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今年因疫情将高考时间重新调回到改革以前月的7月7、8、9，这特定的高考时间的改变让我禁不住再次回溯当年，回想起那场改变无数青年命运的考试。
　　 让我无法释怀的是前不久的一系列新闻，山东省聊城籍女子陈春秀意外发现自己2004年被人顶替读大学，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广泛关注，又爆出另一位聊城籍女子王丽丽也发现自己被人顶替读中专，另一位山东济宁人苟晶因两次高考被顶替进行实名举报。山东省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赶在今年高考前公布调查结果，前两起冒名顶替事件共有46人被处理，同时又宣布对苟晶”冒名顶替案”及其他“242人冒名顶替取得学历”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242人冒名顶替，意味着有242人被偷换了人生，这242个案子背后，应该有数以千计的违法违纪事件和涉案人。而从已经查实的案情来看，要天衣无缝地完成冒名顶替案需物色好被顶替者，或者叫牺牲品更恰当，成绩太好容易露馅，成绩不好没有用，最好找平时成绩不太稳定的学生，这样谎言才更有说服力。当然还要排查这些牺牲品的家庭出生，没钱没权没势的家庭当是首选，因为只有这样的家庭才更容易被蒙蔽、瞒骗和糊弄，哪怕事情败漏，也更容易用金钱摆平、用权力威吓、用势力压制。而恰恰正是这样的家庭，才最需要下一代有人能出人头地，也正是这些家庭出身的孩子，才最需要这场相对公平的高考来改写自己的命运。
　　 从古自今，我们所处的社会都是分层的，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在上层，五分之一的人在低层，五分之一的人在中间层，另外还有中上、中下两层。想要在不同层阶层之间流动非常之难，而教育是推动人们在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重要机制，高考则是其关键所在。如果教育这一推动机制失灵，教育的公平性丧失，相对处于底层的人们就更难突破阶层固化，不然，我们老祖宗也不会用鱼跃龙门这样生动形象的成语来比喻类似于今天高考的古代科举。
　　 除了这240多人外，还有多少人被列入牺牲品物色范围呢？对照一下自己，倒是十分符合牺牲品的条件，性格不争不抢，成绩不上不下，家境不好不坏，关键是父母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包括三亲六戚在内都谈不上什么社会资源，唯一能为我做到的，就是万一落榜可以到乡镇初中当一名代课老师，这已经是一个乡下高中女生最好的人生出路了。假如我的人生被偷换，那么我最大的可能是成为一名代课老师，而比照一位从此起步的同学，我最佳的人生路径就是创造一切条件进修学习、抓住一切机会争取正式编制、想尽一切办法杀入县城学校，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削尖了脑袋当个城里人。这是最好的假设，如果不是呢？我会不会草草嫁人、早早生子、浑浑度日？
　　 无论好坏，这毕竟只是一个假设，而山东数百学子却经历了真实的人生迭荡，彻底与大学失之交臂，彻底改写整个人生，而当事人却一无所知，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有可能偶然获得真相，原来这世间还有另一个人，偷走自己的果实、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身份心安理得地过着本不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而这人有可能是自己的同学甚至老师的孩子。真相竟如此触目，现实竟如此残酷。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可复制、不可逆转，那么改变这些被顶替者命运的人能量有多大呢？
　　 完整的利益链里，完成牺牲品物色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就要打通招生关节，还要伪造档案、造假户籍、截留录取通知书、通过高校入学身份核验等一系列流程，涉及地方中学、招生、公安、档案甚至邮政、高校等诸多环节，看起来很复杂，但用到的都是基层的微权力；操作不太难，但只要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满盘皆输。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精心策划的微创手术，眼光要精准、定位要精确、手段要精明、技术要精巧，最后的疮口也要细小精致。
　　 实施这一场场微创手术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山东2个顶替案就查处了46人，242个案例将会查处多少人？初略估算，5000个拥有微权力的干部将栽倒在同一个坑里。
　　 即使有再多的人栽倒也无法改变242个人的命运，新闻报道山东理工同意陈春秀入学，十六年过去，年龄、家庭、工作、经济压力等问题环绕，谈何容易。迟到的公道仍可以叫公道，那早就错轨的人生呢？早就褪色的青春呢？早就承受的生活重压呢？这是金钱、权力都无法抵偿的。另一位两次被偷换人生的苟晶通过自己努力目前生活不错，但不能因为她如今事业有成就可以逼迫她放弃愤怒、选择原谅。她说：“每一个善良的人心中都住着一尊佛，如果你推倒了‘佛’，那么就要面对‘魔’，不要拿人的善良当软肋！”
　　 优胜劣汰不仅是自然界法则，也是社会法则，作为这一法则的代表——高考制度被人为扭曲，势必引发不公，制造更多矛盾和对立。而高考成绩差别如此之大的考生，进入高校后多能顺利毕业，是社会关系在发生作用，还是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出了问题？
　　 除了这240多人外，还没有其他牺牲品存在呢？除了山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省份存在类似案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