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揭示了文学的生命价值和本质。
　　 文学不是自然原初存在物的复制品，而是自然的人化，审美想象的人化的自然。它是人类审美实践的产物，体现人的本质力量。自然，即人类整个的对象世界，既指自然条件，也包括社会和人。人类的特性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成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文学，和任何一种人类创造物，都是主体能动性积极作用的结果。因而，文学不是自然的、对象世界的纯粹的回声，而是关于自然的、对象世界的主观映像、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体现了客体和主体的交互作用。它是客体的主观化，主体的客观化；或者说是对象的心灵化，心灵的对象化，也正由此产生了作为人类创造物的文学的魅力和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客体、对象，由于主体心灵、情绪的外化染上了愁思别绪。而在《天净沙•秋思》（马致远）中，一连串不同的知觉表象组成了一幅萧瑟晚秋图，正是主观情思的征象。
　　 主体和客体，心灵和对象的辩证法，在文学中具体显现为情景合一。情和景互藏其宅、妙合无垠，构成了文学本体的特征。它是对立两极的统一，是新的生命体。客观对象世界的映像和创作主体对观照对象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外在的社会人生色相和内在的主体心灵情思，外形的刻画和神韵的传达，再现性的纪实和启示录式的象征，这些对立两极的统一，突破了主体和对象、情和景之间人为的界限。文学不只是表现恐惧或愤怒，痛苦或快乐，以及其它任何一种自发而又不自觉的情绪表现，这样并非就是艺术。文学也不是纯粹的再现，它不是忠实地复写和简单模仿现实中的客体状态，而必然地经由主体心理图式的过滤，即主体的能动性和选择性，从而使客体材料获得主体形式，并且往往灼然可见地表现出主体的内在心灵世界。
　　 马克思把对现实的实践关系和能动的创造性态度，规定为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本质。情景合一的过程，是主体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和能动性的过程。在情与景、主体与客体的系统中，主体始终处于积极的、主导的地位。王船山语云：“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姜斋诗话》）只有主体思想、情感和意志的积极参与，才会有鸢飞鱼跃的色相，飞动的灵境，丰厚的意蕴。
　　 主体的情感——意志，是造成文学实践活动中能动性的重要原因。它根源于人类发展的深层结构——精神需求之中。这种精神需求是创作的原动力。它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既是文学的，又是非文学的；既是超实用功利的、审美的，又是具有目的性的、自觉的。由此形成文学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统一。“悦人”与“悦己”，为人生与为艺术的统一。清人陈廷焯说：“情有所惑，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多为其粉饰，务以悦人，而不恤其丧己，而卒不值有识者一噱。”（《白雨斋词话》）人的审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创作主体只有情动于中，欲言于外，创作过程才会是自觉的，积极的，对象才成为他的对象，成为他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和确证。另一方面，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而，文学又必然是悦人的，具有社会价值。在这里，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统一，个人行动的目标和社会前进方向的一致，构成了文学的动力学和价值观的核心。同样，文学价值的多元取向和社会性质，决定它必须是为人生的，有益于促进人类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并且是通过遵循审美创造活动的独特规律，创造形象、典型和意境来实现它的价值。
　　 艺术审美过程中主体崇高地位的确立，使文学不再是“六神无主”，而是自觉的、能动的文学。它知道为什么创造，和怎样创造。