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刚记起事起，就知道，我还有个二哥。
　　 那时的我还不会走路，整天只知道拖着两行鼻涕满地乱爬，不管看到什么都用那双脏兮兮的手抓起往嘴里塞，惹得家里那只大黄狗见了我都贴着墙角跑得远远的。
　　 父母整天在塬上那几亩贫瘠的地里没日没夜地扒拉着，根本没工夫照料我们仨，经常是下地前给我们仨个扔俩个冷馒头，回来时隔着家门口就听见我们扯着嗓子在嚎叫。
　　 母亲一共有三个孩子。大哥，二哥和我自己。我是老幺，又是个妹妹，父母自然疼爱有加。母亲下地时放心不下我，就把我放在炕上，在我腰间系根带子绑在炕角最里处，扔个扫炕扫帚让我玩，并再三叮嘱两个哥哥照顾好我。大哥贪玩，总是惦记着和他的“战友”们在村外打仗，瞄着父母的脚后跟就偷偷地不见人影了。倒是二哥时时过来看一眼我，不是将我缠在脖子上的布带松开，就是从外面抓来几只大蚂蚁放在地上让我看它们互相打架。影影绰绰的孩时记忆中，二哥的话不多，但那双眼睛却是很清澈的。
　　 在我三岁时一个夏天的傍晚，父母刚将满满的一板车麦子卸下，正同我们坐在院里树下吃饭时，远房的大伯与大娘俩人就找上了门。客套几句后，几个大人就进了房间关起了门，我们兄妹仨边端着碗往嘴里扒拉着，边竖起耳朵好奇地听着屋里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只听得里面的声音高了又低，低了又高，后来还夹杂着母亲细细的抽啜和父亲的叹气。快到半夜时，父亲和大伯们才开门走了出来，母亲与大娘双眼通红，大伯则拉着父亲的手不住地叹着气。
　　 临走时，大伯看着在院里闹腾的我们兄妹仨许久许久，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了句，都是好娃娃就出了门。
　　 后来才知道，父亲与大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大伯在上百里外邻县的山村，娶进大娘后就一直不生育，俩人去了好多医院，试了不少偏方，中药、西药也吃了很多，可到头来还是没能生下一男半女。大娘受不了村人背后的指指点点，几次寻死未果后落下心病，见着什么都往家里带，瓶瓶罐罐、枝枝蔓蔓的塞满了角角落落，经常不是整天不见人，就是在屋里求神问卜，就连碰到别人家的小孩时眼神也变得神神兮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后，绝望的大伯找到了百里之外的父亲，因为好歹他们是一个蔓上长出来的瓜，有着一样的根，有着一样的血脉，也因为父亲刚好有两个儿子和我这一个女儿。
　　 大伯对父亲说，看在都是老弟兄的脸上，过继给我一个吧。也让我当回爹，好在人前能抬得起头。母亲哭了，仨个娃都是自己肚子掉下来的肉，屎一把尿一把地养活这么大，十指连心，咬咬哪个都心疼，看着哪个都舍不得。但父亲脸色发青呼呼地抽着烟，说是反正也是过继给自家人，都是一个姓。总不能让大伯无后，不能让老哥死了没人打幡吧。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让二哥去过继。因为当时大哥已经快五岁了，差不多懂些事了，二哥正是似懂非懂的年龄，平日里乖巧可爱，说是过去后时间一长也就慢慢地跟熟了，好抓好养。
　　 父亲送走二哥那天，大哥站在院里哭着喊着，说要送走二弟，自己就哭死饿死，母亲拉着我躲在屋里不停地抹着泪。二哥揣着母亲给他煮的两个鸡蛋，懵懵懂懂地和父亲一前一后地出了门，临走时他扭过头看了看我们，那双清澈的眼睛如同午后阳光笼罩下的池塘水面般闪着光。
　　 下午，父亲是一个人回来的。打进门父亲就沉默着，绕着院子走了好多遍，然后扛着锄头到村口地里干活去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才回来。
　　 二哥被送走后，母亲病了好些日子，和父亲闹着别扭，还一直往二哥那寄东西，不停地寄，好像愧疚他什么。那段时间父亲学会了做饭，虽然经常缺盐少醋的，但至少是不会让我和大哥饿着了。
　　 慢慢地，我能跌跌撞撞地走路了，大哥也出村上学，母亲便把心思更多地倾注在我和大哥身上，加之二哥那地方山高路远，就渐渐把二哥给淡忘了。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二哥偶尔还会回来，可是，每次来时都像是亲戚，与我们反倒疏远和生分了许多。
　　 我是差不多五岁时才跟二哥有记忆的。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正在村口池塘里扑腾的大哥火急火燎地跑回家对我说，老二回来了，快出来看看吧。当大哥拉着我跑出来时，二哥已经和大娘站在院子里了。那时的二哥已经七八岁了，瘦，穿着与他不太搭的上衣和微短的裤子，头发是刚理过小平头，毛毛糙糙的并不算太整齐，后面还留着一根小辫子，黑中透红的脸上渗出点点汗水。他紧紧地偎着大娘，好奇地望着我们，眼睛已不再那么清澈，而是一阵阵的局促和不安。
　　 母亲一见二哥就跑过去抱着直哭，嘴里喊着我的老二回来了。但二哥居然往后退了一步，挨着大娘更紧了，这反倒让母亲更加伤心。母亲边抹着泪边拉过我说这是你二哥，快叫二哥，可我却望着母亲怯怯地不肯开口，因为他看起来与我们是那么的格格不入，那么地让人难以接受。
　　 那天，母亲特意杀了那只下蛋勤快的老母鸡，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我盯着饭桌吵着闹着要吃鸡腿，可母亲却将它夹起放进了二哥的碗中。我气呼呼地闹着要从二哥碗中抢过，母亲反手打了我一耳光，说不知道这是你二哥，怎么没一点家教。
　　 二哥是端着那碗有鸡腿的饭蹲在饭桌边的地上，自顾自地埋头向嘴里扒拉着，没有和我们说一句话。大娘边腆着脸边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说二哥平时话少，除了她和大伯很少与外人说话，还说是二哥在她那里净受苦了，一年到头见不着什么好吃的，是他们老两口没能让二哥过上好日子。我摸着挨打的脸，愤愤地看着二哥，感到很生气。
　　 临走时，母亲给二哥带了大哥的旧衣服，还将灶房中放鸡蛋的瓦罐都掏空了。二哥还是没有开口和我们说话，跟着大娘和来时一样静静地出了门。母亲拉着我倚在门口一直站着，直到红彤彤的太阳从房顶慢慢地沉了下去。
　　 二
　　 二哥那次的生分让母亲很难受，他不肯喊母亲娘，也肯喊父亲爹，也没有喊大哥和我两个兄妹。加之此后二哥几年都没有再回来，母亲又背着人哭了好几次，埋怨父亲不应该把自己儿子送了人，埋怨二哥怎么就变得不像自己的儿子了。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说那是老二的命。
　　 后来听人说，二哥被大伯领回家后，大娘的病一下子就好了，搂着二哥不住地叫着这就是我的儿，我有儿子了。大伯一家对二哥视若己出，把他简直当成了宝，还给他改了名叫福生。晚上睡觉时，大娘总是靠在二哥身边，摇着蒲扇哼着儿歌哄二哥入睡，担心蚊蝇叮咬经常半夜时不时起身耐心地为他掖好被角。上山干活时，大娘总是带着二哥，念叨着大伯走路脚下没轻重把孩子颠着，就自己一路背着。二哥四季的衣服，大娘都是提前就准备好了，不等穿旧新的就换上了，反倒是大伯身上一年到头来就那几件，缝了又补，补了又逢。连二伯都看不下去，说大娘对二哥比亲儿子还亲，而大娘紧紧抱着二哥说了句本来就是她的亲生儿子。
　　 大娘护爱二哥的名声在村里是妇孺皆知的。平日里二哥和同伴们玩，哪家娃要是对二哥推推搡搡或是大声几句，又或是二哥带着一点点的伤回来，大娘准会在那家门口咒骂半天，任谁对她讲道理也没用。后来同伴们都不敢同二哥一起玩了，大娘又会拎着东西到人家里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就连村里年纪最长的人都说，自从大娘有了二哥，怎么就变得这么的阴睛不定，眼里除了二哥就是村头庙里供的菩萨也排第二了。
　　 一次，大娘和二哥去给地里干活的大伯送饭，路上二哥不停地追着前面的蝴蝶跑的飞快，大娘在后气喘吁吁地让小心着点。二哥一不留神，被树枝挂住跌了一脚，正好撞在路边的石头上，疼得二哥满头大汗。后来大伯请来村里的赤脚大夫说是骨折了，要静养一段日子。大娘抱着二哥受伤的腿，眼泪串着线地往下掉，捶着胸口不停地抱怨着自己。那段时间，大娘天天夜里跪在地上，虔诚地向菩萨祷告，保佑二哥快些好起来，不要留下什么疤痕。哪怕让自己折寿，多少年都行。
　　 二哥能下地走路后，执拗的大娘用大半年时间，几乎将村外所有沿路容易硌脚的石块铲掉，就连废弃破旧的井口也被填平了，村里人都笑话大娘放着自家的活不好好干，却当起了村里不要钱的长工。而大娘却神神秘秘贴着大伯耳朵悄悄地说，以后再也不用操心二哥走路会磕着碰着了。
　　 二哥是十岁那年才去上学的。由于山村偏僻，人烟稀少，没有老师愿意到这个穷旮旯来，县上就让附近三几个村的孩子到临村一个稍大的学校就读。大娘放心不下二哥一个人出村上学，不是担心路上有外人将二哥给拐走，就是担心山里的野猫里狗把二哥抓伤，拖着不愿意让二哥去。为了二哥上学的事，大伯和大娘曾闹到村长那去评理。
　　 二哥是每个周末都回来，可大娘念叨二哥在学校吃不好，往往是在刚到周三就准备好饭菜去学校看望二哥。一次，大娘特意烙了几个饼揣在怀里给二哥送去，等到学校时却见校门紧锁，一打听才知道学校因临时有活动，给学生们放了两天假，二哥和同学们早已回去了。
　　 大娘急匆匆地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赶，她知道二哥肯定是空着肚子打算回家吃饭的。坡陡路险，大娘又走的偏僻小道，忙不择端地摔倒了好几次，连揣着的饼子也摔了出来，骨碌碌地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没入齐腿高的草中不见踪影。等找到二哥，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饼子时，大娘却自怨自艾，埋怨自己弄丢一个没能让二哥吃饱。
　　 二哥十八岁那年来过我们家一次，那时他已经辍学了。按他的成绩，本来可以考个当地县城差不多的高中，可初三那年大伯上村挖药材时不慎摔坏了腰，在医院住了大半年，出院后就一直要大娘照顾。二哥看在眼里，知道自己再要上学就只能是给这个本已不堪的家再徒添负担，便没有和他们商量停了学。来我们家找父亲是想赊些花椒幼苗回去，说是山里寻常庄稼和林果难以生长，只有花椒树，易种易活好管理，是名副其实的“铁杆庄稼”，经常有人来收购，价格不错。但他们当地的花椒品种老化，产量不高，买不上价钱。父亲说自家人还说啥两家话，想要多少就拉多少，不够的话有他，赊账的事不要再提。
　　 那时大哥已经读大学了，我也在县城高中上学。见到二哥时，觉得他越来越像个地道的庄稼汉了，个子不高，而且还黑，手指上还有泥，眼中没有了以前的清澈，更多的是与他年龄不太相称的老成和沉默。父亲在饭桌上问二哥今后有什么打算，不行的话到城里打工也能有些收入。可二哥说家里现在就他一个能担事的，大伯长年有病，大娘年纪又大，他出去了放心不下家里。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重重地拍了拍二哥的肩膀，说你现在是真正长大了。
　　 临走时，母亲背着父亲给二哥钱，掉着泪念着我苦命的老二。等出门时，二哥转过头，对着父亲和母亲磕了个头，叫了声，爹，娘。母亲扶着门一下子哭了起来。
　　 后来，母亲念叨着二哥过的不容易，就一次次寄钱寄东西去。因为除了寄这寄那，他们什么也再给不了。
　　 不久，二哥结婚了，他结婚那年还有到二十岁，因为要娶个姑娘回来照顾大伯，加之山里观念较为封建，孩子成家普遍偏早。二嫂也是个普通山里女孩子，在不远的邻村。听人说是和二哥是上学时的同学，因家里孩子多，她是老大，父亲就让没读几年便回家帮忙。当初媒人介绍二哥时，二嫂父母是太看不上的，一门心思想给二嫂找个条件好的，能帮衬帮衬他们。二哥知道后，一到农忙时分便去二嫂家帮忙干活，什么活重干什么，也不在他们家吃饭，二嫂父亲当着二哥的面冷言冷语好多次，二哥只顾埋头干活没有一句话。一年下来，二哥在他们家晒得更黑了，也变得更加壮实了。一天，二嫂的父亲看着二哥干活的背影，对着二嫂说了句，我瞧这个小伙子还行，人实在，能干，你跟着他虽然苦是苦了点，但遭不了罪，受不了气。二嫂羞涩地低着头半天没有说话。
　　 那一年，二哥的眼里除了大伯和大娘，其他的，全都是二嫂的身影。
　　 那一年，二哥的花椒树开始结果了，满树晶莹剔透玛瑙似的花椒是他送给二嫂最美也最朴实的彩礼。
　　 三
　　 二哥结婚时我和父母都去了。婚礼很简单，没有司仪，没有红毯，迎亲就一辆客货两用车，车窗上贴着大红的“囍”字，二嫂和伴娘坐前排副驾驶的位置，抬嫁妆的人和嫁妆都在车厢里。临进门时，炮仗一响，二嫂就在围观人的祝福声中被簇拥着进了门。婚房也很简陋，紧挨着大伯旁的一间房子，不大，但很整洁。家具是大伯用门口长了十余年足足有一抱多粗的泡桐树专门请邻村的手艺人打造的，红彤彤的很是喜庆。
　　 大伯那天特别高兴，提前从邻居家借来几张大桌子和厨具炊具，屋子里摆不下就放在院子里。又请来不少村里人来帮忙，买菜、洗菜、切菜、配菜、炒菜、端菜，忙忙碌碌的很是热闹。整个宴席也就那么十来桌，还分成中午和晚上，二哥在家长的引领下，依次向客人们敬酒答谢，很简单但是却很真诚、很亲切。来来往往的乡邻们互相恭贺、道喜、拉家常，其乐融融，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