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的儿时，离不开那个村庄，即便是过去了半个世纪，想起来还是有些欲说还休的感慨。
　　 7岁那年秋天，正是人民公社化和大办公共食堂的时候，一天下午，母亲领着我去了她的娘家。外婆家离我们村五公里，虽说不远，却很少去。外婆外爷见到我十分高兴，那一日，正好在外地工作的舅舅也回来了，家里人来人往，气氛热烈。晚上，昏黄的油灯照着，大人们说着些往日的家长里短，外婆和母亲坐在炕上，我躺在母亲身子后面，没有多久就呼呼呼睡着了。
　　 次日清晨，我睁开眼，看见母亲拿着布包准备离开。我揉了揉迷糊的眼晴，敢忙穿好衣服要与妈妈一同回家。外爷外婆和舅舅都劝我留下。外婆说：“让你妈先回去，过几天你爸来接你。”说着便取出一把水果糖塞给了我。
　　 母亲走了，看着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有些忐忑。就这样我在这个村庄，开始了不寻常的年少时代。
　　 母亲回家后没过多久，有人捎来了我的书包和课本，并带来了母亲的话，说是让我就在这个村念书。
　　 次日，外婆要送我去学校，我说我不想念书，外婆说娃娃都是要上学的，不念书不行。我问外婆：“你们村的老师打娃娃不打？”外婆说不打，我半信半疑，磨蹭了半天，提出了个条件，让外婆一定告诉老师，如果我写错了字，一定不能打我，外婆笑着说行。
　　 那是1958年9月，已经开学好几天了，外婆把我送到了学校。一次念错了字，老师揪着我的耳朵，生气地说：“你长的这东西是个样子货！”然后，在我头上敲了两下，从此，我去学校时开始戴起了帽子。还有一次，那天天阴，早上喝的是稀饭，快要下课了，憋的难受，这时一个同学喊了声报告，说是要去尿尿，老师说“不准”，我想我要是喊，一定也是白喊，后来实在不行了，糊里糊涂喊了声报告，也没管老师准不准，拔腿就往门外跑，但是为时已晚，刚出教室门，没能控制得住，裤子全湿了，站在门外，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从此我就不想上学了。
　　 上了个把月学，事情有了变化。生产队长派外婆去水库工地，外婆说娃上学乍办，队长说是你的外孙子，送到他们家去，协商不成，外婆就带着我去了修水库的地方。
　　 水库工地位于县城西北，那地方叫白家河，离外婆家村庄40多里地，吃过早饭，生产队的一辆铁轱辘车，装载着粮食和行囊，还有几个派去干活的社员，由外爷赶车送我们去。我坐在车上，那天天气也好，太阳暖烘烘的，我很高兴。
　　 到了白家河，我们被安排在一户人家住，生产大队领队的头儿叫范子厚，他问外婆：“王嫂，你乍来了，这是谁家的娃？”外婆说：“这是我孙子，娃还上学，我不想来，队长不行，没办法呀。”“狗日的王正均，这老婆婆能干得了活？还有个碎娃！”范子厚骂着，其他人都在笑，那时五十来岁的人显得格外老态，外婆还是个小脚。
　　 王正均是生产队长，大跃进时，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不时向生产队要人，年轻人大都派了出去，队里还有生产要搞，没办法队长就派外婆去充数字。范子厚担心外婆和我的安全，也没有给外婆安排活路，说是让外婆等机会，遇有送东西的车，就让我们回去。那段时日，外婆帮那家主人做些针线活，别无他事。
　　 过了好些时日，也没有等到能拉我们回去的便车，我和外婆只好步行上路。第一天走了二十来里，走到途经一个叫尧头的村庄。外婆的妹妹我叫老姨，老姨家就在那里，在老姨家停了两日，第四天终于回到了家。
　　 那时都说人民公社是金桥，要通过大跃进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了共产主义，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干活不计报酬，吃饭不用掏钱。
　　 虽然楼上楼下和电灯电话一时还看不到，干活不计报酬，吃饭不掏钱已经成了现实，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共产主义充满期待。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公共食堂，我们队的食堂开在车再民家，他们家搬到外婆家居住。他家的门房成了做饭的地方，上房还有两间厦子是放置米面油和蔬菜的库房，几个中年妇女是专职切菜做饭的炊事员，开饭时社员们排着队打饭，有的用竹筷敲击着碗沿，有的在说说笑笑，没有数量限制，只要肚皮撑得下，馒头和面条放开吃，年轻人组成的青年突击队晚上搞突击，干完活会有夜霄。
　　 那是我记忆中最快活的岁月，最欢乐的时刻便是吃饭的时候，那一会儿，上百号人，端着碗，揣着馍，庭院的台阶上，门外的半截巷道，一派热闹景象。青春时期的小伙姑娘，一边吃着，一边打情骂俏，有的还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惹下了一辈子都没法偿还的风月债。
　　 从白家河回来，外婆成了队里的专职磨面的，早上从饲养室牵头毛驴，套在石磨上，我们那儿叫碨子，从早到晚给大灶上碨面，每天都是浑身的面粉。
　　 我又被送到了学校，那里成了我最不想去的地方。一天下午，我逃课在巷子里，远远看见老师，敢忙走进一户人家，躲在大门后边，老师又把我从那儿揪了出来。他说：“你到哪儿跑，养驴的还不知到驴的毛病？”
　　 从1958年秋到1968年冬，我都算是南渠西的人，我的粮户关系在这个村庄。那时队里分配给社员的粮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口粮，一部分叫劳动粮。基本口粮很少，劳动粮按照工分计算，这样的结果是，娃娃多的家里总是很困难。半截小子吃死老子，口粮少又没有劳动粮，多子女就是多困难。
　　 初时年岁小，时间长了总想回自己家里去看看，一个人不敢上路，只有跟着去公社办事或者走亲戚的人去一趟。巷子里的人叫我“黑人黑户”，有个年岁大的只要看见我，就说“黑人黑户”又来了，见到他我总是躲躲闪闪。与别的小孩玩时，一旦不高兴，人家就叫我“黑人黑户”。南渠西的人在生我气时都会说：“和家庄的，滚回你们的村庄去！”从此我就失去了村庄身份认同感，直到现在。
　　 邻居看着外爷外姿面黄肌瘦，认为不该养着我，有些人当着我的面对外婆说：“你赶紧把这娃送回去！”一天午饭时，我端着碗坐在大门外边的青石门墩上吃饭，一个小伙用白多黑少的目光看着我说：“看把老汉老婆饿成啥了，你个碎怂，还不滚回去！”他还举起手做着要打我耳光的样子。我惊慌地瞪着眼，等他走了几步后，小声说：“日你妈！”他转过身子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有听清楚，要不肯定会打我的。
　　 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外爷的侄儿从甘肃酒泉回来了。外爷的哥哥16岁跟人去了甘肃，从此杳无音讯，父母临终时叮嘱他说：“一定要把你哥寻回来。”为了找到哥哥，外爷曾经步行去过兰州，始终没有探到音讯。哥哥流落在河西一带，据说先在敦煌，后来到了酒泉，临终时叮咛儿子，说是遇有灾荒没法生活时，就回合阳老家。那时候，河西走廊已经饿死了很多人。骇人听闻的边家沟事件，300多名右派活活饿死，有关数据表明，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170万人死于饥饿。
　　 外爷的侄儿叫王智信，大个子，30来岁，媳妇和孩子还在甘肃。一天吃中午饭时，他看了看我说：“二爸二娘，粮食这么紧张，把这娃送回去吧！”我刚把一块菜圪塔塞到嘴里，眼睁睜看着那个叫二舅的人，半天说不出话。我哭得很伤心，外婆安慰我，外爷不高兴地说了二舅一顿，其实他也并非恶意，只是那时太穷了。
　　 外爷小时候，家里很穷，只有几间房子，正因为日子不好过，家里才打发哥哥出外学手艺，没想到一去，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得来。快到解放时，外爷已经奋斗了两院房子，后来为供舅舅上学，卖掉了一院。我曾说：“爷爷你有先见之明，要不是卖了那院房子，咱家肯定是富农了。”因为有些田地，土改时定了个“小土地经营”成份，要是定个富农可就麻烦大了，“地富反坏右”属于“阶级敌人”一类。
　　 二舅回来后事情变得很糟糕，家里有两行厦房，外爷把一行分给了侄儿，自己留下的跟危房差不多。不久二舅卖了两间，不卖不行，妻子和小孩还在酒泉没法生活。后来家里被盗了，外爷外婆的寿衣不翼而飞，也是二舅偷的，后来他承认了，说是那边小孩病了，实在没办法才做了不该做的事。时间不长，他又把剩下的三间连同半边院子也卖了，原先的一家成了两家，这事对爷爷打击很大。
　　 还有件亊记忆犹新，是我偷了同学家地里的东西。一天上午，外婆要我闹点野菜，我常去村东的沟边和金水河谷，大人去不了的地方，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凡是猴子和山羊能到的地方，我都不在话下，常去沟壑挖野菜割烧炕柴，练就了我极强的攀爬能力，虽然小小年纪。
　　 我发现隐藏在半沟的小块坡地有些见绿，就奔了去，果然有所收获，不多时小小布袋就鼓了起来。回家的路上，一路小跑，还哼哼喞唧唱着歌。
　　 我以为没人能知到这事，放下东西出门去玩，同学的爸爸怒气冲冲朝我走来，骂了句“你个碎怂”，接着就赏了我两个耳光，这时我才明白那是他家的。要是知道同学家的，我就不会去偷，可是已经这样了，也只能让人家出气了。脸上烧乎乎，很疼很疼，眼前先是一黑，觉得嘴唇麻木，嘴里甜丝丝，伸手一摸，粘了不少血，鼻子也出血了，擦眼泪时，又把血抹在了脸上。
　　 围观的小孩跑去报了消息，外婆来了，和同学的爸爸吵了起来：“你看你把娃打成啥了，你下手就这么狠，娃娃家，你吓唬吓唬就行了。”外婆一边给我止血，一边理论，同学的爸爸见我那样子软了下来，说他一时在气头上，不该打我，给外婆赔了不是。那以后我明白了，私人的东西不能偷，生产队的可以，灾荒年月，人们都是这样。
　　 秋天粮食种类较多，有谷子，糜子，绿豆，黑豆，包谷，荞麦，棉花，还有红薯萝卜之类，人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不管干啥都要捎带点能下口的，衣兜里，有时还在鞋里多少带点颗粒。拾棉花时，生产队在妇女交完棉花后，挨个进行人身搜查，办法总比困难多，顺手牵羊的事还是堵绝不了，尤其是妇女，也不是哪儿都敢随便摸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到四年级叫初级小学，五六年级叫高级小学，初小各村都有，高小每个公社也就两所，一般设在大村庄和公社所在地。初升高分数不达标，要么来年重考，要么回家劳动，考试时全公社的集中在一起，试卷是密封的，监考老师扳着面孔，转来转去，盯得很紧，像是防贼似的，考场雅雀无声，显得严肃而神秘。
　　 南渠西小学4个同学，有两人没有被录取，入学时班上30多个。每年都有辍学和留级的，小村庄教学质量不如大村庄，大学校一个班一个教室，小学校两个年级坐在一起，叫复式班。二年级时，有个姓王的来教我们，那年他17岁，小学毕业没能升上初中，家族里有人在县委组织部，他就成了老师。那时17岁正是找对相的年龄，他人也长的俊，有个姑娘看上了他，两人耳鬓斯磨，教学的事也就受到了影响。一次我和同学去交作业，碰上两人正在咬嘴唇，觉得希奇，很神秘地用咬耳朵的方法，把这事告诉了朋友，很快大家都知到了，王老师让我俩站了3天。后来他被辞退了，正是3年级升4年级，新来的老师重新考了我们，20来个同学只有5个升了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读完小学就能算得上村里的文化人，六年级升初中之难就不用说了，我们学校毕业班90多个，只有19名考上了初中，结果免强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停课闹革命，实际上等于失学了。
　　 我的初小读了5年，想起来很可笑，头一年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考试时听写拼音，声母还能答上，3个音节的韵母，好像从来就没见过，我咬着铅笔，看着老师的脸，渴望他能念出几个我能想得起来的字母。秋天开学时，我去了原来的教室，不曾有过丁点害羞的感觉。
　　 温饱问题难以解决，能上出名堂的屈指可数，学生也就没有积极性，一些学生因交不起资费而辍学，我常因为拖欠学费放学时被留了下来。小村庄还要轮流给老师管饭，自家人可以凑合，老师的饭不能马虎，其实供给老师的饭说来简单，一碟油泼辣子，一碟盐，两碟萝卜白菜之类凉菜，主食则是馒头或面条，这在1960年代并不容易办到。外婆把菜摆在饭桌上，再让我去请老师，看着碟子里的萝卜丝，有时不由自主捏上几根偷着吃，手又不大卫生，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三年级时的一天，父亲来了，说是要我回自己的村庄上学。那天晚上，外爷不住叹气，外婆一直淌眼泪，第二天上午，外婆拄着拐棍，领着我去了我们的村庄，把二爷爷三爷爷和几个族里的人叫来。外婆说前几年娃还碎，这两年稍大一点，能帮着干点活，实在没办法，离不开了，让我还在他们身边，她淌着眼泪，求家族的人给父亲说说，二爷爷三爷爷及其他人相互看着，不知该说些什么。
　　 外婆说我很醒事，已经能帮大人干些家务了。那年春大旱，井里的水不能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用水，有时不得不去金水河取水，外爷还得挣工分，家里有一个铁桶，那时多是木桶，又笨又重，我一头担着铁桶，一头担个竹笼，笼里放几块石头，以保持两头平衡。大约两公里多，小道崎岖，尤其是回来时，有一段坡势很陡，没法歇脚，须咬着爬上去。回到家里，外婆高兴的直淌眼泪，不停的说，娃长大了，顶得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