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天特别闷热，屋内返潮，地板湿漉漉的，像刚用湿拖把拖过似的。我暗自说道：“这天又要下大雨了。”果不其然，刚吃过午饭，豆粒大的雨滴便噼里啪啦地落下了。不一会，家院里便积起了水。我木然地看着一个个水泡形成，霎时又被新落下的雨滴打碎。
　　 雨太大，没法外出，闲极无聊，我又习惯地拨通了姐姐的电话，和姐姐家长里短地聊着，聊着聊着，话题忽然岔到陈叔身上。姐说：陈叔病了,看了许多家医院都不见起色，现在神志也有些不清，卧床不起已有些日子了，能否起死回生，只能听天由命了。
　　 打完电话，仿佛有一团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在我的心头。我有些悲凉，为什么老去的生命总是伴随着这么多的无奈。
　　 我和陈叔没有血缘关系，但两家却有很深的渊源。50年代末，杭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下放运动，全城的“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是当时对地、富、反、坏、右的统称）及子女都要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陈叔和我父母积极响应市政府的号召，他们没有半点犹豫，便从人人羡慕的“天堂”来到了偏僻的乡村。陈叔和我父母分配在同一大队，两家住在前后村，相距不到一里地。
　　 陈叔中等个，胖乎乎的，肚子有些凸，头发精短，细眼厚唇，操一口带浓重杭州口音的普通话。无论喝稀，还是吃干，陈叔总是乐呵呵的，我感觉陈叔好像天生就不懂得发火似的。
　　 因为下放在同一个大队，同在异乡，举目无亲，陈叔和我的父母就如同兄弟姐妹一般亲。每次陈叔到家里来，母亲总设法烧几个好菜。我在家是老小，家人对我有些惯，陈叔每次和父亲喝酒，也总把我拉在他的身边。母亲尽管老给我使眼色，提醒我“筷下留情”。难得吃上好菜，我哪有工夫理会母亲的提醒，生怕大人跟我抢菜吃，我只顾把为数不多的好菜往自己嘴里夹。清汤寡水的日子过久了，我就会想起陈叔，陈叔若来，我就有东西打牙祭了。
　　 在所有下放户中，唯有陈叔是单身的。他到农村时，已经三十好几了。加之出身不好，长相一般，种地挑担样样不行，到农村一年多了，连个说媒的也没有。
　　 一天，陈叔竟带着新处的对象来到了我家。父母着实被他对象惊着了，陈叔的对象比陈叔小七八岁，可身高才刚到一米四，而且背驼得非常厉害，脸精瘦精瘦的，跟陈叔站在一起像是陈叔拄着的一根拐杖。
　　 陈叔到我家屁股还没把板凳焐热，我家门口便围着很多看热闹的小孩，他们像是看怪物似地打量着陈叔带来的女人，还时不时地对着她指指戳戳。在我的记忆里，这是陈叔唯一带给我的“屈辱”。那天，我没好气地把看热闹的小孩驱散了。
　　 父母对陈叔的对象也很不满意，但到家便是客，更何况是陈叔带来的，好客的父母面子上还是很热情的，母亲还把家里下蛋的母鸡给杀了。陈叔带来的女人对邻居的围观不以为然，也许她经历了太多这样让我看来万分尴尬的场景。她到我家也没有半点的拘束，乐呵呵地帮着母亲干这干那。
　　 送走了陈叔，父母好一顿长吁短叹。没过几天，陈叔又来了。母亲直截了当地对陈叔说：你那样有才，等此地人识得你了，自然有好姑娘跟你，你看看你处的啥对象，人没三拳头高，又驼背，反正已经晚了，要么再等等。陈叔眯着细眼笑道：“她心善、能干，而且还是贫农，有个贫农的妻子，家有了，心也定了。”看陈叔心意已决，母亲也不再多言了。
　　 没过多久，陈叔结婚了。结婚的第二年，陈婶便生了一个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儿子。
　　 陈婶虽长得矮小，但特别能干，陈叔那原本冷清的家，打她之后便满是“烟火”味了。陈婶性格开朗，待人热诚，处事利落，谁要欺负陈叔，她总是不依不饶。陈叔虽是黑五类，但陈婶根红苗正，而且她还有一张得理不饶人的嘴。婚后的陈叔，倒也过得顺风顺水的。
　　 陈婶长得丑，陈叔生怕自己的冷落让外人更加看不起妻子，处处都护着她。陈婶若有个头疼脑热，他总是轻声慢语伺候着，左邻右舍来借钱粮，他就说：家里事老婆做主，我说了也白说。开始邻居以为陈叔找借口，不肯借，日子长了，发现的确如此。提起陈婶，大队里人都说陈婶好福气，嫁给陈叔，算是找了个稳当的靠山。
　　 三年后，陈叔终于破璞成玉了。那年村小学一位能写会画的老师回老家探亲，不巧，县领导要来大队视察，这事十年也遇不上一回。大队部房前屋后，标语尚无着落。革委会余主任甚是着急，找到我父亲。父亲虽然也写得一笔好字，但他想到了陈叔写的更好。憨厚的父亲对余主任说，我小字写得倒还可以，一写大字，字体就散架了，别提有多难看了，王村的老陈大字写得非常好，他的字在杭州都有些小名气。革委会主任如同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匆匆地找到陈叔。陈叔开始推脱，后来听说是家父举荐的，也就应允了。
　　 陈叔要了几筒油漆、一个大涮把、一张梯子。一个人上上下下，不到半晌功夫，大队部楼上楼下一片火海，那字写得颜筋柳骨，铁画银钩，颇有大家风范。其内容更是充满革命激情，而且工整对仗。县领导看后，大为赞叹：“没想到你们大队还有这等人物，人才，绝对的人才！”
　　 陈叔一写成名，后来还当上了大队会计。那时村里人都说，老陈可利害了，能在自己头顶打算盘，而且分毫不差。这人嘴就是两张皮，说这人不行，能把人埋汰成一泡狗屎。可一旦说这人行，就越传越神，陈叔被人越传越邪乎，邪乎得让我见到他时都觉得分外陌生。
　　 不知什么时候起，陈叔当起了代课老师，先是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没过几年，竟然到公社高中当代课老师。县教委曾找过他，想把他转成正式老师，他谢绝了：我闲散惯了，受不了规矩，再说也不想误人子弟。陈叔上课只能说过得去，但他学校老师都很敬重他，原因是他在代课期间，竟然在国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在我眼里，陈叔的学问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他究竟有啥不为人知的从前？我很是好奇，可我刚开口问，父亲便不耐烦训斥道：“陈叔就是陈叔，有什么好问的？陈叔的事，以后不许再问了。”因为父母和陈叔关系好，左邻右舍也不止一次向父母打探陈叔的身世。父母怕牵连陈叔，对陈叔的过去没跟人提过一字。
　　 我小时候不喜欢走亲戚，只是在村前村后疯玩。后来，听说陈叔蚊帐里装有电灯，这电灯咋能装在蚊帐里？我很是好奇，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光着脚丫跑到陈叔家。陈婶见我来了很高兴，又是拿糕点，又是忙烧点心的。吃完点心，我提出来要进房间看看，“进去看看可以，不要乱动你叔的书稿。”陈婶笑着提醒我。
　　 陈叔的床还是结婚时添置的，红漆已将褪尽，但依旧可以看出江南木匠的精巧。婚床很有特色，三面像屏风一样围着，木质的屏风上雕镂着花花草草的，顶上也装饰很精美。掀开蚊帐，只见一盏极为普通的白炽灯挂在床顶的中间，灯旁拖着一个手捏开关，床灯被传得神乎其神，可一看，传闻中所有的神秘都灰飞烟灭了。
　　 陈叔的房间里家具很少，却收拾得异常干净。柜子顶、桌子上都堆满了书，书虽多，但放得很有条理，我知道这是陈婶的功劳。若是小人书我倒有兴趣，看着这满是砖头瓦片厚般的书，我索然无味，待了一会,我借故走了。
　　 几年后，我考上西南一所极为普通的学校，这对于见书犯困，进教室犯晕的我来说已是天大的造化了。父母也压根没想到我竟能考上学校，他们很是欣慰，一个农家子弟，考上学校，吃上公家饭，以后自然不愁没媳妇了，父母对我悬着的心终算放下了。也许作为奖励，父亲跟我提起了陈叔的从前，“现在时代好了，说什么也无妨了，你陈叔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陈叔天资聪颖，打小就爱读书，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当老师了，可惜被埋没了……”那时我没有什么阅历，对“埋没”二字没有深切地体会。只觉得如果没有那场浩劫，陈叔肯定能娶上漂亮的媳妇，也不用在农村吃苦受累了。
　　 我走的那天，陈叔来看我，父母执意留他吃饭。我把青花瓷碗斟满自家酿的米酒，大概有七两左右，捧着酒碗，我非常庄重地说：“陈叔，吃完饭我就走了，我真的非常敬重你，干了！”说完，我一饮而尽，吓得父母不敢再让我喝了。黄酒尤其是自家酿的，入口绵，但后劲大，能喝七八两，酒量也算过得去了。喝酒见性，见我如此豪爽，陈叔甚是感动，他感慨道：“外面天大，能出去走走，是件好事，静下心来，多读点书，书读多了，眼界也就开阔了。”
　　 借着酒劲，我试探地问：“叔，你读那么的书，待在村里，憋不憋屈？”
　　 “我出生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失落一些东西是很正常的，后来国家建设走一段弯路，国是家的国，家是国的家，国和家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总得有些人为这段时光埋单，我受点波折也是很自然的。我经历的事情多了，对人对事都看得开。我娶了你婶，真的很知足了，感谢她带给我平静的生活，若是没有她，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外面的风风雨雨。”
　　 我问陈叔呆在农村屈不屈，陈叔是何等聪明的人，他把我问不出口的“娶陈婶屈不屈？”的问题一并给回答了。那天，陈叔也喝了不少酒。
　　 后来，我在外地安了家，每次回家总是火急火燎的。虽然离陈叔家很近，可阴差阳错，我竟没去看过他，现在想来很是懊悔。
　　 对一个常年居住他乡的人来说，父母在时，故乡就长在脚上，有空就往家里跑。父母去世了，故乡就落在了心里，路遥心乏，回家起个意都有些难。前些日子，我和好友相约下月回江南，届时，我一定绕道去看看陈叔，不知他还能不能撑到我回去的那天。
　　 大雨滂沱，南窗的玻璃被雨水淋得一片迷蒙。我伫立窗前，看着挂满水帘的玻璃，我的心好似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迷惘，说远也不算太远的故乡，此时，仿佛和我隔着一个无垠的天空，我在天际的这边真诚地为陈叔祈福：陈叔，愿你吉人天相，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