这时，我父亲急惶惶地回来了，据说挑了一担木蜡，在许庙街上交到香裱木蜡行了。一家人自然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说是年夜饭，只不过是几个玉米面豆沙包子，外带一锅萝卜片熬豆腐）。
　　 “砰砰砰！”有人敲门。
　　 母亲见情况不妙，一使眼色，父亲忽地一下抱着柱子跃到竹楼上去了。母亲这才去开门。
　　 进来的仍是那两个保丁。一句话也不说，就贼溜溜地向四处搜索，当他们确确实实没有发现我父亲的踪影时，就怪声怪气地问：“掌柜的呢？乖乖地把人交出来，免得我们弟兄动手。”
　　 母亲颤兢兢地说：“还是没回来！我们也正盼着呢！”
　　 一个高个子的保丁把眼一瞪，从牙缝里崩出一句话：“哄谁呢？年三十了，能不回家过年？”
　　 那个低个子的摇晃着脑袋说：“老实告诉你，要不是单丁轮到你们家了，大过年，我们弟兄还不愿受这份洋罪呢！”
　　 母亲到锅上拿了两个玉米面馍递过来，说：“你们二位辛苦了，吃个热馍吧，暖暖身子。”谁知那个高个子保丁鼻子一撑，眼一瞪，抬起右腿，一脚将两个馍踢到屋中央的柱子上。另一个保丁眼睛一眨，看到正吃的饭碗，两个大碗，一个小碗，估计我父亲回来了，于是就说：“还哄人呢？三个碗吃饭，能说没回来。搜！”
　　 我家只有一间茅棚，不过四十个平米，连老鼠窟窿也搜过了，还是不见我父亲的影子，于是就想到了楼上。我家穷得连一条梯子也置不起，平时上楼都是借邻家的。他们两个望楼兴叹，无奈何，又来问我：“你说，你大（大：当地人把父亲呼大，音dá。）回来了没？小孩子要说实话……”
　　 我那时已经五岁了，什么都懂，就眨一眨眼说：“没，真没回来！”
　　 也许两个保丁冻坏了，互相望一眼，无奈地背着枪回保公所去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天刚亮，当母亲拉开门闩的一刹那，两个保丁就闯了进来。这下糟了，我父亲被他们堵在家里，从被窝里拉起来。
　　 “你给我藏！藏！”高个子保丁一撇嘴说，“害得我弟兄跑一趟又一趟……”
　　 不容分说，两个保丁拖起我父亲，直向门外冲去，雪地里留下两行光脚板划下的脚印儿……
　　 母亲慌了，连忙锁了茅屋的独扇门，拉着我向保公所走去。
　　 街巷里，北风把雪片儿搅得旋在一起，风搅雪吹到我娘儿俩的脸上，冰冷冰冷的，刺得人又麻又疼。当我娘儿俩走进保公所的时候，我父亲已被一条麻绳绑了双手，凄惨惨地吊在保公所的大梁上。我当时被吓哭了。
　　 保长戴着硬腿墨镜，坐在太师椅上，摇晃着右腿，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我母亲“扑通”地一声给保长跪下了：“保长大人，你行行好，把娃他大放了吧，我一家人全靠他过日子哩……”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保长把大腿一拍，“国事吃紧，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加强防共，县上命令我们沿东山一线修筑防御工事，乡公所又命令我们派十名劳夫去流峪口修碉堡。哪个的话我敢不听？再说，乡公所又给峒峪保（保：民国时，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保，一个乡大约由七八个保组成。保的规模相当于如今生产大队的大小。）派了十名单丁，赶正月十五日要随中央军开赴河南，你们这个甲（甲：民国时，一个保设十多个甲。每甲约十几二十户人。甲的规模相当于如今的村民小组。），正好轮到你掌柜的头上，我也没办法。”
　　 “我求求你了，放了娃他大吧，”母亲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实在走不开，没了他，我和孩子……”
　　 “你男人要是走不开，我看好办，”保长从太师椅里站起来说：“这样吧，眼目下，一个单丁折合一石二斗小麦（其实，当时的壮丁麦要多达三四十石之多），你回去准备准备，赶正月十五日前，把粮食送到保公所来，我拿你交的壮丁麦，给你买个人顶替你男人上战场……”
　　 母亲也没有考虑这一石二斗小麦有多少，又从何处来，当下糊里糊涂就答应了。保长眯着眼一笑，指一指站在身旁的两个保丁：“好吧，解下来！”
　　 父亲被两个保丁从大梁上解下来，浑身是血，死死地躺在地上，有出的气没进的气，连一声呻吟也没有。母亲赶紧到街巷找了两个邻家人，用一页门扇抬了回来。
　　 第二天下午，父亲醒过来了。头一句话就说：“疼死我了！”
　　 正在邻家人互相帮忙给父亲寻找偏方、单方熬药擦洗身子时，两名保丁又进门了：“保长说来，不要壮丁麦了，一石二斗麦子折合金圆劵六千元，你们就准备六千元送到保公所吧。”
　　 听了这句话，我父亲当即吐了一口黑血，又晕过去了。
　　 村里人，亲戚朋友，都为凑这六千元忙活起来。我父亲把一个冬天下兴安赚的钱全部拿出来，加上亲戚朋友凑的钱，于正月十五全部送到了保公所。保长和保丁这才暂时不来我家了。
　　 我父亲在炕上整整躺了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