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农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乡村。去世后，葬在了村西的那片老坟湾。那里有我故去的爷爷奶奶、大爹大妈和父亲的叔伯兄弟。坟湾里长满了芨芨草，远远望去，父亲的坟茔若隐若现。
　　 坟湾如一个孤岛，又像一块凸起的腹胎，被大片的庄稼围在中央，疯长的芨芨草和周围的庄稼相生相伴、共荣共枯。靠东头有几亩是我家的自留地，父亲的脚印曾无数次烙在那里。每年春天，父亲抄着手沿着地堰踱来踱去仔细盘算如何下种，盛夏时节父亲弓着身子穿梭于丛中间苗锄草，秋天父亲挥舞着镰刀忙着收割，冬天父亲将一车车羊粪、猪粪洒了进去。地不哄人，父母勤快，这几亩地的收成一直不赖。
　　 父亲去世的那天，正好是夏至，地里的葵花苗刚长到一尺高。苗的腰身并不粗壮，相反显得有些稚嫩纤弱，但叶片葱绿舒展，向着天空高高擎起，正酝酿着蓬勃之势。它们挺直的腰身，像极了年轻时的父亲。
　　 年轻时的父亲是村里公认的美男子。父亲有着宽阔的肩膀，标准的国字形脸，山一般挺拔的鼻梁，特别是那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稍长一点就会自动打卷，在头顶蜿蜒成黑色的波浪，两道粗重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尤其让人羡慕的是父亲的牙齿，从未看过牙医，直到去世时都如玉石般洁白坚硬。
　　 父亲不爱说话，习惯于呆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点燃一支烟，安静地听乡亲们说长道短，也因此，他又是容易被忽略的那个。大集体时，他曾是队里的拖拉机手，经常乡野城里到处跑。后来包产到户后，除了种地，父亲还是一名泥瓦匠，拖坯子打地基，盖房子垒圈舍，父亲样样在行。我家现在的住房就是父亲亲手盖起来的，已近四十年了，是村里的第一栋红砖房。那时，乡亲们都夸父亲有本事，谁家需要砌墙盖房也都纷纷来找他帮忙，热心的父亲总是乐此不疲。沉默寡言的父亲，做营生专注细心，不会偷奸耍滑，面对别人的调侃，也常常是“嘿嘿”憨笑两声。不知何时，喻意老实憨厚的代名词“三皮锤”成了父亲的昵称，一直在村里叫得很响。
　　 父亲脾气温和，对我们从不挑剔，也从不打骂我们。围坐在一桌吃饭，我们兄妹几个却总是挑三拣四，看我们不爱吃肥肉，父亲就小心翼翼咬掉肥腻之处，将剩下的瘦肉匀给我们。什么鸡头，鸡脖子，鱼头，鱼尾巴，猪下水，那些遭我们嫌弃的边角料，父亲一一拣到自己的碗里。我们不喜欢吃的，父亲照单全收，我们打算扔掉的，父亲常会半路拦下。那碗放置半天的糟米饭，那被风吹干巴了的旧馒头，那热了又热的剩菜汤子，全都进了父亲的肚子。父亲总是将新鲜营养的东西留给我们，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眼里流露出慈祥的目光。对于经历过贫穷与饥饿的父亲来说，什么样的东西都能下咽，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活都能干。而我们，总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宠溺。
　　 父亲十九岁时与十八岁的母亲结婚。他们就像两个建设者，一生都致力于为我们建造这个家园，却在劳作的过程中总是意见不合。母亲性子急是个刀子嘴，总能挑到父亲的毛病，埋怨的话常常冷不丁就冒出来，父亲显然不爱听，可又不擅长辩解，只能拧着脖子沉着脸表示反对，在被激得不耐烦了的时候干脆躲了出去。父亲不会骂人，也不会还嘴，只会默默忍受，忍受生活赋予他的这一切。父亲活了七十个年头，从未与村里的人红过脸。
　　 父亲不爱出门，更不爱凑热闹，偶尔来趟城里，也是匆匆来了匆匆回去。记得有一次，父亲来看我，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父亲扛着东西“吭哧吭哧”上了楼，一进门却定住了。他看看我家的地板，又看看自己沾满泥土的鞋，将东西放在门口就要走。我赶紧一把将父亲拉进来，结果他在沙发上吸了一只烟就要走。我极力恳求父亲留下住一宿，可父亲说，他得赶回去喂猪，顺道捉两个鸡仔，羊也快下羔了。父亲一年四季不闲着，他的营生太多，总也做不完。
　　 父亲不仅对我们温和，对待小动物也有着一份慈悲。村里的家畜家禽，几乎都是父亲在照料。天还未亮，父亲已经起床，蹑手蹑脚地提着水桶出了门。睡梦中，父亲“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和此起彼伏的鸣叫声交织成在一起，形成一支原生态的乡村晨曲。为了给牛羊割草，父亲扛一把镰刀在晌午出去是常事，为了给羊羔接生，父亲又总是大冬天守在半夜。下雨的时候，父亲细心地为狗窝猪圈搭上塑料布，刮风的时候，父亲又惦记着鸡仔受凉。村里的两只野猫路过我家，父亲也会喂它们吃食喝水，久而久之，那两只猫竟赖在我家不走，只要看父亲闲着，它们就跳上炕，依偎在父亲的身边。
　　 母亲的唠叨，父亲的沉默，伴随着我们跌跌撞撞长大。怎么也不会想到，父亲会突然倒下。
　　 父亲身体的突然衰退源于一次奔跑。为了生计，父亲曾无数次奔跑。为躲一场雨，为浇一块地，为多收一点粮……父亲，常年奔跑在田间地头。那年，六十三岁的父亲，因为野鸡刨食地里的种苗，奔跑着与野鸡周旋。在一场剧烈奔跑后，父亲觉得胸口憋闷，我们带父亲到北京做了开胸手术。那一场大手术，让父亲元气大伤，父亲在炕上躺了整整两月。躺在炕上的父亲，强忍着疼痛，一声不吭。那场手术后，父亲开始了每天大把吃药，却无法抵挡身体的衰退。带父亲做体检，病历上罗列了一串文字。辛劳一生的父亲，好像一台高负荷运转的机器，频频出现故障。前年九月，父亲因脑梗彻底瘫在了炕上，半边身子不会动，也不会说话。可怜的父亲佝偻着身子安静地躺在炕上，如一株秋后的葵花，等待着光阴的收割。
　　 去年夏至，空中笼罩着悲伤，那一天，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按照我们这里的乡俗，人去世后，要过七个七，每隔七天上一次坟，叫尽七。塞外的阳光充足，但花期很短。葵花，要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努力发芽、绽放、结籽，完成自己的一生。那一个多月里，村西地里的葵花长势迅猛。每每回去给父亲上坟，都会看到葵花又变了样。到尽七时，葵花已经长至我们的肩膀处。它们看起来葱茏又茁壮，让我想起壮年时的父亲。他曾像这些繁茂的草木，默默地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大树，庇护着一家老小。
　　 腊月，去给父亲上坟，再次经过那片葵花地。正是三九时节，一场雪覆盖了陌野，葵花地里光秃秃的，只剩一片清冷空旷的白色。葵花是后套的主要农作物，葵花籽用来榨油或炒制成零食，葵花杆用来烧火，去掉瓜籽的葵盘晾干粉碎后用来喂猪。一株葵花，在奉献完自身全部的价值后，最终消逝于无形。父亲，何尝不是这样一株庄稼？走过激昂动荡的青春岁月，熬过忍辱负重的中年时光，步入身不由己的风烛残年，在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后终是归于沉寂。他对我们从无所求，却默默无闻地守护了我们半生。
　　 而今，父亲静卧在这里，与周边的草木融为一体。
　　
　　 （于2020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