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岁那年，母亲拽着我的手，来到村西的“民主小学”报名上学。
　　 梳着两条长辫的年轻女老师坐在教室门外的报名桌前，手里拿着一本登记册，招呼来报名的孩子家长拿着户口本领着孩子到她那里登记。
　　 因为我的生日不满七周岁，母亲说了不少好话才给我登上。之后，老师让孩子站成一排开始“考试”。她要求每个孩子数一百个数，从一数到一百，数下来的进教室，数不下来的到旁边等候“复考”。
　　 排在我前头的是两兄弟，姓曹，哥哥乳名叫“石头”，有点缺心眼，孩子们都叫他“傻石头”。他是等待“复考”的孩子。
　　 我算是顺利地通过了“考试”。那天，被录取有二十多个孩子，大都是幼儿园一起上学的小朋友，石头也被破格录取，成了我的同学。其实，考试只是一个形式，我想，大约是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上学了，就要紧张起来了。我们也的确有点紧张。
　　 漂亮的女老师就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景兰老师。那时她还不到三十岁，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只是右腿得过小儿麻痹，走路有点踮脚。我非常喜欢李老师，因为她长得很像我妈妈，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说话和声细语，面带微笑，她也喜欢我，因为我憨厚老实，不调皮不捣蛋，还能按时完成作业。
　　 我们班就李老师一个人教课，语文、算术、音乐、图画，总之，除了体育以外她都教。（学校没有操场不能上体育课）她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公派教师，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深受学生家长的信任，也受孩子们的喜欢。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学校条件极其简陋。校舍是低矮破旧的草房，书桌和板凳都是木板和土坯搭建的，没有书桌，上课时书包只能放在地上。一条板凳坐四个学生，一动直摇晃。李老师觉得这是孩子们的天堂，她就是天使，课前总是在每个孩子堆里点头微笑，好像说些“上课认真听讲”的话，我们也跟着点头。
　　 我们班一共二十七个学生，数我年纪小，班里有几个大男生总是欺负我，管我借铅笔、橡皮、格尺什么的，借完就不还。我不敢朝他们要，怕他们在半道上打我，回家也不敢说，就说不小心丢了、“炸铅”扔了。时间长了妈妈觉得不对劲，一根铅笔不到两天就用完了，一天写多少字啊？她查看我的作业本，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字，在她的一再追问下，我只得说了实话。妈妈找到学校，老师把那几个学生狠狠“教训”了一顿，从那以后他们是不敢管我“借”东西了，但还是变着法地欺负我。放学扫除，他们让我去井沿打水、倒垃圾、擦黑板、擦桌子，总之，什么活累、什么活埋汰就让我干什么。那时候我胆特别小，又没有哥兄弟撑腰，只能忍气吞声。李老师知道了，几次找那几个顽皮孩子，也不见效。有一次，居然让别的孩子背着我，李老师看着，玩了一会，李老师让我逐个握住明天的手说声“谢谢”。居然这一招很见效，我融入了他们之中，受到了格外的呵护。
　　 农村学校条件艰苦，学生课外负担也很重。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每学年往学校交两大筐粪肥，两大筐玉米茬子或玉米瓤子，十根老鼠尾巴。学校有自留地需要粪肥，玉米茬子冬天烧炉子取暖，老鼠尾巴则是作为除“四害”的依据。
　　 在农村，刨茬子、拾粪不是什么难事，小孩子都能干，也经常干，倒是交老鼠尾巴难住了不少学生，尤其是女生。为了完成任务，我们绞尽脑汁想尽一起办法捉老鼠。在仓房门口下鼠夹子、鼠笼子；在柴草垛旁边下“对坯”、“翻板”、“地缸”；去田野里挖老鼠洞。记得有一次我们三四个同学去刚刚收割完的黄豆地里挖鼠洞，找了半天才在黄豆地旁边的蒿草丛中里找到一个“大眼贼”（黄鼠洞），我们把老鼠洞下面的出口用蒿草堵死，然后往洞里灌水，大约灌了十多桶，水不往下渗了再把进洞口也堵死，过一会儿估摸老鼠已经被淹死了，再把洞挖开。那次，收获真是不小，捉到大小老鼠二十多只，抠出十几斤黄豆。
　　 我们班长叫金英，是一个黑瘦高挑、扎着两条小辫的“大姑娘”，长得不算太漂亮，可很会打扮，经常穿一身毛蓝色的裤子，茄花色格上衣，卷着刘海儿，很时髦。她家住在我们邻村，她爸爸在种猪场工作，是个领导，家庭条件比较好。她经常带一些瓜子、爆米花、水果糖等一些小食品给我们吃，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她比我们大好几岁，成熟懂事儿，老师选她当班长。由于她家离学校远，交肥、交柴不方便，她就小恩小惠“收买”我们，让我们几个男生心甘情愿地把她那份任务也一块儿完成了。孩子们的世界也有着规矩，一些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在我们心中萌芽。
　　 那时虽然贫穷，但是学习生活非常快乐。我遇到一位好老师，她就像慈母一样关心我、爱护我，传授我知识，教我做人的道理。遗憾的是，她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就调走了，但这段师生情谊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二
　　 一年级下学期，班主任换了一位老师，叫孙玉凤，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人长得很精神，个不高，短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但脾气却不怎么好。
　　 农村孩子顽皮好动、自由散漫，她刚来时看不惯，一天总是绷着脸，皱着眉，表情冷漠，尤其是说话时那种轻蔑的眼神，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同学们都不喜欢她。她要求学生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上课不准说话，不准笑，不准回头；不写字的时候双手要背到背后，挺胸坐直；回答问题要举手站立等等。那时候冬天特别冷，四面透风的教室只有一个铁炉子取暖，还没有煤，烧的都是玉米茬子、柴草，住火就冷。同学们手脚冻得跟猫咬似地疼，难免会搓搓手、跺跺脚，发出一些响动，但是她不管，只要违反纪律，她就惩罚。她有一手独门绝技——用粉笔头打人。她掷粉笔头飞常准，百发百中。
　　 后来，学校组织学生给老师写改进意见，我们大着胆子提出她应该改善态度的意见，居然很见效，她变得温柔起来，只是我们一开始并不习惯。不久，脸上挂着笑，成了孙老师的常态，我们开始喜欢她了。
　　 孙老师在教学上却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严格要求。有的同学偷懒不按时完成作业，她就把家长“请”来陪学生一块儿写，不论写到多晚，也要把作业写完才能放你走。家长们又怕她，又敬她。
　　 她心地非常善良。上面提到的曹氏兄弟，家里非常贫穷，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一挨肩六个小子，没吃没穿，穷得一件衣服老大穿小了老二穿，老二穿小了老三捡，上学没钱交学费，买不起书本，书包都是用破帆布口袋缝的。孙老师经常接济这兄弟俩，替他们交学费，书本、铅笔等学习用品基本都是她提供，换季的时候她还把自己亲戚家孩子不穿或穿旧的衣服拿来给他们兄弟穿，曹家父母非常感动，瓜果蔬菜下来的时候也时常给孙老师送点尝尝鲜。
　　 小时候，我的脑瓜特别迟钝，一点弯都不会转。记得有一天上语文课，学课文《乌鸦喝水》，老师读完课文开始布置作业，要求我们回家按照课文中描写的情景进行实际观察操作，然后把观察到的具体细节记录下来。
　　 那时，农村都是草房、土路，村子周围都是农田，别说石子，就连一块砖头都没地方找。因为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的东西，我愚昧地突发奇想，用黄泥搓成“泥蛋”晾干当石子，结果可想而知，水没浮上来，半罐子清水变成了一罐子“黄泥粥”。
　　 孙老师一共教了我们三个学期，从三年级开学就再没见过她，直到现在。
　　 她是一个知错能改的好老师，我现在想，她需要多大的勇气来正视自己的错误啊，记得有的同学说得很尖锐，可能她也听到了耳朵里了，可她还是不找我们的麻烦，认真地改了，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三
　　 升入三年级时，“民主小学校”黄了，原因是学校教学设施过于简陋，不具备继续办学条件。我们被合并到“幸福小学”。幸福小学在前“张家油坊”村，距我们村二里多地，是公社中心校，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哪个学年段都有，老师也大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公办教师。
　　 幸福小学条件比我们学校好得多，四合院，中间是操场，水房、厕所一应俱全，体育设施也比较完备。书桌、椅子都是新的、标准的木制桌椅，再也不用担心书包没地方放、椅子被坐塌。
　　 新班主任叫李真，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女教师。她身材匀称，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虽然脸上有些浅浅的麻坑，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美丽的容貌，和知识女性特有的那种风度和气质。她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烫着卷发，画着淡妆，衣着整洁、新潮，一双玫瑰色高跟皮鞋总是擦拭得明光锃亮。她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丈夫是村长，女儿活泼可爱，也在本校读小学。她博学多才，知识广泛，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是学校的骨干教师，语文教研组负责人。她待人真诚，热情友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口碑极好，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敬重和爱戴。
　　 搬到新的环境我非常高兴，不仅换了新课桌，而且还换了个新同桌。原先那个说话磕磕巴巴、满嘴哈喇子的讨厌男孩儿，变成了一位身材苗条、楚楚动人的美少女。我暗暗庆幸自己时来运转，遇上了这么个漂亮的女同桌。可是好景不长，这个看似温柔的女孩儿其实很个性。记得有一次语文小考，我只顾忙着答卷，没注意右臂占了大半个课桌，把她挤到了书桌边，她推了我两下没推动，就狠狠地在我胳膊上掐了一把，疼得我差点叫出声。我岂能容忍这样的“暴力”虐待，就想方设法报复她。下课了，我趁擦黑板的机会偷偷装兜两块粉笔头，上课时我在书桌中间划了道“界线”。开始她格外小心不过界，后来忘了，蹭了一衣袖粉笔灰。第一次她只瞪了我一眼，拍掉了粉笔灰没搭理我，第二次我做得有些过分，在粉笔道上加了口唾沫，她不小心又沾了一衣袖，拍打不掉，这回她急了，和我吵起来，还告到了老师那。我被罚站一节课，罚写十遍五十个生字，课间扫地三天。如果不是我“认罪”态度好，还要找家长来说道说道。吓得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惹她了。
　　 后来上中学时我们又分到了一个班，参加工作分配到一个单位，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好友。那些往事，倒成了我们闲暇时说话的笑料。
　　 李老师特别善良，我们班有一个乳名叫“香子”的女同学，和我住一村，暑假期间她母亲因病去世了，她父亲是生产队长，工作很忙，没时间照顾她，李老师就把她接到自己家，像照顾自己女儿一样照顾她，给她买衣服，辅导她功课。她在李老师家住了将近两年，直到李老师不再教我们了，她才回到自己家。
　　 上六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学校搬到了后“张家油坊”村，学校名字没改，还叫“幸福小学”，老师和同学也都是原来那些人。后”张家油坊”离我们村将近五里地，一条土路泥泞不堪。由于学校离得远，路又不好走，我们村一些女生都辍学了。几个老师还几次登门做工作，可还是没有找回她们。记得有一个老师从学生家走出的时候还抹泪，或许，她想起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不忍孩子们辍学。我们这样猜测。
　　 到新校址上学还不到两个月，一场大火把学校烧光了。那天早晨，我上学刚走到离学校不远的村口，忽然发现学校不见了，校舍变成了一片废墟。一些早到的同学正在废墟上捡拾被烧得残缺不全的书本和只剩下铅芯的铅笔。快到上课时间了，来了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说昨天夜里学校发生了火灾，校舍被烧毁不能上课，让我们先回家等消息。至于什么时候恢复上课、去哪上课，他也不知道，要听上级安排。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被告知新学校在“煤管局”（全称：东北内蒙古煤炭机械管理局仓库），让我们去那上学。“煤管局”离我们村更远了，好在通公路，交通方便。
　　 我们在“煤管局”幸福小学“幸福”地又读了一年半书，直到小学毕业。这期间又换了三位老师，一位梁姓男老师，一位叫李万瑞的女老师，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张志琴老师，张老师是我小学生涯中最后一任班主任。
　　 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小学毕业被推迟了一年。一九六七年六月，在经历了三次更换校址，历任六位老师，终于结束了我长达七年的苦乐参半的小学生活。
　　 非常时期的我们，幸运地遇到了好老师。真想把这些好老师找回来，我们这些老孩子重新回到教室，哪怕生命也不说，就是默默地看着，我想，也是很幸福的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给我任课的老师还历历在目，曾经的温暖一直在，可以跨越漫长的时空，温暖总如春。
　　
　　 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