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绰号溯源
　　 同学们在一起，喜欢相互之间起绰号，这是哪个学校都难免的。现在看来，起绰号大都并无恶意，只是本名之外的又一称谓罢了。起得好的绰号，甚至可以陪伴一个人的终身。
　　 像曾思阳这一届的两个班，有绰号可查的，大约不下几十位。什么虾子、钧长、排骨、吕泡、少爷、小姐、小美人、大脚、许老瓜、罐子、辣椒、高巴等等。
　　 曾思阳的绰号叫“小姐”，为什么男儿身偏偏起了个女孩浑名，这其中还真有些来历。
　　 那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思阳所在的十八班，当时大龄的同学较多。一次学校搞勤工俭学活动，班主任胡湘藻老师带着同学们到附近农村去背稻草，准备回来给学校盖简易房顶。
　　 去的地方现在看来不远，大约是在盛家山附近的农村，离学校最多只有三、四里路远。但那时，厂里的子弟大都很少走过远路，猛不丁到了农村，又是七弯八拐的山边、田间小路，个子小的同学就很有些吃不消。回来时，一个人还要背三、四捆稻草，曾思阳等小同学就有些气喘吁吁了，一个个全都掉在了队伍后面。 回到班里一清点人数，胡老师的脸色就十分难看。她哑着喉咙吼道:像什样子，只背几捆稻草就累成这样，一个个像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样，今后你们还怎么去干大事？希望今天落后的几位同学，回去后好好反思一下，今后再不能这样拖全班的后腿了。随后，她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其中就有曾思阳、潘长连等人的名。
　　 课后，爱开玩笑的几个大同学，就对着几个被点名的同学，不怀好意地讥笑了一番，并被指名道姓地送上了绰号。
　　 背上了“小姐”的绰号，曾思阳曾觉得十分委屈，一个男生被冠以女性称呼，这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细想了一下，他又觉得并不冤枉。毕竟自已不能走远路，不能拿重东西都还是事实。要怪，只能怪自已平时锻炼太少了。后来，曾思阳和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便有意识的加强了这方面的锻炼。如:经常步行到灵官庙、银田寺等地方去远足；到盛家山去爬山；骑自行车到湘潭、湘乡、韶山等地去购物；坚持常年打乒乓球等等。 这种有意识的锻炼，不仅起到了很好的强身效果，也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对今后的行文、上班、甚或行事做人，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自然而然，随着身体素质的提高，再喊儿时绰号的人便大大减少了。
　　 看来，一个人有难听的绰号并不可怕，难得的是你以什么姿态、什么心情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便是一种积极的心态。那些曾经的糗事，在岁月的流逝中，不照样最后烟消云散了嘛！
　　
　　
　　 二.“特殊”的锻炼
　　 人在小时候，大都有最难忘怀的几件事，特别是体力不支，筋疲力尽的劳动，更会令人终身难忘。在曾思阳的记忆深处，十二、三岁时去修铁路，就是其中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那时，工厂因日益增多的战备任务需要，计划从厂新仓库修一条连接云湖桥火车站的支线铁路。如果此线贯通，则最终可以大大减轻汽车公路运输的压力。
　　 这项利国、利民的大事，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江南子弟学校的大力支持。在工厂、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曾思阳所在的班，被分配到离厂六里路远的大樟树附近。
　　 初次离家外出，而且要自带中饭在外面就餐，同学们开始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可是，头一天的劳动下来，大多数同学便象霜打的茄子--全蔫了。
　　 当时的任务是，从马路的一则取土，然后挑到马路对面的铁路路基，总共不到三十米的距离。但初次干此重活的同学们，没挑几担土就大都吃不消了。一个个喊肩膀疼，脚打跪，喘气不匀，各种洋相出尽。有的干脆丢下扁担，借拉屎拉尿之名，躲到附近民居歇气去了。
　　 班主任老师见进度上不去，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又是叫、又是喊的，但此刻谁也懒得听她的。
　　 无奈之下，她想出了一个“绝招”，即全班人员个个实行定额制，谁只要当天挑满四十担者，谁就可以提前回家，不必在这里白白地耗时间。为此，她专门配备了一名记工员（据说此人当时患有盲肠炎），准确记录各人每天的工作量。这个“绝招”一出，该班的进度明显提高，铁路路基也眼看着一天天增高。
　　 四十担的定额虽然不高，但班里同学的身体高度、强弱、能力，本来就有差距，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实际的土方量、时间，便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有一个同学姓陈，名叫洛东的小个子，当时身高只有一米三左右，为了超额完成定额，每天他都舍了命的干，而且每次簸箕里的装土量也从不掺假。
　　 带队老师捕捉到这个信息后兴奋异常，除班前班后重点表扬外，还把他的事绩报到总指挥部予以表彰。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个头却一直很难长高。六十年代初，他家因出身问题被下放回农村。七十年代他曾回厂探望一次，那时的个头依然一米六不到。见过面的同学都感叹，莫不是当年修铁路，他被那沉重的四十担指标，硬是活生生的压矮了！
　　
　　
　　 三.北京来的插班生
　　 尤公苟是几年级到江南子弟学校插班的，曾思阳已记不太清楚。到底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反正不是初中以后。但他的两大优势，思阳却记得清清楚楚。一是他那口纯正的普通话，当时无人能匹敌，连当时学校所有的老师在内，也无人能超过他。二是他过人的乒乓球水平也高人一筹。他的球拍是两面带海绵的横拍，能发旋球，也能打削球。当时思阳他们谁都没有见识过，因此，他的到来无疑给小伙伴们一个极大的惊喜。
　　 严格的说，思阳这些乒乓球爱好者，是从小小的讲台开始练习的。每一次下课后，小球迷们便拿出各自手工做的球板（因为上面什么都没有），乒乒乓乓地在讲台上打起来。有时球板不够，连黑板刷也被利用，只要能接住球，能打上几个回合，大家便十分心满意足了。
　　 公苟的新式武器亮相后，陆续就有人买了胶皮拍，海绵拍，其各自的球技也逐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的长期坚持者，有的被选进了厂队，有的或成为各单位的主力队员，年年在工厂举行的各类球赛中一显身手。因为有共同的爱好，曾思阳有段时间和尤公苟走得很近，并还有过两次十分冒险的旅游经历。
　　 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文革期间。在两派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因躲避武斗而专程到长沙避“难”的几个同学，借上京告状之名，搞到几张去北京的军票。到京后，把带去的所谓材料匆匆一交，然后一头扎进北京工业学院倪姓同学那里，免费住进了学生宿舍。
　　 在一星期的游玩过程中，公苟的高血压症，那时就露出了端倪。那是在香山的猴子石景点，一块悬空的巨石十分诱人。因前面没有栏杆，下面又是深渊，其它同学都摸索着爬到前端，但尤公苟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过去，而且当时脸颊潮红，冷汗直冒，最后不得不独自走路下山。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当时江南厂已经停产多时。见机会难得，尤公苟、陈阳斌、曾思阳三个同学便相约着到广州一游。结果，只花了两角钱的车票到广州，花了五角钱住旅馆，每天吃最便宜的饭莱，靠双脚走路到各个景点游玩。虽然大家囊中羞涩，但其冒险的经历，在外相互间的殷切关照，却令人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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