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大哥个头不高，体格健壮，笑起来还有一脸的天真相，肉乎乎的脸总给人一种亲近感，走起路来一字一板，按母亲的话说就是为人“敦实”。他身上总有些气场，周围的人都能听从他的安排和建议，在家庭中他是老大，在弟妹面前他承担着父亲一般的责任。大哥聪明，做事睿智而圆满，也只有他能跟我严厉的父亲谈家常，母亲有事也都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可惜好人不长久，大哥只活了三十一虚岁生命就终结了。他走在盛夏，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诗歌中所说的那样：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一
　　 大哥生在红旗下，出生于建国后的第四个年头，比我大十岁，家中兄弟姐妹六个（小妹还没出生）全靠着一条小木船生活，过着僧多粥少的日子，这些原本自谋生计的船民自加入航运联社（后改为航运公司）后就成了大集体的职工，日子过得非常清苦，按社上的规定，满十五岁就能成为上升劳力，由社上负责分配工作拿工资，还在学校读三年级的大哥一满十五岁便主动要求退学参加工作，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他算是赶上了好时候，被分配到我们公司第一批拖轮上当轮船驾驶，刚开始步入机械化的年代这种工种特别吃香，走到哪都被人家称之为“老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哥就属于这一类型的人。自从他参加工作后我们小兄妹们就把他当成一个和父母一样的大人看待，因为他已经能凭着自己拿到的一点工资补贴家用了，自然在家中的地位也就高了。
　　 六十年代的服装没有什么新花样，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山装，大哥穿上中山装的样子真让人好生羡慕。尽管哥哥和我们一样都是行船的，也常常是十天半月才能见到一次面，因此见了面总是特别的开心，因为我小，大哥最疼爱我，每次都会带几块糖来哄哄我，只要有了吃的我自然就会围着他转了。
　　 船上的特点就是都在水上漂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与大哥的轮船碰面，有一次与大哥的轮船又遇到一起，他跟父母谈论着一个很正式的话题，我隐约感觉似乎与我有关，第二天母亲把我带到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那里有好多的小朋友，我跟着母亲来到一间办公室，一位和母亲年龄相仿戴着眼镜的女同志问了我几个问题：
　　 “你几岁啦？”
　　 “七岁。”
　　 “叫什么名字？”
　　 “小六子！”
　　 结果是引得满屋的人都笑起来，我不知他们为什么发笑，接着那位女同志说：“小六子是你爸妈喊的小名，在这里你就是一名学生了，要叫大名，知道你的大名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又是一阵大笑。那位女同志接着又对我说：“看来你父母没跟你取名，这样吧，你就叫‘育富’，育就是教育的育，富就是财富的富，以后一定要有钱，不能像你父母和我们这样，你在这里要多学点知识，将来有出席了就可以改变你的家庭，能吃饱穿暧，好不好？”
　　 “好”，妈妈也同意了这个名字，说正好跟两个哥哥字排一致。就这样我进了学堂，也有了老师给我起的大名。
　　 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大哥的功劳，是他说服了父母让我到学校读书，学费由他来支付。
　　
　　 二
　　 上学期间我和二哥寄宿在爷爷住的“马房”中。马房是解放前部队养马的地方，建国后就不再养马了，被航运公司收回来安排给退休的老职工住，也就是最早的养老院。我在马房中度过了我的五年小学时光。这期间每回大哥的轮船回来都会过来看我，帮爷爷做些事情，带我们上澡堂去洗澡，洗完澡还会带我们到对面的鼓楼饭店吃上一碗酱油面，我至今还记得那鲜美的面条味道。让我最期盼的还是他的轮船能进船厂去保养，每年的盛夏他们的木质轮船都要进厂上坡维修换木材、刷桐油，也都是在我的暑假中，只要大哥的船一进厂他准会把我带在身边，让我每天都能吃个饱肚子，而且每天下午他还会给我留好饭菜，到了钟点就端给我吃。过惯了饥一顿饱一顿日子的童年生活中能连续数天天天吃得饱饱的，没有比这更能让我记忆深刻的童年生活了，这样的生活都是我大哥平时从自己的口粮中省下来的。
　　 大哥所驾驶的轮船在船厂保养期间我时常会去四处溜哒，找同龄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有一天下午看到地上有一小小的花纸片便捡了起来，却原来是二十五公斤的粮票，在粮食最紧张的年代中这么多的粮票差不多是一家人半个月的口粮了。我兴冲冲地把这个战果交给大哥，大哥接过粮票脸上没有一点点开心的表情，皱着眉头问我是从哪儿捡的，我如实地告诉他。大哥把我搂在怀里说：“这不是粮票，是人命啊，哪个把这么多的粮票丢了肯定会着急的。走，你带我到捡到粮票的地方等，看看是谁掉的，我们把它还给人家。”
　　 我和大哥在船厂的一个角落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他留意着在此经过的每一个人的表情，连续抽了好几支烟，终于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失魂落魄走了过来，但见她东张西望，还不时地翻着自己身上的口袋，眼睛红红的，象似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两只眼睛象扫雷器一样紧盯着地面，恨不能把地上所有的树叶都被变成她所渴望的宝贝。
　　 旁边有人问：“姚大姐，你在找什么？”
　　 “我魂掉了，在找魂呢”，语言中充满了无限后悔。
　　 大哥赶紧走过去问：“你到底掉了什么东西？”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上街买米的，到了粮管所才晓得跟钱放在一起的二十五公斤粮票没得了，这日子怎么过啊！”说着又大声地哭了起来，已全然不顾自己的形象了。
　　 “大姐你别急，再好好想想，你那粮票是一张二十五公斤的还是几张加起来二十五公斤，是江苏省的还是全国通用的？”
　　 “就一张整的二十五公斤的江苏省粮票啊，走的时候我还特地把它夹在钱里面的，在路上还拿出来看的。”
　　 显然已经很清楚了，这粮票肯定就是她的了。大哥把口袋掏出来，里面有钱、还有几张粮票，他把粮票都反过面来，对那妇女说：“你看看这里面的粮票哪一张象你的？”
　　 大姐从几张粮票的反面一眼就认出了她掉的那张：“这是我的，上面还有一滴子油斑呢，中午吃饭的时候放在桌上滴了一滴汤在上面，我认得！”
　　 “我家小六子在这块玩的时候拾到的，这么多的粮票掉了肯定急煞了，我们在这里等了个把小时了，估计会有人来找，是你的你就拿去吧，收好了，别再掉了，赶紧上街去还来得及把米买家来，再不去就下班了。”
　　 姚大姐激动的神情就差跪下来叩头了，一口一个“好人啊，好人啊”念个不停。
　　 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大哥经人介绍找了位城郊定销户口的乡村女教师，那时我已上到初中，印象中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办喜事，客不多，只有几桌人，但我们也觉得很是热闹。我们这些小弟妹们从此有了个大嫂，家中又多了一名家庭成员，只要她在家，我们总是一口一个大嫂的叫个不停，别人问起来总是很自豪地说“我大嫂是个老师！”
　　 转眼到了我初中毕业的时间，由于我向往着和我的那一班同学一起走上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去体验一个全新的人生，和我一起的同学有的到了轮船上做了水手，有的进了工厂，按照我的选择就是跟我大哥一样到轮船上去上班，能够当上老大也是挻吃得开的。就在这等待的日子里，大哥知道了我的心思，说什么也要让我继续学业，我本来没有能够考取初中，怎么办？谁让我大嫂是老师呢，这时候她动用了她的有利条件，把我安排到乡下去读了初三。就这样我的人生也许就此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我的学校在一个与大嫂所在学校相邻的一个村子，大哥只有在他的船到港后才会骑上破旧的自行车来到离城十多里的乡村学校和嫂子一聚，每次大哥回来都会通知我，然后会做上一些好吃的饭菜等我放学来吃，过惯了一个人在学校吃食堂的日子，但大哥总是在嘴上提到我比以前瘦了、在学校没有好吃的等一些舍不得的话，把我说得也觉得自己是个苦命人一样。
　　
　　 三
　　 兴许是艰苦生活的磨砺，我的体育素质到了初三时开始突现出来。那一年的秋天我参加了一次县里召开的秋季运动会，跑百米赛时被一个高中的同学把我拉下了十多米，对我刺激很大，我用了一整个冬天的时间进行自我训练，每天天不亮就一个人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练习百米跑，到了第二年春季运动会要开始了，我听说咖啡能提神，就跟大哥提了一下，那时的咖啡只是听说，却从来没见谁喝过。恰巧大哥的船去上海，他为此在上海滩上找了多家店铺终于为我买来了方块速溶咖啡，等大哥船出去一趟再回来的时候运动会刚要开始，当大哥把一大包咖啡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激动得直抽泣，他摸摸我的头说：“喝了咖啡你要争个第一名，也为大哥争个光，我没上过几年学，全靠你来出出风头了。”
　　 赛前我请一位要好的同学帮我冲泡了一杯咖啡，这一次的百米赛跑我竟然把前一年那个同学反超出十多米的距离！我把这一成绩归功于大哥的功劳，是他的咖啡让我在比赛时得到了足够的精神支持，每次我喝着大哥带来的咖啡总会自豪地跟别人说：这是我大哥从上海带来的！那时候的人们出门的机会不多，在人们的眼中上海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城市，而我大哥则常去！酷不？
　　 我一直被大哥宠着，不过有一次大哥朝我发了一次很大的脾气，我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事后我一直为此事反省，错在我。那是临近过年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过年的年货，他拿了二十块钱让我上街去买肉皮，当时的二十块钱已经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月工资了，那个年代的肉皮是按计划供应的，我没听清他说的话，不知道到底应该买多少，实际上只要买几两就够过年吃的了，结果我把二十块钱差不多全用来买了肉皮，回到家他查点剩余的钱时发现我把钱都用在了买肉皮上，气不打一处来，急得暴跳如雷，当时我可遭了罪，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进去，大哥对我这么放心我怎能犯这么个错让他着急呢？心中的悔恨无法言表，原本过年的计划安排得好好的，这一项肉皮打乱了整个过年的购货计划，难怪他会这么心疼又着急上火，我内心充满了自责，但已无法挽回，每次想到这事便觉得对不起我大哥。
　　 从小就被大哥当宝贝，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哥发这么大的火，那一段时间中我总感觉大哥的情绪有些微妙的变化，有时还会为了经济问题跟大嫂拌几句嘴，大体就是大嫂说他的工资没以前那么多了，问了他几回：你钱到底用到哪去了？大哥总是找来充足的理由搪塞的，但他的这些理由在大嫂面前都显然苍白无力。
　　
　　 四
　　 我上高中时大哥开始自己建造新房，这其中我也出了不少的力，我约上了要好的同学一起帮他挑土打根基，帮他一起撑着小船去几十里外的窑厂拉砖瓦，然后再请假跟着师傅们后面打小工，凡是能出力之处我都会不辞劳苦。房子建好时我高中也毕业了，在山西当兵的二哥退伍回来也跟我一起住在大哥的西房间，我们一家人一直在水上漂泊，大哥能在城郊有了自己的家，从此家人在陆地上也有了个团聚的地方了，对船民来说这是一生中的大事，父母开心，兄弟姐妹们欢喜，来到大哥的家中尤如进了江南园林一般到处参观，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大哥是个豪爽之人，他的爱好就是喝酒，每天都喝，而且不管心情的好坏。1981年他在轮船当班里在长江遇到急流，导致船队上一条拖船碰撞沉没，对船队职工来说，船就是他们的整个家当，船沉了，家也就毁了，这是天大的事，事故的责任分析下来倒也没对大哥进行行政处理，因为沉船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一次意外，然而对大哥来说这一次沉船事故却让他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因为事发时是他当班，船队在长江中遇上落潮，顺流而下不好控制，撞上了长江中的航标导致沉没，四十吨的水泥船，一不小心就会碰一个洞，所以行船的都非常的小心，一沉也就冲了家。
　　 从此大哥的心中就像似压了一块石头，喝一次酒就醉一次。有一次船到港后他觉得胃不舒服就到单位的医务室去看医生，医生帮在他腹部摸了一下，建议他去县人民医院做个检查。他前脚一走，医生就对别人说：仇老大可能得了肝癌，肝部有好大一个硬块！
　　 在医院检查后医生问他：“你是一个人来的吗，没有家人陪他一起来检查吗？”医生只含糊地告诉他是胃病，让他住院治疗，他意识到自己得的不是什么小病，据他岳父后来说，那一晚他一个人躲在厨房偷偷哭了一场，当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而哭。大哥没有去办理住院手续，只是跟船队上请了假在家休息一个航次。第二天他还一个人到家附近的小河中去钓鱼，但很快便支撑不住，回家上床休息，这一上床就从此没能再下床，直到临终他都是在床上度过，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五十六天的时间。直到后来我学了中医才知道他这病跟他的心情有关，是长时间的心情瘀堵导致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已到学校做了一年的体育老师，正值暑假期间，我和父母每天都在医院里陪着他，看着他疼得满床打滚我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时起我真正悟到了“生命是脆弱的”的说法。大哥就这样走过了他人生短暂的三十个年头，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没有留下什么成绩，却留下了他年仅四个月的小女儿和我那做老师的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