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整理新闻稿件，发现一旧闻（针对于时效性极强的新闻而言），时间是2016年5月。原标题：拿下200厅官，这个省反腐比山西更猛。按时下的说法，标题就挺养眼的。
　　 报道说，往往一说起反腐力度大小，人们第一反应总是打掉多少部级老虎。于是，山西、河北、云南、江西、辽宁都榜上有名。不过，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在全国GDP排名第一的广东，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战役正如火如荼。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共拿下200厅官，独步全国。其中2013年，38人；2014年，95人（含27名正厅），平均不到4天就查处一个，数量居全国首位；2015年，查处厅级干部62人。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场官场地震几乎波及广东所有地级市，接近地市“全覆盖”。正如报道所说，“三年打掉200只老虎，工作难度、工作节奏、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顺着这一思路，笔者又在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又有新发现。一则报道称，2016年广东查处厅级干部149人，反腐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处分地厅级干部数位居全国前列。另一则报道是2018年10月来自澎湃新闻网的消息，从十八大以来至2018年8月，广东共立案查处厅官720名。这样掐指算来，2017到2018年8月不到两年时间就查处厅官360余名，反腐的力度可谓更大，拿下的厅官确实更多。
　　 更新的数字没能再找到，不可枉谈。就现有的数字不能说不漂亮，成绩也不能说不显著。
　　 可转念想想，漂亮的数字背后，我们似乎应该看到和反思点什么。
　　 一直以来，我们常常习惯于对某一时刻某一事件处置的点滴成功而动用一切手段一切力量去涂脂抹粉歌功颂德，而无意甚至是有意忽视了表面成功背后所掩盖和隐藏着的卑微和渺小。比如，某一灾难发生时，我们往往会因为在救援中取得了那怕是一点点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哪怕灾难还在延续，就盲目而急切地去大肆渲染和颂扬，又是庆功会,又是先进事迹报告会却往往容易忽略对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的探究，遗忘了灾难本身带来的切肤之痛，更遑论去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了。这样的事例已经很多很多了。
　　 面对不断膨胀的数字，在从正面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是否更应当看到它潜藏着的隐患。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步而成长，我们曾从政治和历史课本中知晓了也曾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因腐败不断而逐渐衰败直至垮台。历史的记忆还未褪去，而今，我们却又看到了并不愿意看到的党内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有人把他叫作中国特色式的腐败，这或许有些以偏概全，但着实让人会产生历史重演的担心。
　　 几十年前，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干贪污10万，面对许多人的说情，毛泽东力排众议，依法将二人枪毙。由此产生的巨大震慑作用，不敢说根除，但确实遏制了腐败的蔓延，挽救了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干部，确保了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政治清明，干群关系和谐，进而实现了毛泽东他老人家“共产党绝不做李自成”的心愿。几十年后的今天，众多的贪官污吏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动辙千万上亿或数十亿、百亿甚至千亿，催生了众多的大案、要案和连环窝案。连年反腐，却像割掉的韭菜，一茬刚去，一茬又来。所有这些，岂能是一句“反腐在路上”能说的过去，又岂能是一句“法治尚不健全”能解释清的。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忧虑！
　　 报道说，广东在交上一份重磅打虎成绩单的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一批素质过硬的纪检干部。这或许是真话。可问题是，这种锻炼法也难免有些奢侈，成本也太高了吧。如此说来，这样的锻练，意义是大是小？今后是该抑制还是提倡？是希望他萎缩呢？还是继续让他发扬光大？
　　 就在本文结束时，又翻出一条去年10月河北省3名县委书记同时落马的消息。虽说不是厅官，但同样作为省管干部，一省之内3名县委书记于同一天公布被查，还是颇有些轰动效应的，堪称大动作。资料显示，被查的3位分别是保定涞水县委书记王义民，石家庄晋州市委书记陈慧朋，廊坊永清县委书记刑华金，任期多在十八大以后。其中王义民2011年起出任涞水县委书记一职，至落马未曾发生变动。曾两次因土地问题被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陈慧明曾任晋州市长，2013年就任市委书记。刑华金曾任廊坊市政府副秘书长，2017年初外调永清任县委书记。
　　 这还算是一条不太旧的新闻。
　　 的确，反腐不能停歇，反腐永远在路上，理论上而言无疑是对的。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随着反腐的深入，形势却日益严峻，任务却日益繁重，路途却日益艰难，这与我们反腐的初衷恰恰是相悖的。
　　 有些事情，如果只是愿望美好，而结果与现实相差甚远，与民意背道而驰，再好的愿望也是空中楼阁，只会昙花一现。
　　 虽是旧闻,今天再看却仍有新意。但愿GDP排名第一的广东，能在反腐上作出样板，但不仅仅是成为反腐数量的第一，最好成为反腐质量的第一。唯有如此，这排名第一的GDP，才不会成为隐形的带血的GDP。
　　 广东是这样，其他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