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了知名作家阎连科的一篇文，题目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在于许多作家在寒冷中，比别人多有一件棉袄》，对我触动很大，忍不住想说几句话，发表下自己的见解，就算是文评吧，不妥之处欢迎大家跟评。
　　
　　 简而言之，这篇时评读后发现里边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异音”，一个是“棉衣”。
　　 先说第一个“异音”。
　　 开篇，作者认为现在的社会，现今这个时代，已“不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了。像十九世纪20世纪那个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以及作家作为主角的情形已不复存在；文学已被“边缘化”。现在的作家“只能当当配角”。而这个“配角”的任务与工作当然不外乎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了。这些从下面的议论中便可以看出。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说现在文学的“异音”已经销声匿迹了，已经听不见那“真实的呐喊”，看不见“记录社会真实”的作品了，更听不见批评时局的声音，看不到批判的锋芒，作家只有唯唯点头的现状。
　　 然后，列举了不少外国文学大家，佐证关于“异音”的论点。有大名鼎鼎的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美国的海明威，还几个名次不大的作者。说这些外国文豪们之所以名垂青史，原因是他们都敢于发出“异音”，能写出当时的“真实”，一言以蔽之，能“批判现实！”
　　 以此为据，又说这些大家们之所以会如此伟大，是因为们亲历了事件始末，知晓其中内情。“托尔斯泰若不参加卫国战争，若不当兵参战，他能写出《战争与和平》吗？”……云云。说只有经历过的作家，才可以拿出真实的不朽之作。
　　 这个说法，也不是不对。作家就是要深入生活，深入社会，亲临第一线才能有所体会有创作的素材，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尽管是老生常谈但理论上还讲得通。问题是，下文他又扯上了新冠肺炎。
　　 作者先讲道，在此次大疫面前，全国人民、全人类空前地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这说法确实一语中的，不可谓总结得很到位，然下面的意思就有点儿暧眛不清甚止含沙射影了。他说什么新冠竟是从武汉发源，是“从中国特色社会的缝隙里流泻出来的！”说在此疫面前，中国敢讲真话的作家凤毛麟角，而只听见歌舞升平；听见把哭声写作了庆祝的鞭炮声；只看见把血迹用鞋底抹掉的造假行为。说作家们不正视痛苦悲惨的疫劫，而却在忙于庆功贺喜，贴金歌功。
　　 这些言词，单从字面上讲，似乎觉得作者很有正义感，能痛砭时弊。但是，我们细一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一说法只是空中楼阁，没有事实来支撑，也有点儿偏颇偏激不符合辩证法。
　　 在灾难面前，固然不应回避残忍与不幸，应该如实记录；但是，鼓励斗志，歌颂英雄，以笔为武器给抗疫前线的勇士们擂鼓助威，鼓励患者战胜病魔的斗志，号召国人团结一致打赢这场阻击战，难道就有问题吗？难道就不是直面现实反映现实？只有记录哀伤和眼泪，记录某些失误，把这些负面的东西予以宣扬才算是“呐喊”，才算是为抗疫做贡献，才算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吗？
　　 在后面的文中作者还把这些文章比作炮弹，说这些作家的“呐喊”力量巨大，可以使敌人倒退！这不是在说梦话吧？如果有此能量，我们天天骂骂街，天天数落当局，指责一下他们的失误就万事大吉了，为何还要费神费力去建雷神山火神山，还要全国齐动员，成千上万白衣天使上前线呢？
　　 在此前的文中，作者曾说过现在的作家无力、无奈、无助，没法改变现状。说诗和文章既不能当枪炮又不能当面包，更抵不上一条口罩的作用。而这时一转身又变了说辞，把专写负面，专讲“真话”的文章，来说成无所不能的利器，说成了可以吓退敌兵吓走新冠病毒的万能神器。是不是有点儿前后矛盾？或说话不负责任了？
　　 下面，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棉衣”的论断。
　　 作者强调，“现在中国的作家，在寒冷中比别人多一件派发奖励的棉衣！”
　　 这个断言的不严密处，与其说它没有认真思考，不如说他是别有用心罢了。
　　 议论文，不只是拿出来一个论点就完事了。还应用相应的论据事实来佐证来充实。而此说却没有给出这些应当有的填充材料，叫人雾里看花越看越迷糊。“棉衣”这件比别人多出来的棉衣究竟是什么？是实物还是虚拟，是工资还是奖金？还有，那个“寒冷的天气”指什么？是冬天？是自然界的变幻，还是指某一社会现象社会现状？作者应该清楚，隐喻和借代的修辞手法，在政论性的时评文章中是不提倡运用，更不提倡半遮半掩；退一步说，即使使用手法无妨，那下面我们索性探究一下这个隐喻。
　　 首先，我们权把它理解为针对时局吧，因为本文的核心是讲时局，是讲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作家群体现状。那么，“寒冷的天气”当然就是当今的政治氛围而不是什么自然变化的冬季三月。既如此，当前的“寒冷”具体表现在那些地方？是高压政治吗，当前我国的社会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会主义”，是“新时代”。
　　 第一，我们国家的体制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它既没有一言堂的独裁统治，也没有最高领导的一锤定音，没有封建帝王的“朕即天子”；而是国务院三驾马车定事儿。虽说主帅的意见也很重要，但也要取得全体认可方能生效。其次，社会上也没有严酷打击不同意见、抓现行反革命的现象，没有搞白色恐怖动辄将不同政见者投入监牢的情形。国家政体的基本面应该是好的，上层建筑也是在励精图治夙兴夜寐的为国运费神，为利民费心。这是不争的事实。惩治腐败，精准扶贫，扫黑除恶等运动，不也证明上层在为民谋福祉，为国谋强盛，为政谋清廉吗？
　　 再看看百姓生活状况，比起改开前的社会现状与百姓生活，何止是天渊之别！忍饥挨饿衣不蔽体的现象还能找见吗？当然，全国的发展还不是很平衡，在某些边远闭塞山区仍有待提升改善，但总体来看，仍是比前好了不少，作者应该也不会对此有异议。
　　 第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现已成为在国际社会很有影响力的国家，已经敢与军事大国相抗衡而不再让人任意宰割。在国际事务中，我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国家的综合实力已上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某些尖端科技已居世界前列。在大灾大难前，国家的抗风险能力空前强大，与有些国家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所以说，这一被作者命名的所谓“寒冷气候”的社会现状并不存在。
　　 那么，“比别人多的那件棉衣”又是指的什么？在这儿又在起的什么作用呢？是指作家的高待遇高稿费，还是别的什么暗物质？如果是指待遇优渥，那未免言过其实了。比作家待遇高的不知还有多少人呢！工作拿报酬天经地义，何况在我国凡劳动者均有一份等身的工资在手，作者在此又怎能说只有作家群才有“一件多出的棉衣”呢？
　　 如果作者不愿明示其中含意，我们也就不妨在这里作一个大胆假设吧。愚以为，作者所谓的“棉袄”应该不外乎是上级的心意。如能按上级的心意办，写符合政府领导旨意的文章，就会得到保护得到奖掖，就会“在寒冷天气里比别人多一件上头派发奖励的棉衣！”说得很隐晦却也并不难解。注脚就在文中那句“上面派发的”上，稍动脑子就能译出。
　　 这就是作者的真实心理，他对写正面文章表示了不齿，表示了鄙视，认为那是一件不该穿的“棉衣”，是使作家“边沿化”的体现，是作家写不出大作，不敢“真言”，不敢直面“呐喊”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而耿耿于怀，说是作家们没了良心甘当御用文人。
　　 这一理论使他的“棉衣”说看起来十分勇敢十分公正，更显出自己的“清流”本质。
　　 但是，明末的“清流”们，只会高谈阔论，指责朝廷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在关键时刻，在关乎江山社稷存亡之际的表现如何呢？马士英就是明例，只有举手投降的“壮举”，哪有为国捐躯的“壮行”？难道还要让这一历史重演？作家食国绿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不宣传光明专去挑拣阴暗，也恐怕不太合适。“空谈误国”的事例应该引以为鉴。所以，对文艺界加强管理并非多余之举。对那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团结，以及毒害人们心灵的污秽作品，不加制止任其泛滥，后果应该不是国人的希望的。
　　 再说说那几个外国作家，那些为本文作者所推崇乃至请来做榜样的几个世界级作家们，其中不论是托尔斯泰写出巨著，还是海明威留下不世名篇，以及那几个作家们的大作，并非如本文所讲全是所谓的“直言”，也并非他们在书中只宣扬苦难、残忍与黑暗；他们的作品，在揭露丑恶的同时也在张扬着正气，弘扬着积极向上的力量，歌颂不屈不挠地抗争精神，以及扶困济危、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从《战争与和平》和《老人与海》等许多名著中，相信不难看出其中那股蓬勃的正能量和勇敢乐观的人生观。
　　 还有，这些作家们也并非因为身上没有“那件上面派发奖励的棉衣”而写出了洋洋大作，实际上他们也各自都有一个足以支撑其安心创作的生活环境与物质保障。托尔斯泰有庄园，海明威有薪水，生计不成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看作者的另一段话，在他的时评中，把现在社会比作“奥斯维辛”。据有关资料查寻，“奥斯维辛”是一个地名。1939年，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奥斯维辛便由纳粹德国控制，从此“Oświęcim”一词被纳粹改成了“Auschwitz”。1939年底，当地纳粹和警察头目计划，并由德国纳粹选址在此修建一座集中营。最终集中营建立在奥斯维辛城边开阔地带，此处为铁路交通枢纽，便于运输“犯人”。主营是整个奥斯维辛地区集中营的管理部门所在地。
　　 不难看出，现今的中国已在作者眼里成了当年纳粹铁蹄下的集中营！这一说法不仅让人骇目，更叫人记起了那话：“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沛公也！”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已不用解释。
　　 因而，不能不让人质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现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从哪一方面比是当年的“奥斯维辛”？是共产党屠杀了平民百姓或官吏儒生吗？是不是对反腐惩恶有异议？是的，反腐的长剑斩落了不少贪官污吏，扫黑飓风打掉了不少恶霸狂徒。但这难道在作者眼里就能认为是法西斯行为？看看现今社会，党和政府不仅减免了几亿农民的“皇粮国税”，而且又倒贴给广大农户种粮补贴、还林补贴等等优惠政策，更别说那不漏死角全面开展的精准扶贫，低保五保医疗保险，使人人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究竟作者的出发点是为了针砭时弊促其改观，还是专挑不足专写阴暗而不看大局不顾主流，以达到一叶障目，抹黑现政权的目的呢？把现今社会比作法西斯集中营？这样的结果又能让作者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是能得到某些人的赞誉，还是能从中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
　　 这一疑团，应该在作者的行文中已给出了答案。
　　 作者要求有良心的作家去写所谓的“真实”，进行“呐喊”，否则便认为作家都是“配角”，都是昧着良知在写作。他断言现在已不是出伟大作品的时代了，传世之作已在前两个世纪出完了。这话未免有点未卜先知的味道吧？
　　 固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出了不少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和文学巨著，如作者推崇的托尔斯泰等，就连中国也出不少大家巨匠。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代表作《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与《白鹿原》等（陕西作家）。同时，作者也可能忘了，文学史从来都是一条纵线，这条线总在向前延伸，与时代同步，而不是在某一阶段戛然而止停滞下来。从上古时期的《诗经》到春秋战国时的《离骚》，从李白、杜甫到柳永、李清照、辛弃疾，从竹林七贤到唐宋八大家，从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到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以及《水浒传》和闻名遐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一路传承下来，每个朝代都有名家的名作问世。为什么会作者就预料到今后没有大作了呢？是悲观过度还是预测术的问题？
　　 至于网络为祸源之说更有点牵强。不错，随着电子科技迅猛发展，信息化浪潮确实在冲击一切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但断言是这一变化挤掉了作家的创作天地，从而写不出佳作之言，恐怕还缺乏进一步的证据，只能算是一个臆想罢了。如果能认真地看看各家网站发布的作品，应该说其中也不少堪称大作的，无论严肃文学还是休闲文学作家，他们都在不懈耕耘，最有名的作者作品也有不少。
　　 所以，文学作品的优劣与知名度，原因应该不是文学作品的载体是什么。文字作品的传承工具，从上古时的树叶竹简，到活字印刷术后的纸张，再到今朝的电子传真，一路走来愈走愈先进，人们的阅读也罢存储也罢比之前更方便快捷更安全保险。所以，不是改变文学承载体文学传承就会断了链子，它只会因载体的变更而愈加先进更为科学。这应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吧。
　　 在文中，作者的观点是现在的文艺政策不太宽松，舆论管束较严。这话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严与宽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严有严的好处，宽有宽的长处。认为只有宽松的环境才会出精品，作家才好尽情发挥，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多产生于政治宽松的时代。然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时期的政治也相对比较混乱，如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如安史之乱的唐代。政治昏暗，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政权更迭也如走马灯，上层统治者奢侈糜烂不顾百姓死活。这些情状与今天的社会环境相比是不是有天壤之别？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家诗人愤懑悲哀，忧国忧民之情澎湃，以诉诸笔端泄之也就理所当然毫不奇怪了。然今天的社会生活平安，海晏河清，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战事之忧，没有颠沛流离之苦。没有杜甫《三吏》《三别》中所描写的情形。那种不仅生存无保障且有国破家亡之灾的现实已成为历史。百姓生存现状大幅改观，正在朝着小康迈进。在这种生存环境中，如果仍觉得不满足，仍要“秉笔直书”，仍要“呐喊”，就未免有点儿过头，有点不识好歹的意思了。当然，如作者列举的，以武汉疫情，以这场战争来抓捕政府的不足之处也不失为一可行办法，可看看结果便不驳自散。疫情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疫情发展现状与国外的对比等等现实事例，已经堵上了作者的口。抗疫战斗中的某些失误还真不应该被放大成反面文章的素材！
　　 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目前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观点，代表了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见。
　　 然而，仔细思一下，国家若不从舆论上给以治理，不给文艺界以约束，不分良莠任其疯长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恐怕不会太乐观。现在总有一些人不太不安分，社会好他也闹不好他也闹，如新疆香港，如之前的邪教组织等等。这些人总会无风起浪，钻制度空子。而他们追求的无非是西方的自由，是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他们要求照搬外国的制度，认为西方社会的自由就是人类社会的样板。但事实如何呢？远的不说，就拿今年的抗疫来说，究竟哪种社会制度更好，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如果真放开“言论自由”，其后果会怎样？满大街游行示威，就如香港之例；肆意杀戮平民百姓，就如新疆暴乱；淫秽书刊泛滥，色情暴力张狂……这些恶劣现象怎么收拾？国将不国家将不家，社会秩序失控，各种恶势力抬头。西方国家的自由，不正是这一幅图画吗？不正是这所谓的自由孕育了这些不安定的因素吗？
　　 在本文收尾处，我们再来看看这篇时评的艺术手法。
　　 首先，它的论点模糊，没有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一会儿说应允许“异音”，一会儿说作家身上有一件“上面派发奖励的棉衣”。一会儿说作家的作用有限，“无奈，无力，无助”，一会儿却又说在疫情来临时，作家的“真言”比大炮还厉害，是救世良药，与之前他讲过的作家的作品”还不如一个口罩一个面包”形成了“以子之矛击子之盾”的尴尬，自相矛盾。
　　 再就是，议论文讲求论据充分，事实翔实可靠无懈可击，政治色彩浓郁的时评更应如此。而纵观全文，作者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二十世纪后未出现文学大作，证明作家都成了“配角”这一论点。
　　 现在，虽然网络已普及到文学领域，但也不能说文学创作已进入死胡同，作家已变为了御用文人和哈巴狗。
　　 另外，作者对“寒冷的天气”和那件“多出来的棉袄”之说也没有给以明确解释，而是藏头掩面让人猜谜语。即迷幻小说，应该有伏笔有点睛的，本文啥也没有。
　　 另外，文章引用了不少外国大作家，说他们是亲历者，敢讲真言。这种做法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
　　 不知以上评价对否？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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